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校、地窝子，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伴随了我一生。它是新疆建设兵团八团最早建团史的起源，是新疆屯垦戍边史诗里，人进沙退的辉煌一页，始终魂牵梦绕挥抹不去。
我曾笃定自己是老二连出生的，从未住过地窝子。直到近来读了许多回忆录，那些关于戈壁开荒、地窝子烟火气的记述，让心底对出生地的疑问悄然滋生：我究竟生在红校还是老二连？是降生在地窝子，还是平房里？本想找还健在的老前辈问个清楚，而李老师关于红校的回忆录里，“地窝子帐篷教室”更让我对这份探寻的渴望变得迫切。
急中生智时，我想起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或许记得。果然，姐姐的记忆为我了解了真相:
那时，红校的地窝子还是多数人家的居所。姐姐说，我和她都出生在红校的地窝子，那种半地下的土屋，冬暖夏凉，由于家家户户都一样，有一次，还听人说半夜上厕所，走错了地窝子。
等我稍记事时，家里已搬进了红校第一批盖起的土坯平房。那是1962年前后，兵团提出“建家立业”的口号，各团场开始从地窝子向土坯房过渡。我隐约记得那些平房，在儿时矮小的我看来，它们高高的，还有些倾斜，后来才明白，那是视觉差。
我父亲的老家在四川三台，十三岁时父母双亡，后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原是陶峙岳部队的兵，1949年9月25日随部队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新疆解放后随王震将军的部队留在新疆，屯垦戍边。
1958年回老家探亲和我母亲结婚，他们一同参加屯垦戍边建设。父亲参加过乌库公路建设（有纪念章）。同年，他们奉命开赴南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扎下根来。
父亲他们的部队到南疆后，最先挖渠，驻扎在红校。红校作为八团（胜利十九场）的第一个单位，就建在一条自然形成的老沟渠旁，离水源近，成了八团最早屯垦的“根据地”。
父亲在红校食堂做饭，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用一口能装下几十人的大铁锅蒸馍、烧汤、做饭、炒菜。灶台是用土垒起来的土灶。姐姐说:父亲还去肖夹克盐池（含盐量高的苇湖吧）捞过盐巴，然后运回来在锅里煮，熬制成食堂职工们吃的盐巴。
1965年前后，我们从红校搬到了老二连（大概是现在七连的位置）。姐姐说，在老二连家里还搬过一次，第二次搬家的地方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是排砖瓦房，是团场推行“条田化”建设后盖的，左右邻舍多是和父亲一样的老军垦。我还记得西邻家的叔叔去渠边摸的鱼，东邻家的阿姨会把晒干的沙枣分给我们吃。
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加工连刚成立时，五干渠大渠埂子上还有没拆完的地窝子，我曾去那里玩过，看见土墙上依稀留着“屯垦戍边、保家为国”的标语，那记忆虽模糊，却从未消散。
搬到老二连后，我们常去红校玩，毕竟两地离得不远。或许是因为父母亲都曾在红校工作，我们生在那里，有种特殊的眷恋。老一辈的青春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我的父辈把一生奉献给了这片戈壁。
那时是票证年代，大人小孩、不同工种的职工，每月粮食定量各不相同。人们凭定量饭票到食堂打馍馍，出差或探亲还要换成新疆粮票或全国粮票。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正是刮大风的天气，我们一群小孩在外面玩耍。忽然，我看见一张像粮票的东西贴着地面随风滚跑，顿时欣喜若狂，穷追不舍，终于把它摁住，是一张紫色的半市两粮票（长大后才知道面值，颜色却记得真切）。回家后，我开心地跟着妈妈，用这张粮票到团部八八食堂，买了一大张金灿灿的大米锅巴。
妈妈用一块漂亮的大头巾把锅巴包起来带回家，放在高高的大木箱上，我们够不着，只等它作为零食被分给我们。那锅巴的香味，至今想来仍让人垂涎，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对锅巴有了特殊的偏爱，只是如今用锅煮不出那样的锅巴了。后来我搜集粮票，那些紫色粮票总显得格外醒目，就让我想起那块金灿灿的锅巴。
到了二十世纪初，同学们相聚，我们还驱车专门去红校，想看看红校遗址。红校所在地已经开垦成一大片棉田了，知情的朋友指着那片棉田说:“那就是红校原来的地方”。抬眼望去，已经没有一点红校原来的痕迹了，我自己去的话根本找不到了。
如今，父亲现已过世多年，但留给我们唯一的宝物“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红校和地窝子，它们早已不是具体的地名或建筑，而是刻在血脉里的坐标。父亲那代人风餐露宿，用坎土曼刨开戈壁，用双手建起家园，才有了今天美丽的八团。而我们这些在红校出生、在地窝子长大的孩子，也在这样的精神里，学会了珍惜与坚韧。
红校，地窝子，她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一段重要的历史，一代垦荒人的精神，值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海阔龙吟》美文：唐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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