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郑州，方塘书社，晴。
【一】
就目前的中国文旅业发展而言，文博旅游可以说是最火爆的赛道之一。所谓文博旅游，通俗的说就是依托博物馆空间、藏品、场景、展览等所开展的文旅服务，具体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研学、文创、演艺、剧本杀、民宿等。
而就提供文博旅游的博物馆类型来看，虽然截止到目前还是以传统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为主，但近十年甚至二十年以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可能是增长最快的，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战略性推进，考古遗址博物馆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的标配，并在文旅融合方面展现更大的活力和潜力。
以河南为例，新近开馆的就包括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洛阳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和开封的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作为河南乃至全国新一代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代表，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在建筑设计、展陈策划、文物收藏等方面有着突出表现，而且，对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和由此深化的沉浸式体验，都可谓是非常前沿的。
要了解什么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及其相关特点和发展历程等，推荐大家看看2022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著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书中提到，“简单地讲，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保护、研究、展示‘考古遗产’的专题博物馆，也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
在该书的编者看来，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遗址价值展示为目的，对文化和自然遗址本体及（或）其出土（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从博物馆建筑上说，包括了为保护遗迹、遗物而建造的覆盖物和收藏展示陈列文物的展厅建筑。而从展示范围和内容来说，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仅局限于馆舍之内的陈列，遗迹本体的展示也是重要内容。
在我看来，该书以及背后的编著团队之所以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如此“较真”，主要是为了将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那些以展示可移动文物为主的历史类博物馆区别开来。而之所以要将两类博物馆区别开来，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讨论和推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造方式、展览叙事、展陈设计、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比如，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曾在其针对《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书评中提到，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定位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所以，该馆的基本陈列由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和王巍先生负责，知名夏商考古学家孙庆伟教授执笔，展品主要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辅以全国各地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出土文物。展览还对百年来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以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衡、安金槐等为代表的六位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样的展览，与馆外的遗址及遗迹展示相呼应，见文物，见人物，见学术，见保护，见河南，见全国，见中国，见世界。
【二】
在刘曙光看来，从博物馆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在考古学产生之前，无论是私人藏家或公共博物馆，都是基于珍稀性来对藏品做价值判断，而在考古学发展、成熟之后，博物馆逐渐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普通物品纳入自己的藏品体系，这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产生的驱动力之一。
在其文章中，刘曙光简单梳理了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中国最早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味的，是1951年由竺可桢院士倡议、195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室”；1958年在半坡遗址发掘现场开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真正起步，是1976年9月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展厅的修建。这座1979年国庆节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边发掘边展出的方式而大获成功，成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2005年，国家将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设专项保护，在推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也明确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展示水平的遗址博物馆”。于是，新的建设热潮如期而至。
就像前面提到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义所描述的，根据《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的梳理，中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多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都城（城市）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驿站”的遗址之上，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的“高光时刻”。
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多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伴，以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同时，它们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像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如果空间尺度再放大一些就会发现，“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背后往往同时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各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和各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可谓集多种资源优势和政策利好于一身，总体质量比较高，堪称博物馆中的精锐。”
【三】
在刘曙光看来，把考古工作搬进博物馆、使考古工地成为展示手段之一，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其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功效，远胜其他。
比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三个秦兵马俑坑采取边发掘、边开放的展示模式，把考古发掘现场变为文化遗存的展示场。观众在这里能看到兵马俑的原始风貌,如兵马俑出土的原状、俑坑的形制、结构和俑坑倒塌破坏的情况等。
再比如，为了让观众对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特设置一条长约100米、宽5米的弧形步道从遗迹馆中部穿过，使参观者能走进考古现场，与远古遗存零距离接触。其间还设置了三处高低不同观望平台，以不同视点、多角度近距离来观看遗址，象牙堆积、野猪獠牙及鹿角堆积、古老河道、大型树根遗迹等,各种考古遗迹就在观众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出土文物的大幅照片准确地摆放在其原出土地点,使人们有了更直观的空间感受。一些地方露出了象牙的一角,提示观众地层中仍深埋着大量的象牙和各种器物,为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期待与想象。
“最近十几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化展示的方式渐成体系。许多博物馆从实际出发，分别对遗迹采取布置标识或原址复建、覆土或覆石、原址建大棚或展厅、重要考古遗迹（地层）搬迁等手段来保护展示，大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在博物馆陈列方面，也更加注意传播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展陈结构的调整和观览体验的丰富，从而大大提高了展览的观赏性和感染力。”刘曙光在其文章称。
在其看来，由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展示是布置在田野和室内的，因此就关联到遗址的整体保护，关联到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保护，既与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密切相连，又与遗迹和遗物的保护、修复密切相连。这些以“原物+原址”为核心的展览展示，具有研究型、复合性、形式多样、难度较大的特点，更具有真实性+本土化+大地景观+展陈艺术的非凡魅力。
“可以预期，从‘十四五’开始，一直到2035年，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处在学科交融的前沿和文化传播的终端，理应在建设与管理、研究与展陈、推广与传播等诸多方面成为排头兵，走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繁荣发展的前列，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价值点。”刘曙光在文章中表示。
而事实上，哪怕是从目前来看，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价值点”了。
【四】
很多考古博物馆并非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么出圈出彩的，甚至很长时间以来，绝大部分考古遗址博物馆因为展陈乏善可陈而门可罗雀。
在我看来，虽然当前包括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内的很多博物馆的火爆出圈，与文旅融合的持续深入推进，以及游客的消费观念的转变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出圈出彩，与其创意化的展陈设计、沉浸式的参观体验、数字化的技术引入、多元化产品服务、持续性的研究阐释甚至是国际化的推广交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家考古遗址博物馆也确实正在积极拓展新思路，学习和掌握新方法、新技术，提升展示和宣教能力。比如，2019年建成开放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利用智能体感捕捉、沉浸式裸眼观影剧场、VR互动、三维打印等各类新手段，实现趣游博物馆。
从行业来看，围绕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的融合发展、基于文旅融合的创新运营以及如何赋能博物馆所在的城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等话题，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并通过多元和多维的对话、理论和案例的结合、技术加创意的融合等，展开了一系列探讨和探索。
比如，据《洛阳日报》的报道，在一个多月前的考古与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多位文博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博物馆和考古遗址融合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互鉴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我看来，有些观点和建议可以说是为新时期考古与遗址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解决方案，特在此做些摘编，以与大家共享。
作为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大纲编写和策展团队核心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队队长刘涛表示，遗址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是保护、研究并诠释遗址本体，其展陈关键在于有效呈现遗址本身，并以此为基础，利用遗址出土文物向公众传播科学、历史和文化知识。
具体而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针对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出土文物的不同特性，展览的核心主题定位为着重展现汉魏洛阳城“建中立极”的都城形制对后世城市布局的深远影响。展陈结构采用非线性的、主题性阐释的方式，打破单纯时间线索，聚焦核心文化理念的深度挖掘。每个大主题篇章结尾均设计有专题性的“尾厅”，旨在强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引发观众共鸣，凸显汉魏洛阳城在中华文明与世界交流中的不朽地位。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烈认为，遗址博物馆的核心特点是其在地性，应致力于带给游客三种核心体验：历史真实的心灵震撼、身处其中的沉浸氛围、岁月变迁的沧桑感慨。为此，遗址博物馆在设计叙事上须突出“探索的故事”，通过更强的专题性和趣味性充分调动观众的好奇心；运用时间、空间和文明线索进行更加立体的表达，使博物馆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同时，借助不同地域、年代、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对比和关联，突出该博物馆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地位，从而将遗址博物馆打造成更具吸引力的文旅目的地。
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陆建松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以使命定位引领规划，建议各级主管部门在立项阶段就科学论证博物馆的独特使命——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明确其不可替代的文化责任与社会价值。通过国家至地方的分层统筹，避免同类主题馆功能重叠，引导资源向特色化、可持续运营倾斜。
二是夯实学术与文物根基。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于深度内容而非建筑规模。呼吁加强考古遗址的多学科整合研究与历史语境重建，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文物内涵阐释，推动展览从器物罗列转向文明叙事，提升知识传播的有效性。
三是进行全流程专业协作。倡导考古学家、策展人、设计师全程协同——考古团队提供学术框架，策展团队转化教育叙事，设计团队创新体验形式。通过紧密互动确保内容与形式统一，使专业知识转化为引起公众共鸣的文化体验。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苏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陈瑞近认为，考古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根脉，综合性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对于城市而言，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共同塑造城市的认同感，但二者需要突出差异化。
在其看来，考古博物馆与综合性博物馆的差别在于：考古博物馆专注于展示考古发掘成果，其核心是考古出土文物和遗迹本身；综合性博物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社会历史、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的藏品，来源不仅有考古出土文物，还可能有传世文物、捐赠文物等。
同时，二者在展示侧重点上也有不同：考古博物馆强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展示，旨在帮助公众理解考古工作；综合性博物馆则更注重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多角度反映人类文明和自然世界。二者采用不同的叙事路线，通过相互补充、融合创新，可有效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主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认为，考古研究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成长的核心基础，科技保护是其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成果转化则是赋能其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在其看来，作为博物馆体系的新亮点，新时代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应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不断拓展展示方式，抓住当前大遗址保护机遇，深化考古与保护研究，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价值引擎。
说实话，看到这些分析、观点和建议，让我大受启发，也是尝试梳理出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这也再次充分说明，以考古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中国文博旅游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需求侧和消费侧的追捧外，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的觉醒和创意是密不可分的。而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迹象表明，中国博物馆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
“宏观来看，百年中国考古正在进入以重视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活化’为特征的发展新阶段，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连接考古学和博物馆的桥梁，要不断增强普及中华文明的行动自觉和考古学科能力，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普及教育的重大意义，勇挑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时代重任。”刘曙光在其文章中讲到。
显然，这是说给考古界和博物馆界的，也不仅是说给考古界和博物馆界的！
方塘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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