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交通站——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

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7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迎来全国各地游客约1.8万余人。很好地开展了地方红色文化的宣传。

贵阳交通站

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妄图以速战速决霸占中国的计划疯狂席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立即转兵直逼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被迫西迁武汉，一年之间，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西南。贵阳作为重新近邻的贵州省省会，北通四川，南联广西，东达湖南，西接云南，是重庆连通大后方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封锁了国统区的对外交通，我国唯一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开通后，贵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越加突出。贵阳连接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成为大后方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延安与华南、华东、西南联系的中心。滇缅公路运送进来的国际援华物资，经过贵阳中转，成为中国抗战后方通往滇缅、滇越公路的必经之地，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指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贵阳人袁超俊（原名严金操）担任交通站站长。

袁超俊，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等职务。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七旬老人的袁超俊用口述，记录员整理的形式，写下了回忆录——《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未》（后简称《建站始未》）。

据《建站始未》记载，当时交通站有工作人员20多人，除站长外，有出纳、收发、公务员、警务人员、司机和押军副官等。初期只有一部由救护车改装的卡车，后海外华侨捐赠5辆卡车，又自赠5辆卡车，增加10多位司机。

1939年1月3日，交通站借用达德中学校舍开始办公。正式启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印章及信函。同时致公函给国民党驻贵阳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备案。

交通站建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把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联系方式交办袁超俊。袁超俊随即与省工委取得联系，省工委先后派出丁树奇、高言志、雷正光作为省工委与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员。

为不影响达德学校正常的教学，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交通站租用六座碑与晋䘵寺（今民生路41号）的进步人士熊逸民家作为八路军交通站的办公地点，为了躲避日冠的轰炸，寻找安全之地存放物资和汽车，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站长找到时任永年药号职员的宋鹤轩，宋先生将自己在威清门外（今威清门298号附近）的一栋房屋租给交通站，遂将此建成城外接待站。在接待站旁边，交通站的同志们将竹子劈两半，相互扣在一起来做成房瓦，其余人将竹子绑住撑起做支架，搭建简易的竹房，同志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过几天努力，成为交通站的停车场和修理车间和一个仓库。

如今，威清门附近高楼大厦林立，而“宋家小院”早已踪迹全无，只有民生路中段小巷里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仍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活动时间从1939年1月至1941年元月两年时间。

“为了防止敌人从挑水的数量上估算交通站的人数情况，当时寻找地点时，就考虑办公点内要有水井，从而方便交通站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何松艳指着旧址屋后的一处水井介绍说，后来在共产党员高言志的协助下，交通站选定并租用此处（原称六座碑）的民房作为新的办公地点。记者注意到，该水井古朴，井口不大，井水仍然清澈。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八路军、新四军各兵站的接送转运工作，负责将过往或疏散的中共党政军人员、家属以及物资等安全转运到重庆、延安等地。1939年上半年起就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从越南、缅甸、香港购买和运进的药品、军火、汽油、医疗器械、通讯器材150车。

1939年4月，五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从越南出发，以过滇黔公路，首先到贵阳，由副官李泽纯押运直接送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回到贵阳休息几天后，他又押过十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圆满完成任务。

同年7、8月，我觉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五辆道奇牌卡车，还有海外华侨捐赠的九辆新卡车及损赠物品，从新加玻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

还负责接收宋庆龄、廖承志夫妇以及海外华侨在香港捐赠的药品、汽车、毛毯、衣物等物资，并将这些物资安全转送延安，有效地保证了抗战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

“运输抗日物资任务艰巨，不少司机因此献出宝贵的生合。”贵阳史学研究者周诗若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华侨等地归国华侨司机及国内司机，先后共有三十多名驾驶员日夜辛苦地奔赴在运输线上......

交通站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设立在贵阳的办事机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领导及八路军、新四军来往人员的接待，是党的干部去重庆转延安及去华东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在交通站经过的中共领导人有叶剑英、徐特立、李达、李克农、叶挺、张云逸、张敬承、袁国中、古大存等，越南共产党人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汇款等问题。

交通站还接待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家属，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夫人赵茉及父母、弟媳，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20多人，1939年2月4日贵阳遭日机轰炸后，由交通站负责安排转移到青岩居住两年，袁超俊经常骑自行车到青岩看望他们，为他们送去生活费及书报。直到1940年底，才陆续离开贵阳。

交通站在公开工作的掩护下，还秘密承担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交办的一些秘密党组织和统战对象的联系工作。长沙大火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移贵阳图云关，红会特支书记郭绍兴按党的指示到贵阳交通站报到。为了开展红十字会的工作，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借生病为由住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医院，秘密主持会议，建立了红十字会党总支，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党支部，任命郭绍兴为总支书记。明确党总支的任务是继续做好团结，争取著名生理学博士、新加坡爱国华侨、红十字会总队负责人林可胜医生的工作；建立红会书报供应社向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70多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传递党的指示；动员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在交通站袁超俊的领导下，红十字会总支的工作卓有成效。

1939年冬，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率“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作出决定将这批物资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送往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贵阳交通站的领导和安排下，红会特支先后动员了20余个医疗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陆续组织和动员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外国医生、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八路军工作。还运送了大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医疗器械到共产党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

红会党总支领导的红会书报供应社成立了图书馆，拥有书籍五六千册，绝大部分是进步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一部分延安出版物，如《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也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胡绳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以及徐懋庸、何干之等编写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吸引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兴趣。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图书馆除对在贵阳的救护总队员工开放外，还向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几十个医疗队寄送进步报刊，书社还组织青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话剧，还在青年中举办英语夜校，加强与外国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交流。

红会书报供应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和红会党总支的领导下，活跃在贵阳图云关，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团结教育职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上做了很多工作。

1939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到贵阳，对交通站及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高度的赞扬。

交通站对贵州地下党的工作给予了有效的援助和支持，在白色恐怖时期，为贵州地下党的秘密转移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贵阳地下党组织的发展。1939年5、6月间，叶剑英同志住进贵阳交通站，当他了解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等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情况后，便在袁超俊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交涉释放贵州地下党的同志。交通站还随时将党中央的文件和机关刊物送到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帮助贵州地下党输送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转移重庆和延安，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经交通站转移到新四军的贵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有王启霖、刘家祥、尹克恂、伍于炜、方士新、黄刚培等。动员医生李志中、沈元晖等到延安参加八路军。

袁超俊接受南方局指示联系当时任贵州省最高法院刊庭庭长的吴煜恒，同他交谈党的方针政策等。吴煜恒又团结了一批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成员有共产党李铭三、王英丽，进步青年黄正岩、戴沙彤、刘健、于光亚等。

交通站在公开工作的掩护下，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桂林办事处交办的秘密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把由南方局领导的党组织及党员关系交给袁超俊联系，这些党组织和党员直接接受八路军交通站袁超俊的领导，不与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发生横向关系。袁超俊联系的党组织除活动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红会特别支部外，党员有隐蔽在贵州企业公司的王新元，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沈静芷、吉珈夫。在袁超俊的领导下，王新元利用职务之便，为贵阳党组织的互动给予有力的支持，皖南事变后，中共贵州省工委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为了工作的需要，南方局成立中共贵州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贵州工作，临工委重要成员张述成、杜守敦从四川、湖南来到贵阳，袁超俊安排他们隐蔽在企业公司下属的龙里机械厂和企鹅烟厂工作，以此掩护开展工作。

1941年元月5日，周恩来来电要袁超俊到重庆汇报工作，当晚，袁超俊布置好工作，次日清晨搭汽车赶往重庆。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同年1月21日，国民党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的特务和宪兵团、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贵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行动人员将交通站包围，逮捕了交通站留守的7个工作人员，查封了站内物资。

交通站司机郭嘉和李德富是从马来西亚和香港回来的华侨，抗战期间参加八路军开军车，在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运送物资和医药用品，往返于重庆、贵阳、桂林之间，有时也接受任务开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皖南新四军总部。1941年1月22日，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查抄的第二天，他们正开车返回贵阳，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逮捕，数日后被秘密杀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捕人员经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同年8月份将被捕人员释放。

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后，生活书店、读新书店被查封，1942年红会书报供应社亦被国民党查封。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从建立到被查封，在贵阳活动了两年多的时间，它的历史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一面公开的旗帜，它使贵阳人民从它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它是共产党红军战时后方的重要枢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曾经的市政协委员，周诗若自称，自已不止一次提案保护民生路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也在报刊上发来自己的建议，对革命历史应加强保护。多次探望民生路的这处宅院，发现一次比一次破烂后，周诗若坦言，和其它贵阳史学爱好者一样，共同的感情都是心痛。

“不要说外地人慕名来参观，就是我们贵阳人，去到那里，会不会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呢？不会！”周诗若说：“将这里的住户安置，搜集相关资料，旧址位置修个陈列馆，贵州在抗战上同样精彩丰富，电视剧就可以来取材。”

1982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贵阳市对旧址进行修缮，增设陈列展览。2024年10月1日，修缮后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重新开放，成为贵阳红色文化新地标。

“现存的交通站旧址是一座两进式院落，包含四个展馆，每个展馆分别用珍贵的历史照片、部分实物、影像资料等，生动而具体地记录着交通站成立的经过、历史任务及斗争场景，再现了交通站的光辉历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现场协管胡萍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照片、转运物资复制品、袁超俊回忆录手稿等展品，生动还原了当年场景。同时，馆内设置有可触控屏，参观者可以通过点击屏幕，观看相应的影像资料。最特别的是，馆内还进行了精巧设计，在位于四号展馆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大事记互动展柜，参观者拉出标有年份的抽屉，便能查看交通站在1939年1月3日挂牌、1939年2月转移家属、1941年1月被查封等关键节点的故事。

胡萍介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故事，也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述好、弘扬好红色革命文化故事，打造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她说。

正如展览后记所言：“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400余平方米的小院，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如今，这里已成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

相关链接：

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机构。一般称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主要有驻南京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重庆办事处、驻香港办事处、驻贵阳交通站等。

延伸阅读：

2013年8月30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12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八路军办事处》在京举行开机仪式。剧组前往重庆、贵阳、上海、香港等地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实景拍摄。作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该片将在中央电视台首播，随后向全国省市台推广播出。纪录片《八路军办事处》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为背景，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国共合作、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系的奋斗历程。

文/图 冉静

统筹：刘禹涵

责编：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