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是徽州的入场券
飞机降落在黄山屯溪国际机场时，雨正下得极细，像有人用狼毫蘸了淡墨，在天地间一遍遍晕染。接机师傅说：“徽州一年有两百天在下雨，剩下的一百天在准备下雨。”我笑了笑，把伞留在行李里——既是朝圣，就该让雨水先替我洗一洗风尘。
车过率水桥，雨忽然大了。挡风玻璃上洇开的水痕，像极了一幅未干的宣纸。师傅指着远处一片灰蒙蒙的屋脊：“那就是屯溪老街，宋代就有了，现在还在用。”语气平淡得像在介绍自家后院。我却在那一刻听见自己心跳——原来时间真的可以不被打断，原来“活着的宋城”不是宣传册上的修辞，而是雨水里泛青的石板，是屋檐下滴答的铜铃，是某个老人手里一把正在开裂的竹扇。
二、石板下的时间考古
雨把老街泡得发软。我踩着被鞋底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每一步都像踩在一页被水浸湿的史书上。这些石头来自新安江上游的歙县，宋代徽商用独轮车运盐、运茶、运歙砚时，车轮在石上刻出的沟壑至今清晰。最深处能淹过一枚硬币，积着雨水，像一个个小小的朝代，倒映出我变形的脸。
街宽不过三丈，两侧马头墙却高得惊人。墙头荒草萋萋，雨水顺着瓦当滴在墙根，把徽州特有的“青砖黛瓦”泡出一种近乎透明的黑。墙缝里钻出几株瓦松，绿得刺眼，像是从《营造法式》里长出来的活标点。导游说这些墙防火防盗，我却在想：防火防盗之外，是否也防住了墙内人的视线？马头墙太高，高到可以遮住一个家族的兴衰，高到让墙外的游子永远只能看见“一角青天”。
三、笔墨纸砚的暗语
在一家名为“胡开文墨厂”的店铺前，我停住了。店主是个穿藏青对襟褂的老人，正在用牛角勺舀墨。墨条在砚台上研磨的声音，像一场迟到的春雷。老人说：“徽墨讲究‘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最上品叫‘超顶漆烟’，一两墨要用十万只桐油灯熏出的烟灰。”他递给我一块残墨，墨面刻着“龙香剂”三字，边缘已磨得圆润。我凑近闻，竟有淡淡的松脂味，像是从黄山云海深处飘来的。
“现在谁还写字？”我脱口而出。老人用指甲弹了弹墨条，声音清脆：“写字的人少了，但墨还在。墨是死的，墨魂是活的。”他指给我看墙上挂的一幅字：“新安江水碧如镜，黄山云海白似绵”，落款是“宾虹老人”。墨迹已褪成铁锈色，却仍像一条暗河，在宣纸上静静流淌。我忽然明白：徽墨的魂不在书房，而在每一个被雨水打湿的黄昏里，在每一块被鞋底磨亮的石板上。它不需要被使用，只需要被记得。
四、徽墨酥里的生死契约
走出墨厂，雨小了。街边有卖徽墨酥的小摊，黑黢黢的酥糖上撒着白芝麻，像一块被岁月烧焦的歙砚。摊主是个穿碎花布衫的妇人，用竹刀切酥时，手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我买一块，咬一口，甜里带着焦苦，像极了徽州人说话的味道——总要先拐个弯，再落回实处。
“您家做这酥几代了？”我问。妇人把切好的酥装进草纸袋，纸袋上印着褪色的“程记”二字。“到我儿子，第八代了。”她擦擦手，“以前是给徽商路上带的干粮，现在成了哄游客的零嘴。”她笑时眼角皱纹像歙砚上的冰纹，一道道都是时间斫出来的。我接过酥时，发现纸袋背面用铅笔写了行小字：“程裕新，卒于光绪廿年，葬歙县篁墩。”墨迹被雨水晕开，像一滴泪。原来每一块徽墨酥里，都埋着一个来不及说再见的名字。
五、老中医的脉象
雨又大了。我躲进一家挂着“张恒春药号”牌匾的老铺子，门楣上的“道地药材”四字已剥落成“首地方寸”。柜台后坐着个戴圆框眼镜的老中医，正在给一位老妪把脉。老妪的手像一段枯木，腕上戴着的银镯子却亮得惊人。老中医闭眼良久，忽然说：“您这是‘思伤脾’，想孙子想的。”老妪笑了，露出三颗金牙：“您上次说我‘怒伤肝’，是打麻将输了钱。”
我立在药柜前，看抽屉上的药名：茯神、远志、合欢皮……每一味都像一句劝世文。老中医示意我坐，三根手指搭上我的脉：“脉象浮而紧，像是赶路赶的。”我惊愕，他却又说：“但关尺沉取有力，说明你心里有根。”他写方子时，用的是一管狼毫，笔尖在宣纸上拖出的痕迹，像一条蜿蜒的练江。“徽州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头也不抬，“但行路前，得先让心静下来。”
方子递给我时，背面竟抄着两句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墨迹未干，是汤显祖的《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老中医笑笑：“汤显祖骂徽州人‘金银气’，可他自己还是来了。人哪，总得被什么东西绊住一次，才能知道什么是‘痴绝’。”
六、祠堂里的空椅子
雨停时，我走到了老街尽头的程氏宗祠。祠堂大门紧闭，门枕石上蹲着的石狮子被雨水泡出了泪痕。透过门缝，看见天井里积着水，倒映出高悬的“进士第”匾额。匾额下摆着一把空椅子，椅背雕着“渔樵耕读”四幅小景，木纹里嵌着灰白的鸟粪。
看门的老头说，这是三雕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代紫檀官帽椅。“以前祭祖时，族长就坐这儿，现在族人都散到深圳、上海去了。”他掏出一把铜钥匙，哗啦一声开了锁，“椅子不能坐，但你可以看看。”我蹲下身，指尖抚过“渔”图的刻痕：渔夫斗笠下的脸被岁月磨平了，只剩一杆钓线垂向虚空。那一刻，我忽然听见椅子深处传来一声叹息——不是木头开裂的声音，而是四百年前某个落第秀才的呼吸。
祠堂侧墙上嵌着一排神龛，龛里供着祖先牌位。最上层有个空龛，红漆剥落处露出“显考程公”四字，名字却被人凿去了。老头说：“那是徽商里第一个去上海开钱庄的，后来成了‘买办’，文革时红卫兵把他的牌位扔进了新安江。”他顿了顿，“现在后人想补，可连名字都记不清了。”雨后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那空龛上，像一束追光，打在缺席者的脸上。
七、女教师与歙砚碎片
傍晚，我回到老街中段的一家茶舍。老板娘是个穿月白旗袍的年轻女人，正在用歙砚磨茶粉。砚台缺了一角，露出金黄的“金星”——歙砚的“眉子纹”在灯下像流动的银河。我说这砚可惜了，她却摇头：“是我奶奶留下的，她说残缺才是徽州人的美学，就像马头墙总要留一道‘猫弓背’，让风能进来。”
她请我喝“屯绿”，茶汤碧绿，映出她耳垂上的一点翠。墙上挂着幅照片：一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教师站在新安江畔，背后是六十年代的木船。老板娘说那是她奶奶，“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的，1957年自愿来徽州教书，因为‘想看看胡适的故乡’”。照片下角有行钢笔字：“此心安处是吾乡”，字迹被茶水蒸气熏得发毛。
“后来呢？”我问。她指了指歙砚的缺口：“文革时红卫兵说这砚是‘四旧’，要砸。奶奶抢过来，自己用砖头磕掉一角，才保住它。”她忽然把茶盏推到我面前，“您看，茶汤里是不是有金星？”我低头，果然看见细小的金屑在茶里沉浮，像是从歙砚伤口里渗出的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徽州人把疼痛磨成粉，再泡成茶，一口口咽下去。
八、夜泊屯溪的月亮
夜深了，我住在老街旁的“万粹楼”客栈。木楼梯在脚下吱呀作响，像是要把每一步都翻译成徽州的方言。推开雕花窗，月亮正好悬在新安江上的老大桥拱顶，桥洞里的倒影被夜航船搅碎，又迅速愈合。楼下传来收市的声音：门板一块块合上，像给老街的伤口贴膏药。
我忽然想起白天在墨厂看到的那幅残字：“新安江水碧如镜”。此刻的江水却是漆黑的，像一块巨大的歙砚，盛满了徽州所有的墨。远处有狗吠，近处有蟋蟀，中间隔着八百年的雨声。我摸出口袋里的徽墨酥，发现纸袋上的铅笔字已被手汗晕成一片灰云，再也辨不出“程裕新”三字。
月光移上床头时，我听见隔壁房间有孩子在背《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声音稚嫩，却咬字极准，像是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里蹦出来的。紧接着是母亲压低嗓子的徽州话：“背慢些，心要静。”那一刻，我忽然泪流满面——原来时间从未中断，只是换了一种方言，在月光下继续流淌。
九、归途或起点
次日清晨，我离开屯溪。雨后的老街像一块刚出水的歙砚，泛着冷光。卖徽墨酥的妇人已支起新摊，竹刀切酥时，手腕上的银镯子换成了塑料手串；老中医的药铺刚开门，门口多了个扫码支付的牌子；祠堂看门老头坐在门槛上打盹，空椅子在阳光下像一具透明的棺材。
上车前，我最后看了一眼程氏宗祠的飞檐。一只麻雀落在“进士第”匾额上，啄了啄“士”字的一点，然后飞走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徽州从来不是一座城，而是一场漫长的告别。我们带着它的碎片——半块徽墨、一角歙砚、一张褪色的照片——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继续生活。直到有一天，某个雨夜，这些碎片忽然在记忆里重新拼合，我们才惊觉：原来自己从未离开过那条被雨水泡软的街。
车窗外，新安江上的晨雾正缓缓升起。司机打开广播，传来一段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我闭上眼，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音渐渐重合——咚、咚、咚，像是从宋朝传来的更鼓，又像是从未来射来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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