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游大同华严寺，总结四个亮点，角落里的耿彦波罪己碑耐人寻味

阔别四年，再游大同，印象中那个沧桑寂寥的晋北古都，竟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旅游城市。去年夏天黑悟空给整个山西带来的流量热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作为一个钟情山西人文底蕴的游客，特别开心山西被更多人看到。

去了一些新景点，也回顾了一些之前去过的地方，和第一次来一样，华严寺依旧是我们大同之行的第一站。直到今天，网上的大同旅游攻略更新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华严寺始终出现在所有大同游客的必去清单里。这是我国三大辽构之一，比起繁复绮丽的宋构，简朴大方又张扬肆意的辽构更像是唐构的最佳继承者

第二次来了，所以选择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更值得参观的地方。华严寺又分上寺与下寺，上华严寺以金代的大雄宝殿为代表，下华严寺则以辽代的薄伽教藏殿为代表。上寺与下寺仅一墙之隔，因此游览起来觉得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华严寺最近一次大修是在2008年到2010年，新建了不少仿古殿宇，形成了一个庞大完善的建筑群。

总结四个亮点，先替大家提炼一下华严寺的精华与特色。

一、建筑朝向

华严寺坐西朝东而建，而不是传统汉族寺庙的坐北朝南。因为华严寺是辽代皇家主持修建的寺院，辽代的统治集团是契丹族，契丹族把太阳当作神和民族图腾来崇拜，认为万物都与太阳有关，每天早晨都要朝拜太阳。因此华严寺无论上寺还是下寺，所有殿宇的大门都向东开，保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即可照进大殿。

二、上寺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始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毁于兵火，金天眷三年（1140年）在旧址上重建。大殿四平八稳地坐落在4米高的巨大台基上，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长超过53米，檐高超过9米。在我国现存的单体古代木构建筑里，规模能与华严寺大雄宝殿匹敌的凤毛麟角。

虽为金代重建，但依旧能让人领略到沉浸式的大辽气魄。体量庞大到这个地步，倒是衬托得旁边的现代建筑有些弱不禁风。

屋顶正脊上两处硕大的鸱吻很远便能望到，4.5米高的鸱吻大得惊人，超过了故宫太和殿，为全国之最。其中北面的鸱吻是金代遗物，南面是明代增补的；风采异同，可自行对比。

殿内现存32尊明代造像，中央佛坛端坐着背光为火焰纹的五方佛；南北两侧有二十诸天，身姿前倾15度稽首来迎，以示对佛的虔诚和恭敬。四壁共有21幅巨型清代壁画，填满了多达5000个人物；顶部则是千余块彩绘明清平棋，共同组成了殊胜的室内空间。

三、下寺的薄伽教藏殿

这是华严寺最古老的建筑，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是现今国内仅存的8座辽构之一，比重建的大雄宝殿早了100多年。大殿原是华严寺的藏经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歇山顶，为辽代殿堂建筑的典型，同时承袭了唐代遗风。

虽然建筑不算庞大，但是殿内31尊泥质彩塑中，有29尊为辽塑，并且殿内屋顶的平棊和藻井上的彩绘亦是辽代作品，艺术价值极高。

这些佛像中，有一尊尤为特别，那便是被郑振铎先生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合掌露齿菩萨。只见菩萨衣袂轻盈飘逸，如有微风吹过；身材曲线婀娜玲珑，与印象中丰满圆润的菩萨截然不同；口唇微张露出牙齿，微笑穿越千年依然感染人心。这种大胆而反叛的艺术创造是我国古代佚名工匠的惊人创作，也是辽代雕塑的顶级之作。

由于过去是藏经殿，殿内围绕着一周当时安置《辽藏》的经橱38间及后壁当心间 “天宫楼阁” 五间。如今经书已失，壁藏犹存，经橱设计精巧，使用斗拱竟有十八种之多。

尤其是天宫楼阁因巧夺天工，被梁思成先生叹称“海内孤品”。可惜天宫楼阁在后壁普通游客无法见到，目前只能看到两侧的经橱。倒是华严寺广场上，能看到放大版的仿古天宫楼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四、耿彦波的楹联与警示碑

说起大同古城，不能不提前大同市长耿彦波。耿彦波在2008-2013年担任大同市长期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大同古城保护修复工程，核心是对古城墙、华严寺、善化寺等历史遗存进行系统性修缮，并复建了一大批传统建筑，试图将大同从“煤都”转型为“文化旅游城市”。由于改造过于大刀阔斧，当时在大同本地引来不少争议。

而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在古都城市普遍崇尚“文旅兴市”的今天，耿市长当时的眼光不可谓不领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同本地人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感受城市改变带来的便利后，转变成了感激与敬佩。如今的大同早已没了耿市长刚上任时的尘土飞扬，大同古城的形象也得到了质的改变，眼下大同得以成为网红旅游城市，耿市长在任时打下的这些硬件基础功不可没。

华严寺作为大同古城修复的重点项目，也留下了不少耿市长的印迹。在华严寺的山门与上寺复建的普光明殿门前，各有一副耿市长亲自撰写的楹联——

山门楹联

上联：人生百年如朝露，活在当下

下联：世间万象皆浮云，乐驻心中

普光明殿楹联

上联：世事熙熙从来富贵无了局到此说了就了

下联：人生攘攘自古名利难放下如斯当放便放

从中不难看出个耿市长的处世智慧与人生格局，不知治愈了多少当代人的精神内耗。

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普光明殿附近那个无人在意的小角落里，那块由耿彦波于2009年亲自撰文的警示碑。

碑文中写道：“华严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筑群，乃错误理念指导下之错误作品。其错误有三：
其一，未经国家文物局审批，擅自开工修建，乃严重违法之乱为；
其二，未经专家论证，缺乏历史考古依据，乃违背科学之蛮干；
其三，建筑体量，密度过大、过高，对国保单位形成干预影响，乃错误理念之恶果。
鉴于其投资浩大，影响恶劣，故暂为保留，立此反面教材，引为借鉴，警示后人，以免谬种流传，重蹈覆辙。故勒石铭记，明耻彰过，痛记教训，昭示来者。”

寥寥数语，耿市长立碑罪己，却不忘恢复古城风貌的初心。碑文的 “警示” 本质上是对自身治理逻辑的 “自我锚定”——将文化遗产保护置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试图为后续治理划定 “底线”。古城修复虽有争议，但是那些历史建筑的更新，客观上激活了古城的历史密码；让差点被人遗忘的大同古城，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