魔镜
我跟商队上路，一直走在队伍中间。不久就进山，到了彝区。那里也有大小关口，由背着枪的彝人守着。商队里一个人走到关口前，用彝语说了什么话，就让我们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前去办交涉的人是商队的保人。他和彝区的头人有往来，由他出面作保，商人出买路钱交给他，他去和彝区的头人交钱算账，所以他去和守关的彝人一说，便让通过了。听说交了保人买路钱，他还担保不至于被抓娃子。这样一说，我多少放了心。但是那保人交代，大家要跟他走，不要离队，离了队出事，他不负责。这也是小李给我说过的。
当天晚上，我们歇在一个叫鹊儿窠的地方。在这山角落里，竟然有一家汉人开了一个鸡毛小店。我们吃罢晚饭，洗了脚，店老板和大家打招呼："半夜要起来解小搜的，屋角摆得有尿桶，千万莫开门出去，被抓走了我不负责。"
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睡下了，哪里睡得着。半夜里大家忽然听到门外的山上有人在大叫："救命呀，救命呀！"
老板爬起来问："是哪个半夜里出门去了？"他一清查，果然发现少了一个商人。问起来原来是下午快到站时，他拖在后面，进栈房晚了一点，没有听到老板打招呼，半夜起来到屋外去解大搜，被埋伏在山边的彝人抓走了。一个商人说："哦嗬，他合该当一辈子的娃子了。"
第二天，我们到野鸡洞歇夜。我们到得比较早，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正在店里喝茶说话，等着开晚饭，忽然一个挂着盒子枪像个小头目的彝人，带着几个背着枪的彝兵，走进店里来。这几个人很讨厌，一进店就东张西望，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们有点紧张。但是我们的保人说："我已经打过招呼，这几个彝兵都是本地人，他们不敢抢从本地过路的客人的，不要怕。"我们才稍微放了心。
但是那个小头目很讨厌，他走到我的面前来，忽然看到我鼻子上架的近视眼镜，大概是感到很奇怪的吧，他一伸手就把我的眼镜抓过去了。他拿起我的近视眼镜，东看西看，然后照我的样子把眼镜戴在鼻梁上。因为我那是近视眼镜，他不近视，一戴起来，眼前的景象全变了，彝兵忽然变小了。他害怕了，抓起眼镜扔在地上，哇哇地叫起来，不知道说的什么。那个保人从地上捡起我的眼镜叫我戴上。他用彝语对那个小头目说了什么，还指着我戴上的眼镜。那个小头目一听，转身跑出门去，那几个彝兵也跟着跑了。
我问保人："怎么回事？"
保人说："我说你戴的是魔镜，你戴上没事，他一戴上就看不见了。我说你会魔法，说不定你一指他，他就会被定住，想跑也跑不脱了。所以他转身就跑了。"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晚，我们都睡得很安稳。大概是怕我使出魔法吧，第二天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几个彝人，直到我们平安地到了汉人地区的大桥。那保人开玩笑说："幸亏你这一副魔镜，他们没有再来打麻烦。"
我们到了汉人地区，到西昌还有两天的路程。大家都高兴，再也不怕被抓娃子，可以各走各的了。但是我却更不放心。这是到了国民党西昌行营的势力范围了，特务很多，我还不知道要碰到什么麻烦，我得谨慎。
我从冕宁县城过路，这里就是西昌工委的同志们想要发动暴动的县城。我注意观察，风平浪静的，什么事也没有，也不见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巡查放哨。要突然发动暴动，占领县城是可能的。我因为没有到西昌和工委书记黄觉庵同志接上头，不想和本地的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就径直走出县城。
从冕宁到西昌要走两天，我已经步行了好多天，脚打起泡，实在是走不动了，只好雇小马代步。西昌的小马实在小得出奇，我骑上去几乎把马背都压弯，真是可怜。所以我骑了一段路后，就下马来自己走。那小马的主人自然乐意。但我不知道那马是怎么回事，当我想再上马骑着走时，那小马却和我捣蛋，蹶子，把我摔了下来，摔得不轻。我就不信制服不了这匹小马，骑上马背把腿紧紧夹住，它再也摔不下我来了。可也怪，那小马就喜欢驮着我在悬岩边走，从马背上看去，马脚下就是十丈深沟，怪怕人的。我想，小马大概是吓我，要我下马吧。我偏不，我不望悬岩下边，便什么也不怕了。可是当我们走过一个小坡地时，那小马发狠地扬起后脚一尬，把我重重地摔了下来。这一下把我的脚崴了，连马背也上不去了。那马夫劝我改雇滑竿，并且替我去叫了一乘滑竿来。他却一个钱也不退我，只顾牵起小马走了。后来那抬滑竿的轿夫说，这些马夫惯会使这一套法术整人，那小马就听他的。我也不想弄明白马夫使了什么法术，坐上滑竿向西昌前进。
特殊病人
我坐了两天滑竿，终于到了西昌城边。我的脚还没有好，一跛一跛的。这还罢了，我不知道西昌的太阳这么毒，晒了两天，脸上和手背都晒得脱了皮，红一块白一块的，实在难看。
我到电信局找到西昌工委书记黄觉庵，和他对上口号接上了关系。黄觉庵看我这副狼狈样，反倒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正在发愁怎么安排你的住地，一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想出办法了。"
我问："怎么啦？"
他说："现在西昌行营特务多，对旅馆查得很紧，住旅馆很不方便。你又不好住到我的家里去，你要和下面的同志见面，我不能让下面的同志知道我的掩护职业和住地。现在趁你这个病号样子，我可以把你安排到医院去住，让你当个特殊病人，那里是没有军警来查号的。"
我说："好主意。而且我真的要治一治我的脚呢。"
老黄马上把我带到天主堂医院，住上了后院的单间病房。据老黄说，这后院有四五间单间病房，住的都是特殊病号。这个天主堂医院是法国教会办的，行营的特务不敢来骚扰，所以地方的一些黑恶势力，比如偷运鸦片烟的烟贩子，抢了人的强盗，只要出大价钱，就可以躲到这个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来。医院乐得多收钱，也是为了和地方势力结交，便在医院的后院专辟几间单间病房。因此我也可以安然地躲在这里做特殊病人，办我的公事。
果然，我住进单间病房后，发现那后院的特殊病房的确是藏垢纳污之所。我房间左右病房住的人，根本不像病人，人来人往，大声说话，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头的人，看来不是鸦片烟贩子就是江洋大盗，一定是受到外国人掩护了的。可是每天早上医生照样来查房问病和给药，正规得很。
我在医院里当了半个月的特殊病人。老黄先是把工委的几个同志找来，开了工委会，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我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分析和指示。随后我又和下面的一些同志见了面，也向他们了解情况和传达中央指示，告诉他们全国形势大好，我们已经开始全面反攻，再有三五年（当时中央就是这么估计的）就可以获得全国解放。大家听了很高兴，表示要积极配合解放区的斗争，发动本地的游击战争。在西昌城市要做深入的青年学生工作，特别是西昌技专的工作，为农村武装斗争提供干部。
在西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决定出院和老黄一块儿到冕宁县，就地研究发动武装暴动问题。临出发前，我对老黄说："从冕宁回来后，我想从西昌坐飞机直飞重庆，再从重庆赶回成都，向特委汇报。这样只要两三天就行了，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在路上耽误了十几二十天，而且很不安全。"
老黄说："从西昌到重庆是有班机的，但要早十天半月登记才能买得到票，并且还要铺保和照片。这些我都可以找人替你办，不过你要交一张照片，你有现成的吗？"这就叫我为难了，我从来不照相，这是规矩，我哪里会有照片带在身上呢？但是为了快一点回去，也只有去照一张了。老黄陪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他拿去托人为我订十天后的飞机票。我用化名登记，身份是行商，专门运土特产出去的。老黄托人办好这些身份证明后，我们才一块儿动身到冕宁去。
意外事件
我和老黄在冕宁妥善处理了有关暴动的事情后即回到西昌。既然我已经换成行商的身份，且有可靠证明，又买到了飞机票，自然就住进一个像样的旅馆，只等候坐飞机到重庆转回成都了。
一天，老黄忽然带着李逸来看我。李逸告诉我说，技专的党员从一个加入了技专三青团的进步同学口里听说，三青团正在技专查找共产党，据说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到西昌来了，行营正在调查。
我听了大吃一惊，我到西昌来的消息，怎么会被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呢？西昌这个城市很小，不过几万人，特务如果严密检查，很可能查到我的线索，这是非常危险非常紧迫的事。据老黄分析，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党员或进步分子被捕，可见敌人还没有打进我们内部来，还没有找到我们的线索。但是他们又传出有共产党的大干部来了，一定是特务的猜测。很可能是我们在技专的进步团体混进了三青团分子或学生特务，在进步团体活动中，听到了我传达的对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系统分析，汇报给了特务机关，特务根据这个情况，判断一定是上面的共产党要员来传达的，所以要清查。
我认为老黄的分析是接近实际的。特务显然已经开始张网，要想捉到我了。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要查找一个人，是可能查到的。因此，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躲到乡下去。老黄说，这倒也不难，可以马上躲到离西昌三十里的西河场去，有可靠的地方。但是我说最麻烦的是特务很可能要把守飞机场这一关。显然我不能再去坐飞机到重庆了。更严重的是老黄托人替我买飞机票时填的一张表格上有我的照片，如果特务查这些登记表时怀疑到我，拿到我的照片在各交通要道捉拿我，就会给我带来很大麻烦，要想早点回到成都就更困难了。因此要及时退飞机票，把那张有我的照片的表格要回来，而且要不引起特务的注意，这又是一件要冒很大风险的事。
老黄当机立断地说："退飞机票的事，由我想办法，现在最迫切的是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旅馆，出去躲避起来。但你一个外乡人现在出城下乡，怕也有危险。我想最安全的地方还是天主堂医院。那里看起来还没有引起特务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他们怕外国人，也不敢贸然到那里突击检查。你在那里住过，那里藏垢纳污，你是知道的。外国人不会允许特务到他们的医院去检查，即使要去检查，事先他们会得到通知，让那些人逃走。所以你现在就装病，住进那里的特殊病房里去吧，我们在那里有熟人，会安排好的。不过你的去向，不能让这家旅馆的人知道。"
老黄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果然经验丰富，临危不乱，他不仅义不容辞地把退票的艰难任务担起来，还为我找到安全躲避的地方。事情已经很紧迫，我马上就得搬去。老黄也说："别的事情，等搬到那里去以后再说吧。"
我其实没有任何行李，房钱是一来就交了的，说走就走了，没有引起旅馆任何人注意。到了天主堂医院，老黄已经找人疏通过，一去就住上了，还是后院的特殊病房。自然我还要装出有病的样子，上次是治脚跛病，这回是脚跛病又犯了，自然还加上感冒和咳嗽。
第二天，老黄就到医院来看我。我对退回那张照片最担心，问他办得怎么样了。他从身上拿出那张贴着我的照片的表格来交给我，说："办好了。"
我真感到老黄的神奇，我说："嘿，老黄，你真神了。你是怎么办好的？"
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的，虽然有很大风险，但是办在敌人前面，就平安无事。我在电信局工作，造一封假电报是不难的。我造了一封你的生意联手人从会理发来的电报，说有一笔大的土特产生意要谈，机会难得，让你马上到会理。我找人拿着这封电报到飞机售票处去交涉退票。正有很多生意人等着想买票呢，售票处的人乐得，还可以吃退票折扣，马上就把表格退回来了。"
老黄说得那么轻巧，但是我明白，他作出这样的决断，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
我正想和老黄研究我下一步棋的走法，老黄却说："你不从重庆走，也许是好事。我才得到成都来电，你看吧。"
我接过电报一看，是特委发来的密电，上面说"渝号海损，速归善后"。我大吃一惊，这明明是说重庆的党组织出了问题了，叫我不要到重庆去。这样说来，在西昌出的坏事倒变成好事了。也许我要去接头的地方已经被敌人控制了，如果我赶早到重庆去，岂不是落入陷阱？老黄说："我想的正是这样，幸喜你没有去重庆。"
声东击西
我和老黄研究下一步棋的走法。老黄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敌人一定会撒大网来捉拿你，你马上回成都是有风险的，不如由我们来安排一个可靠地方，你先躲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了，你再回成都。这样的安全地方，我们这里乡下有的是。比如到礼州中学章润瑞那里去，或者到冕宁的当乡长的党员家里去，或者到会理党员县长的衙门里去。"
老黄从我的安全考虑，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我必须赶快回到成都去，因为我要代表特委到香港去向上海分局汇报工作，已经和香港约好，我必须按时到达。但是我不便把我将去香港的事告诉老黄，只能说，眼见重庆不知出了什么事，对我们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应变措施，这些都得让我赶快回成都研究，所以我就是冒险，也得赶回成都去。我说："我知道他们会张网捉我，但是就凭刚才你收到的这封电报，我倒想了一个声东击西之策。"
老黄问："什么声东击西之策？"
我说："我想特务估计我一定是回成都，因此在从这里到成都的路上，一定建关设卡，派兵把守，严密检查。但是我却发一封电报到重庆我准备接头的地方去。我想特委发电报来，一定是那里已经不安全，可能特务已经在那里设埋伏等我，他们一定会收到我这封电报。我在这封电报里就称我有生意将去昆明洽谈。特务信以为真，便会通知西昌行营派重兵把守南路通道，放松北路通道，这样我就可以乘机从北路回成都去了。这不就是声东击西之策吗？"
老黄说："这声东击西之策虽然好，但是也很悬，要是他们仍然重兵把守北路呢？"
我说："这个是可以测验出来的。我发出电报后，你通知北路冕宁、南路会理的同志，看这几天特务兵力的调动如何，便可知底细了。那时我们再做出决断，看到底怎么走才比较安全。"
老黄照此办理，向重庆发出我拟的电报，同时通知冕宁和会理打听特务活动情况。果然，电报发出后不几日，特务在南路的活动明显加强，一路关口检查较严。以此我做出决断，从北路走。
当时老黄和我研究，认为就是从北路走，也不走通常旅客走的冕宁过彝区到富林这条大路，而改从泸沽到彝区，转喜德沿越西到富林这条小路。这条路比较艰险，爬坡上坎的很不好走。也没有护路的部队，像样的客商是不走的。老黄说，外边都传，这条路的土匪很多，杀人越货，其实这些土匪就是本地土霸王和袍哥放出来的"棚子"，只要走路的向他们交够了买路钱，他们是会让行商走路的，他们也不想断了自己的财路，有时还有意地保护，不准那里的彝民抢汉人做娃子。看来虽然不大好走，我也只有走这条小路了。
"当然，"老黄说，"两条路最后都要过富林这个口子，那里有一连国民党的宪兵把守着，特务很多，就看你怎么变出神通，过这一关了。"
我说："到了那里临机应变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留在西昌总不是长久之计，冒险也得上路了。"
我扮成收山货的行商到了泸沽，特意在栈房里和一些也正要走这条路的行商结伴，大方地请他们喝茶饮酒吃饭，几下子就混熟了。一路上互相照应着，过了许多关口。那里只有本地的土兵查号，一看是一群打伙过路的行商，便收下他们规定的买路钱。我们交足了，自然便让我们过关了。
但是我知道，这些关口不算什么，最难过的关口是富林。我已经走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河的对面就是富林，我要过的难关就在我的面前了。
巧过难关
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和我一同走的客商都很高兴地过河，走向富林镇，我却是忐忑不安。我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从容地跟着大家走进富林镇。我们到了富林的大街上，这些行商大概常来常往富林，直接走进他们熟识的旅馆，像老相识一样和旅馆的老板和茶房打招呼，各自安排了房间。我也安排了一个单间客房。接着客商们便照老规矩，在旅馆的大堂和门厅、走道里摆好的安乐椅上一坐，就着茶几喝茶，说起闲话来，有的还叫茶房端来热水烫脚。
我看这倒好了，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随俗，喝茶、烫脚和说闲话。他们和茶房说着说着就扯到后街的鸦片烟馆和半开门的娼妓院上去。有的问："云雾山庄还是那么床对床人挤人吗？"有的问："夜来香还那么香吗？"茶房都一一作答，鼓励客商们到和他们有关系的烟馆和妓馆去玩，说新来的什么姑娘多么甜，唱的曲子多么好听。这些茶房本来就是拉皮条的，说不定那些烟馆妓馆，就是这些旅馆的老板开的。不是在这个码头上说得起话的袍哥大爷，谁敢在这里开旅馆、烟馆和妓馆？
我越听就越有门道了。我只要和他们混在一起，晚上上街吃罢饭就到后街玩去，玩他个深夜才回旅馆，就可躲过宪兵的检查。于是我也参加到他们"说荤话"的行列里去，胡说八道起来。
大家喝完茶，洗完脚，三三两两地邀约着上街去了。我也和在路上谈得拢的三个客商一块儿上街吃饭。饭后就陪他们一块儿到后街一个叫云雾山庄的鸦片烟馆里去吞云吐雾。我过去没有抽过鸦片烟，也不会烧烟泡子，那里有现成的枪手，可以替你烧好烟泡，为你掌枪，你只要张口吸就是了。同去的客商说，稍稍抽几口鸦片，可以提精神。我吸了两口，便感到头晕，真有云里雾里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他们享受的味道吧。我不敢多吸，怕吸晕了，便慢慢吃着烟盘边摆的茶点水果混时间。
同去的一个客商意犹未尽，又拉着我们到另外一家烟馆去抽花烟。有两个客商不愿意去，推说要回旅馆去休息，便告辞走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花烟，只想在外面多混些时间才回旅馆，便随他去了。这是一个平常的居家院子，推门进去，便有几个姑娘出来欢迎，原来我们走到半开门的妓馆里来了。这真叫我有些为难，我是绝对不会玩女人的。走进房间后，发现一间一间的房里，都摆着点着烟灯的鸦片烟铺，每一个烟铺上都有一个姑娘躺在一边，帮助客人烧烟泡装烟泡，为烟客掌烟枪。这大概就是吸花烟了。价钱自然是要比一般烟馆的枪手要贵得多。有的烟客一面吸烟，一面就和姑娘打闹调戏起来。有的调戏一阵，烟抽足了，便拉拉扯扯地到另外的房间里去了。
我根本不愿和那姑娘枪手有任何调戏的动作，连看也不想看她。我忍耐着吸了两口烟，都吐了出来，不敢往肚里吸。我慢慢地喝着茶吃着水果混时间，等那个同去的客商把烟吸够，和姑娘调戏够，幸喜他没有和那姑娘去睡觉。等他到底玩够可以回旅馆时，我一看表，已经是十二点钟。我想宪兵查号的大概早查过了。
我们回到旅馆，果然，茶房说，查号的早已来过，一听说我们都到后街去了，便只是翻一翻登记簿，看都是一些行商，也没再问什么。茶房说，客商们可以睡觉了。我仍然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床，一夜没有合眼，直到第二天天亮，我早早地起来，和茶房算了账，雇上一乘滑竿，轻松地走出了富林。
我没有想到，这么轻松地过了这个大难关，一路顺风地回到成都。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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