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瑜伽

在福州的南边，有个村庄叫“林浦”，准确地说，应该是“都市里的村庄”，因为，村庄就面对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福州规划馆和喜来登酒店、中庚聚龙酒店，那可是福州最新的会展岛都市圈。由于文化底蕴的深厚，林浦村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游客流连往返。

（林浦村位置图）

不久前，为深挖林浦的一些历史文化往事，我随《闽都文化》主编黄文山老师专门到此匆匆半日行。文山老师老当益壮，文思如涌，参观后不久就有散文稿问世，而我后来却因为别的事情，迟迟没有动笔，拖延了许久，在前辈面前实在感到惭愧。

按如今的旅游线路，进入林浦村后，先到的是南宋末代小皇帝行宫——泰山宫，在泰山宫和濂江书院游览后，再入村庄。传统文化村落林浦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泰山宫、濂江书院、林桥、断桥、尚书进士牌坊……这些，许多文坛大咖、文人墨客、直播客和游客已经有众多作品触及。挖掘什么，从何着手，也对我提出了挑战。

走进村子，如果不得要领，就像走入了一个迷宫，但无论怎么走，林寿熙宅是必定要经过打卡的。这座大宅是如今林浦村保留最完好的一座豪宅（当然，是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豪宅，以今人的眼光不一定谈得上豪宅）。

（林寿熙宅）

解说员介绍，来林浦没来林寿熙宅等于没来。此人与清末庚子事变后的北京重点建筑颐和园和正阳门有密切关系，捐巨资修了北京正阳门，在当时的清廷圈子树立了好形象，这个讲述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激发了我挖掘林浦历史人物另一面、探寻林浦历史人物与北京连接纽带的动力。

先申明一点，本文不是游记，只是一种历史探索。先从两位福州籍人物开始说起。

第一位是林浦村的林寿熙。本文主要焦点是林浦村，所以要先讲一下林浦的这个人物。翻阅资料，林寿熙1866年出生于林浦，这个以林姓为大族的尚书进士之乡，并没有给林寿熙带来多少福荫，他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就到仓山的木材店打工，因为勤奋，受到老板的赏识，当老板把生意扩充到天津时，把林寿熙派去当了天津店的主持人。慢慢地，林寿熙有所起色，积累了大量经验和北方人脉，之后，在亲友的资金资助下，林寿熙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木材商行。凭借着长期积累的生意经验和福建得天独厚的木材资源，林寿熙在北方干的风生水起并打入北京市场。林浦村讲解员介绍说，此时，他已成为在北京的福建木材巨商。这种结论依据何处？到底有多“巨”？查找了许多文献，没有结果，甚至在清末的福建木材“巨商”资料中，林寿熙的行踪也很难寻觅。现有的解说词和文章，是重申“巨商”的定性结论，就是，说林寿熙是巨商就是巨商，至于怎么成为巨商的，之后的行踪有什么，论证性的表述基本没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寿熙至少是个富商，发迹时间当在清末，大概是1900年前后（光绪二十六年，本文依中国文字传统，涉及朝代年号时用汉字，涉及公元时用阿拉伯数字）。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林寿熙实际上已经有了雄厚的实力。这段时间，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应该经常在北方和福建两头跑。这些无需论证，家族后人依据事实而说即可。

第二位是陈璧。陈璧1852年出生于福州闽侯县南通镇苏坂村（以如今的线路，驾车从林浦经螺洲大桥到苏坂只需20来公里）。与林寿熙从小自底层打拼开始不同，陈璧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1877年考中“进士”后开始了仕途生涯，在几个省官场历练后，调到京城当顺天府巡视中城御史（顺天府即北京。当时顺天府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城，中城算是核心区域，职权比现在北京的区应该要大些）；庚子事变当年（1900年）“署顺天府府丞”（代理北京市副职的意思）；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就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市主要领导）；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陈璧奉派估修正阳门工程，同时力主在北京设“五城中学堂”（中国最早的公立中学，现在北师大附中），聘福州人林纾为总教习；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任商部右侍郎，这年正阳门重修工程开工，之后卸掉顺天府府尹；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署户部右侍郎补授度支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署顺天府府尹（这次是兼顺天府府尹）。这之前清朝廷涉及铁路、邮政、船、路等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分别管理的，在1906年这年归并在一起设立“邮传部”（类似如今的工信部交通部），尚书（部长）更换比较频繁，比如福州人林绍年在1907年就短暂代理过尚书；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陈璧就任“邮传部尚书”，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两年，算是清末任期较长的部长，在他奏请下，此时期创建了交通银行。

陈璧是清末福州人中官职较高的一位，对福建船政曾经做出过贡献。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896-1899年），因母亲去世，他请假回福州奔丧守孝，见福建船政局造船业不景气，多次向上层提出整顿的建议并被采纳施行，对促进福建船政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段时期，他还主讲过凤池书院，并同福州的一位银行资本家孙葆缙以及林纾、末代帝师陈宝琛共同创办了福建理工大学（原工程学院）的前身“苍霞精舍”，由林纾担任苍霞精舍总教习。在此期间，陈璧与林纾交往甚多、结下友情。陈璧以后在北京创办五城中学堂，就聘了林纾任五城中学堂总教习。陈璧回京后，同几位在北京的有头有脸的福州人如林纾、严复、陈宝琛来往密切，相当于形成个京城福州人小团体（其实只要人数足够多，各省在京城都有小团体）。

梳理陈璧和林寿熙这两位同在北京发展的福州人的时间点，一位是官人、一位是商人，因为陈璧在外做官期间曾经多次回到福州，也许就在陈璧回福州的某次，林寿熙某个时间从北方回来，在某个场合同高官陈璧开始有了交集。此后，林寿熙作为在京的福州人，虽然没有足够的名声和成就，但凭借着财力，应该也在京城福州人小团体里混了个眼熟。

其次，简单说说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

光绪后期，西方的洋教进入中国后发展了很多教民，对以佛教道教为主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思想传统冲击，并进一步演变为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势力。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许多教科书在理论上做过剖析，本文就不再赘述，只讲表象。先从山东开始，中国人自发组织了“义和拳团”团体抵制外教，并爆发为武力冲突，此时地方当局开始出面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冀方向流动，使北京地区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战场。再加上义和团混入了许多地痞流氓，趁机在京城搞些打砸抢，一些活动渐渐有些失控。

义和团运动初期，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一方面在意识上不接受国外洋教文化的“侵入”，另一方面对洋人在中国的耀武扬威也很有不满，在思想深处希望有股势力来抵制洋人。但是慈禧的统治手段极其笨拙，发展到最后，官府从后台跳上前台，把民间演义变成了官府登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的干支纪年方式是“庚子”年），义和团为主，把几个国家的一些外国人和数百中国教民围困在北京一个教堂（西什库教堂）里，向洋人和洋教开始直接攻击。一天，德国公使在去和清廷交涉洋人处境的路上，被义和团打死，这给了八个国家一个借口，联合攻入北京，大肆屠杀中国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慈禧害怕外国人找朝廷报复，就带上光绪皇帝，以打猎为名（美之名为“西狩”）溜出北京，一路向西安逃跑。历史上有名的光绪珍妃，就是慈禧在逃跑前，因关系不睦不想带着跑，就以不能留在宫内让洋人玷污为名给除掉的。

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中，北京的正阳门和颐和园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正阳门就遭义和团损坏过，八国联军占领时更是在北京放肆地为非作歹，就是这个时候，正阳门又被八国联军的士兵烧火做饭时烧了。

慈禧西逃后，把与八国联军的和谈事宜全部甩给皇室宗亲庆亲王奕劻。在这个混乱的日子里，陈璧作为顺天府的留守领导，协助奕劻以及入侵占领者八国联军，直接实施着京城的管理和治安工作。可以说，陈璧在此期间对北京的贡献是巨大的。

接下来要谈谈北京的正阳门了。

前一时期，北京的中轴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正阳门就在中轴线的南边轴线上，这个门从明代开始设置，以后就是明清都城的正南向城门，具有“国门”的象征意义。与当今门的通俗概念不同，有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城门建筑中的“城门”，不是单独的一个“门”，而是一群建筑的集合体。最早的正阳门仅仅是个城楼门，演变到后来，就包括了几个建筑：城楼、箭楼和闸楼，前后左右“楼”通过城墙围成一圈，中间部分叫“瓮城”。几个楼的楼底部都有门洞，供人车通行。北京人习惯称正阳门为“前门”。有个香烟的品牌叫大前门，烟盒上的图标就是正阳门的箭楼。这样，由于国人比较熟悉那个香烟，反而带来了一个错觉，认为大前门烟盒上的那个箭楼图标就是正阳门。其实，箭楼只是正阳门的一个楼。

（正阳门整体建筑示意图，当中的瓮城，呈长方形，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5米。）

（庚子事变前的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比天安门还高9米）

由于正阳门在北京中轴线上，方位正对皇宫，当之无愧地就成了京城的正门，是重大仪式的出入口，也成为中国国门的一种标识。特别是最南边箭楼的正中门洞，那只能皇帝走，平时都是关着的，老百姓只允许从瓮城左右两侧的闸楼门洞进出。

（如今的正阳门箭楼，“箭窗”有86孔。图片摄影杨秉坤）

（如今的正阳门建筑示意，可以看出，原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已被前门大街横穿）

箭楼外面，就是牌楼，再往南，店铺林立，全聚德烤鸭、北京二锅头之源“源升号”、谦祥益丝绸、“瑞蚨祥”牌民族服装等中华老字号源泉店都在这里，是老北京延续至今的前门商区，也是老北京的象征，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无以取代的地位。

（正阳门牌楼旧照，后方为箭楼，牌楼外就是北京前门商区）

正阳门从建起来后就屡遭破坏，最严重的毁坏在庚子事变中，先是义和团烧前门大街的洋货店，连箭楼都被祸害，接着八国联军用大炮攻打北京时正阳门又惨遭轰击，再接着是城楼被八国联军士兵的火给烧了。

（在庚子事变中被烧毁的箭楼）

1902年，慈禧和光绪从西安避难后返回北京（回銮），为了让最高统治者从正阳门“体面地”进入帝都，当时的留守政府居然还用简易材料搭了个装模做样的彩牌楼以表示正阳门。慈禧从门洞穿过时看到这个模拟物五味杂陈，不久后就下令重修正阳门。

（1902年，慈禧光绪回京时，看守政府在正阳门原城楼的位置搭了个彩牌楼。）

第四，谈谈重修正阳门。

重修正阳门，就要重修整个建筑群，包括城楼、箭楼和瓮城。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钱。要多少银两呢？接受预算估修任务的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和陈璧（时任顺天府尹）测算后，在1903年提交了工程总造价“四十二万九千余两”的奏折。当时的清王朝内外交困、国力凋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去修正阳门，慈禧就下令各省“报效”，“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按照这个旨意，福建省要摊派万两。各省摊派后还不够怎么办？一条途径就是民间赞助。

这里要插一段清朝的官员捐纳制度。清朝的选官，路子最正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基本就可以当官，可是据统计，科举考试正常三年考一次，每次考上进士的大约三百吧，平均一年只有百来名进士。在清早期，一年不止缺官员一百多，那么，进士不够就要有其他的候补官员来源了。这些不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的，大约有这么几个来路，一是王朝宗室子弟，凭血统躺着“恩荫”，二是拿钱买官，三是武官凭战功。

不像现在，一提到买官卖官，是官场腐败的表现，为大家所痛恨。中国封建王朝早就有买卖官衔的做法，在清代，买官卖官更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制度，叫“捐纳”。之所以作为国家正式制度，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没钱，特别是碰到大的自然灾害或者重大变故时，尤其缺钱，朝廷就想方设法扩充点钱的来路。国家财政不够，大家来凑吧，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后期靠这种捐纳得来的钱，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在捐纳中，总要出个名目，有能力的捐款，叫捐纳事例。比如清廷北洋水师要买军舰，就出个买军舰的题目，号召捐钱，出钱的人给你个官衔。实际上，北洋水师购买军舰的相当一部分钱就是这么来的。历史上的一些名人，比如袁世凯还有福州人严复，都捐纳过。捐纳的目的最终要落实到有官位，买方是出的起钱的人（包括平民和现任官员），卖方当然就是国家了。买什么职位品级的官也有非正式文件规定，除了大官和非常重要部门不允许“出售”外（比如总督和吏部等），其他中下层的官员等级明码标价。捐纳人一多也怕良莠不齐，不是说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朝廷在表面上还要拉块遮羞布保证人员质量，要查查本人祖上是否清白、是否有足够的资历和影响力享有这块官牌，有历史污点的不能捐纳，也限制商人捐纳，捐纳时还要有在职官员担保。有个传闻，道光年间有个大商人花钱捐纳得了个知府实缺，道光帝接见他时，知道是个商人后马上就说，做买卖的当官当不来，还是回去做买卖吧。到了清朝后期，买官情形泛滥了，导致整个捐纳制度失控。在清末，实缺官位3万多，捐纳等着候补的就有20多万，要有足够的银两才有可能捐实职，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花钱买个虚衔。可以说，没有相当过硬的门路，捐纳候补基本上就是“候补”终生。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为了给自己增加些政治资本，跻身权贵阶层，就是没有实缺官位，也要捐纳个官帽虚衔来光宗耀祖。至于说几品官虚衔，就要看捐纳多少银两了。乾隆时期，虚衔的价格比实职要低很多，以道员为例，实职为一万六千四百两，虚衔仅为五千二百四十两，这种道员官方的叫法为“职衔道员”。乾隆以后，价格折扣率就越来越低，到光绪年间，折扣率大大掉价，捐个实衔道员只需四千多两，虚衔就更低了。

林寿熙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期，也许是福州老乡陈璧透露了正阳门修缮还缺一大笔钱的信息，加上有陈璧作为现职官员的担保，向正阳门重修报效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捐纳，事由是重修正阳门。捐了多少？如今林浦村的资料出于多种因素，说是“巨资”，费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动用了许多朋友熟人关系，翻阅了五百多卷的《清实录》，甚至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资料，想查查林寿熙捐的具体数额，无奈清廷档案中根本没有这种记录。倒是查到了一些现职官员因为向正阳门重修捐了钱，从而得到恩赐的记录。比如，《清实录》卷之五百十七就记载（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年），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丰升阿以报效正阳门工程银两，给予奖叙；《清史稿》上记载（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年）土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等报效修正阳门工程银，给予奖叙。这两部权威巨著，对其他人报效正阳门工程银的奖叙，再未提及。为什么未提，个人揣测一是报效捐款人多，只对王公贵族专门提及；二是两部巨著中，本身也有许多漏及事项。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重修正阳门的银两，大多是各省“报效”的，剩余部分有许多人捐款，通过这种捐款作为捐纳并获得官衔。林寿熙只是众多捐款人中的一员，而非主要出资人。

第五，正阳门实修中用款情况。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权威说法，是正阳门主修者、时任右侍郎的陈璧给慈禧、光绪的专项奏折。

（图片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这份折中，可以试着解读这么几条信息，修正阳门工程目前正抓紧进行，“不敢延宕”，“不日可以告竣”，估用银四十四万三千两（比原来的预算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余两多了）。陈璧还说，有个商人去福建买木头，在马江正好遇到台风，木牌冲散漂失，给工程用木造成了损失。这是不是要说明造价比预算高的原因之一呢？这里面谈到了一位“商人”是谁，没有点名，是不是林寿熙？无从查考。其中也蕴含了碰到天灾、为大家开脱的含义。

第六，要说说林寿熙的“官衔”了。

早期的捐纳，名目由中央下，捐纳人直接向中央捐，中央发个某人捐纳多少、相当于捐什么官衔的“执照”。到了后期，捐纳人太多了，都到中央财政交，就不切合实际了，干脆在各省设专门机构（捐局）来接收捐款。

清朝的行政区，正规层级是中央、省、府（或州，相当现在的设区市）、县四级，后来，在省和府之间多了一个“道”，有的学者认为这相当省的派出机构或办事机构，或管专门事务（比如粮、盐、茶、河等），或受省的委托管一方行政事宜。主持者叫“道员”（道台等等），等级为四品。本文不去探究“道”这个层级的由来和功能，这属于历史学者的研究范畴，只说在道一级存在的情况下，很多捐纳人捐纳京外官位，最高只能给“道”这么一个职衔（四品），而且还是虚的，虚衔是没有薪资收入的，纯粹是给自己和家族抹金，如上所说，如要获得实缺，就要看运作和运气了。

从光绪年间捐个实衔道员四千多两、虚衔折扣率四五折的角度，林寿熙捐了多少？从他最后的职衔是“四品候补道员”分析，应该在千两上下。但不管多少，相比于平民大众，这笔钱都是巨款。这点，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纯属个人分析。

至于钱从何来？如前所述，此时他已经是有实力的木材商人，还有个说法，他之前已经是颐和园重修中的木材供应商（本文只聚焦林寿熙与正阳门的连接，至于他与颐和园有什么连接，如时间精力允许则专门叙述），更是赚了一笔。林寿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官衔？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了一下，发现在清廷档案中有个“三河县知县林寿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记录。此“林寿熙”是否是林浦村的林寿熙呢？是不是同名者呢？从年代、地理和行政隶属关系分析，很有可能是林浦村的林寿熙，这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既然是文山老师布置的关于林浦的课题，有问题当然要大动干戈搜索一番。

清代顺天府行政层级在名称上是“府”，在地理上还是“直隶”部分，行政职权与直隶有着特别的关系，具体看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两个实际领导人的权重决定互相之间的关联（此课题属于特别项目，不在此展开）。也不能简单地以当今的尺度将顺天府府尹来对应北京市领导。如果单纯以府来看待的话，府领导应该是知府，还谈不上与巡抚并论的省部级。但顺天是京城，特殊的府。清后期，顺天府之下还设有东西南北四个“路厅”，由于有路厅，顺天府在行政区划层级上也与各省相似，为顺天府——四路厅——州县的三级制。而其他省则是省——府——州县三级制，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层级是一样的，都是三级。“三河”这个县（地理上是现在的北京通州一带）属于东路厅路以下的“县”。

（三河县所在位置）

回头再梳理一下陈璧的官场之路。到顺天后，陈璧先是顺天府巡视中城御史，后署顺天府府丞，一年后任顺天府府尹，再升任商部右侍郎后卸掉顺天府府尹，再署户部右侍郎，补授度支部右侍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署顺天府府尹（这次是兼顺天府府尹）。不恰当地翻译成现代语言：先在京城当个核心区领导，再代理京城副职，一年后升京城正职，后升任财政部副部长并兼京城主要领导。顺天府府尹到部当副职，是升职。如果某人先有部副职，再兼京城领导，说明朝廷对顺天府的重视，其特殊地位可见一斑。这一年（光绪三十二年），福州人陈璧是财政部副部长兼署顺天府尹，此时，档案记载中的“三河县知县林寿熙”，从同为京城福州人小团体成员的关照度出发，很有可能就是福州林浦村的林寿熙。但这个纯属推测，要证明这点，权威说法应当来自三河县志，无奈在通州志和三河县志中，关于清晚期的知县记载中找不到林寿熙的知县任职情况。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清廷历史档案中的“三河县知县林寿熙”如果真是林浦村的林寿熙，那是否与“四品候补道员”相同，也是捐个虚衔而来？

第七，陈璧案。

清末期的邮传部是个潮流部委，需要的专门人才众多，因此，邮传部为了招揽人才，采用高额俸禄。在高薪诱惑下，很多人（包括有才之人和不学无术人员）想尽各种方法，动用各种关系，削尖脑袋以到邮部当差为目的。朝廷的大官们也向邮部领导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据云，当时的邮部领导门庭若市。在这种情况下，招引“自己人”和“关系人”就成了邮部领导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也产生隐患，在自身也有瑕疵且不能满足各路需求的情况下，邮部领导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要受各种势力和监察机构的“青睐”。

光绪三十四年年底（1908年年底。此时光绪和慈禧刚去世，三岁的宣统当皇帝，摄政王是宣统生父载沣），福州人、邮传部尚书陈璧被监察部门以“虚糜国帑，徇私纳贿”追查。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包括政治追随站派，性格上的、施政上的一些举动触动了他人利益，再加上官场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也有本人行事是否得当的缘故，等等等等，不在本文的叙述范畴，略之不展开。用现在的语言，就是以滥用公款、徇私舞弊、任人唯亲、收受贿赂等嫌疑审查，其中一条罪责，是陈璧在邮传部招引了一些私人关系人员，且有些人还有吃空饷的嫌疑。其中，点了叶恭绰、龙建章、王守爵、丁惟忠、林寿熙、力钧、金恭寿等人，林寿熙也在列。被点的这些人，有的还是名人，如叶恭绰是浙江人，从邮传部底层做起，民国时期主事过中国交通铁道部门，新中国的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稀世珍宝毛公鼎，就是他早年买下来收藏的，也算保护了个国宝。龙建章是广东人，与叶恭绰被视为邮传部龙虎二将，是我国电器科学的先驱。力钧是福州永泰人，京城有名的医生，曾经给慈禧和光绪都看过病。陈璧案审理中，查办官员建议朝廷将王守爵、丁惟忠、林寿熙、金恭寿几人革职查办。最终载沣基本认可了建议，《清实录》也记载朝廷的决定，金恭寿、王守爵、丁惟忠都被革职或除名，但没有看到林寿熙的名字。在查办过程中，林寿熙在何处，未见记载。有民间文章说，最后林寿熙因工程中夹带私货下狱受审，1909年（宣统二年）在狱中自杀，审讯者即为陈璧。但从时间节点上看有点脱节，陈璧在1908年底被查办、1909年初即被仓促结案革职，没有官衔了，以什么出面审讯林寿熙呢？

陈璧被革职后再未复出过，先后寓居苏州、天津和北京，直到1928年77岁时去世。出于各种原因，陈璧没有其他专著，只是被解职后，他将在官时报皇帝和慈禧的工程方面的专项奏折（比如主修西陵和东陵、正阳门）专门汇编成《望岩堂奏稿》，由叶恭绰（由此可见叶恭绰和陈璧的关系）和陈宗藩作序（福州籍进士，也在邮传部任职，称陈璧为“师”，陈宗藩的有关描述见拙文《从华林直巷到米粮库》）。

（《望岩堂奏稿》，叶恭绰题写书名）

（《望岩堂奏稿》目录，叶恭绰和陈宗藩分别作序）

最后，回到林浦林寿熙大宅。

到林浦村观光，专门写林寿熙宅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解说词说宅院是林寿熙主建，1908年完工。按建筑风格，这座5000来平米的大宅是福州少有的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硕宽大的中式厅堂的两侧是西洋建筑格局，有罗马式拱券、西洋玻璃彩窗，还有木结构的西式旋转楼梯。100多年前，在闽地乡间建造这么一座两种风格并存的宅院，现在来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明主人既是传统的中国人，又深受当年洋风的影响。作为木材富商的林寿熙，在老家修建一座大宅院本无可厚非。但据说本人建造后并未能回来居住，因为1908年底陈璧案曝光，而林寿熙1909年在狱中离世，就更谈不上能享受此大宅了。但不管怎么说，也算为当今的林浦村留下这么一座独特的建筑，增加林浦村的神秘色彩。

历史，本就需要后人不断探秘，对我来说，更是探寻了一番林浦村与举国皆知的北京正阳门的连接纽带。小小的村落、大大的宅院、神秘的主人、宏伟的国门，能够关联在一起，怎么来说都是林浦值得骄傲的一道风景线。

在探秘过程中，北京恭王府赵京，国家博物院志愿者杨秉坤，福建省委党校陈惠萍，福建博物院志愿者林雯、余洋等人给予许多资料上的帮助，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