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城隍作为城市的守护神，承载着一方百姓对生死祸福的敬畏与期盼，故而“有城必建城隍庙”成为传统。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不仅将战死将士封作各地城隍，更以“都、府、州、县”四级制规范城隍庙等级，使城隍与行政体系深度绑定。当我普宁普宁洪阳镇旅游，在探访林则徐晚年病逝之地文昌阁时，意外发现文昌阁旁竟有一座规模恢宏的城隍庙——要知道，如今的洪阳仅是普宁市下辖的一个镇，为何会有如此规格的城隍庙？这份疑惑，恰是解开洪阳历史密码的钥匙。
普宁洪阳的故事，得从它的名字说起。古称“厚屿”的这片土地，相传在宋末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客人——闽莆名士方瑶。他遍历山川，行至洪山之南时，见此地“诸峰巑岏，四水环归”，不禁感叹“卜吉无踰于此”，遂举家定居。因地处洪山之南（山南水北为“阳”），“洪阳”之名便由此而来，冥冥中似已注定此地与“城”的缘分。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普宁县正式置县，而洪阳的命运也随之转折。最初，普宁县城设于贵屿，至明万历三年（1575年），县治迁至洪阳；万历十四年（1586年），城池在此正式建成，洪阳作为普宁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就此确立。此后近四百年间，这里一直是普宁的“心脏”，直到1949年7月，普宁县人民政府在流沙成立，洪阳才逐步褪去“县城”的光环。从1949年10月设“洪阳市”，到1950年改“洪阳区”，1951年称“普宁县第一区”，再到1958年并入人民公社，最终于1986年定为“洪阳镇”，行政名称的更迭，见证了这座古城从“县治”到“镇域”的身份转变。但历史的印记不会因名称改变而消失，那座与县城同生共长的城隍庙，便是洪阳作为“老普宁”核心的最佳见证。
普宁城隍庙与县治同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它并非某一乡某一村的私产，而是“普宁八百余乡共同拥有”的地标——每逢年节，各乡镇百姓都会汇聚于此，或庆贺丰年，或祈求太平，在焚香祈福中维系着对“普邑”的集体认同。这种跨越地域的凝聚力，让城隍庙超越了单纯的信仰场所，成为联结乡情、传承文化的纽带。
这座古建的规制，处处彰显着“县治城隍庙”的气派。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县赵勉周主持重修中堂及门楼廊庑；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知县安定枚又重建后堂与两廊六司房舍，最终形成“三厅二天井”的宫殿式格局。整座庙宇东西宽27米，南北深60米，总建筑面积达1620平方米，在县级城隍庙中堪称翘楚。
踏入庙门，三山门庄严肃穆，门楼左右分立马官塑像，仿佛随时等候城隍差遣；门内两侧，“千里眼”“顺风耳”怒目圆睁，据说能洞察人间善恶，将信息传递给城隍。中厅为正殿，正中供奉着“伯府大人”（即城隍公），神像威严庄重，端坐于龛中，接受四方香火。后厅分设三殿，左为城隍夫人殿，中为十八罗汉殿，右为千手观音殿，佛道元素在此和谐共存，体现着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最令人称奇的是，正殿与后厅之间竟有一方放生池，池中放养龟鳖，水边植有水杉（古称“水棉树”），池上横跨拱桥，两侧围以白石栏杆——这种将园林景致融入庙宇布局的设计，打破了传统寺庙的肃穆单调，既有“曲水流觞”的雅趣，又暗含“生生不息”的寓意，堪称潮汕古建筑中的匠心之作。
四百多年间，城隍庙历经风雨。建国后，它曾一度被改作厂房、校舍，部分建筑结构遭到改动，但明清风骨仍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地方政府牵头成立“普邑城隍庙修建委员会”，号召海内外乡亲捐资修缮。在众人努力下，庙宇逐步恢复原貌，那些被岁月磨损的雕梁画栋重焕光彩，被遮蔽的碑刻匾额重现真容。1998年10月，普宁城隍庙被列为普宁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份“官方认证”，既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肯定，也为它的传承筑起了屏障。
如今再看这座城隍庙，它的存在早已超越了“镇域”的范畴。当我站在放生池边，望着水中悠然的龟与岸边斑驳的石栏，忽然明白：洪阳虽已不是县城，但城隍庙的规格从未“降级”——因为它承载的，是整个普宁地区几百年的集体记忆。那些前来上香的老人，或许仍习惯称自己为“普邑人”；那些海外归来的侨胞，总会在此寻根问祖。这座庙宇，早已成为“老普宁”的文化图腾，它的规模，从来不是由当下的行政级别决定，而是由历史的厚度、乡愁的浓度所铸就。
从宋末方瑶的驻足，到明清县治的繁华；从朱元璋的城隍分封，到今日的文物保护，洪阳城隍庙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一座古城的兴衰与坚守。当我离开时，夕阳正透过水杉的枝叶洒在庙墙上，光影交错间，仿佛看见四百年来的香火气，仍在这座“镇域里的县城城隍庙”上空萦绕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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