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邺城遗址北吴庄一处佛造像埋藏坑的考古发掘引发广泛关注。此次发掘共出土2895件佛教造像及残件,这一数量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佛造像埋藏坑出土文物的纪录。这些造像珍品的年代跨度从北魏延伸至唐代,如今被珍藏于邺城考古博物馆(其前身为邺城佛造像博物馆)。它们的展出,生动呈现了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独具特色的“邺城样式”。
2025年8月20号,我们一行9人怀着崇敬地心情来参观邺城考古博物馆。踏入邺城考古博物馆的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帷幕。这座位于河北临漳的博物馆并不张扬,它安静地矗立在这片曾经孕育了六个朝代的土地上,以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守护着那些被时间深埋的记忆。
邺城考古博物馆所藏的佛像,时间跨度涵盖北魏、东魏、北齐、隋及唐代,其中以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占比最大。 在这些造像中,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北魏,像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的刘伯阳造释迦像、刘青虎造释迦像,还有“谭副造释迦像”等,都是邺城遗址出土的北魏早期造像中的代表性作品。而年代最晚的则是唐代早期上元年间的造像。
北魏早期的覆肩袒右式造像,以右肩袒露为特征,留存着印度佛教艺术的原始风貌;北魏中后期出现的褒衣博带式,则呈现出宽袍大带的样式,如同中原士大夫的着装,这正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在造像艺术上的体现;到了北齐,造像服饰有通肩式与中衣搭肘式两类,衣纹刻画趋于简化,以阴刻线条展现出薄衣紧贴身体的质感,便是史料中记载的“曹衣出水”样式。
北魏到东魏早期的佛造像,仍延续着“秀骨清像”的艺术传统——佛像与菩萨像的面容显得清瘦,头顶的肉髻则高高隆起。不过,从东魏后期到北齐,造像风格发生了转变,身形趋向丰腴圆润,肉髻变得低平,双目微微闭合且向下俯视,唇角带着浅笑,整体神态透着祥和。这种风格的更迭,与北齐皇室邀请天竺高僧、吸纳印度笈多王朝的艺术元素有着紧密联系。
北齐时期,邺城一带的佛造像里,最富特色与创新的造型当属“龙树背屏”。它的主体由两株相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工匠运用镂空透雕的手法,打造出层叠错落的背屏形态,屏间还常点缀飞天、宝塔、龙等纹饰,显得极为精巧华美。这一造型样式大概率与北齐皇室有着紧密关联,却随着北齐王朝的覆灭而快速绝迹,存在时间十分短暂,恰似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璀璨流星。
部分专家提出,这或许是佛造像的常规埋葬行为。在佛教文化中,信徒为积累功德,有时会将已损毁的古佛像收集起来,规整掩埋,部分还会在掩埋处建塔,这属于带有特定仪轨的“瘞埋”之举。不过,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依据考古发现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这些佛造像在埋藏坑内的摆放较为杂乱,这种状态更符合灭佛事件中佛像遭损毁后被掩埋的特征。
结合考古发掘成果与史学界的普遍看法,笔者认为这些工艺精湛的佛造像被人为集中堆放掩埋,最有可能的背景是:历史上某次大规模官方“灭佛”运动发生后,笃信佛教的信徒为避免佛像遭彻底毁坏,特意将其“窖藏”起来。就这一现象的成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指向北周武帝时期的“建德法难”和唐武宗灭佛事件。
当我们面对这些文明碎片时,我们不仅在观察历史,也在反思自身在这个漫长连续体中的位置。这些文物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们古老,更因为它们承载的人类经验——爱与失去,创造与毁灭,记忆与遗忘——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共鸣。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成了连接时间两岸的渡船,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渡船上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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