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三江口，金沙江与岷江在此交汇，浩荡的江水至此正式被冠以“长江”之名。下游19公里处，长江南岸舒缓平静的回弯处，绵延五六公里的白墙黛瓦建筑群，诉说着历史苦难与荣光。李庄，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美誉，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文教科研机构陆续迁驻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李庄。
伫立江边，望江上货船来往，不远的三江新区高楼鳞次栉比，而当年历史学家傅斯年、建筑学家梁思成乘船往返重庆与李庄时，他们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民族衰败，山河破碎，云集于此的大师学者们在清贫中坚持治学救国，奋笔抒写报国的情怀。顺长江而下，李庄下游两百多公里处，重庆鹅公岩大桥下的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内，一批批被展出的中正式步枪枪管仍发着幽幽蓝光，一座座老旧的机床布满岁月痕迹，它们是日机轰炸下兵工厂坚持生产的见证者,也是支撑抗战胜利的重器。
抗战时期，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大量高校、研究机构、工矿企业、文化团体乃至政府机关，为躲避战火、保存国力，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规模浩大的战略内迁。川渝作为大后方的中心，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环境，成为最主要的接收地。这场大迁徙存续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更是对川渝地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深层次、历史性的重塑。
李庄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知名高等学府、文化科研机构陆续内迁李庄，构建了以文化为核心的抗战阵地。
李庄：“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李庄古镇上河街中段，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宽体建筑，即中国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该馆由同济大学章明教授设计，其造型寓意“四手相握，文化脊梁”。在博物馆内，李庄古镇讲解员罗静向记者讲起李庄和发生在李庄的故事。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中国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序厅的大屏幕上，16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这16字电文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文明救援。
1940年8月的一天，李庄羊街8号的罗南陔府邸，李庄各界名流汇聚一堂，众人一致认为同济大学的迁入有利于李庄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支援同济大学就是支援抗战事业，便向同济大学发出16字函同意学校迁入。同济大学于1940年10月开始搬迁南溪李庄，次年3月搬迁完毕。
风雨飘摇的时代，李庄人接纳了同济大学。见李庄人包容、开放、热情，不久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十余家高等学府、科研机构陆续迁至李庄。
李庄有码头和粮仓作为交通与后勤保障，还有“九宫十八庙”等公共建筑可接纳机构办公学习。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迟来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驻在张家祠堂；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镇上几里路的张氏祖宅；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月亮湾上坝的张家老房。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九宫十八庙”在当地人心里有着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部分李庄人对“下江人”尚存偏见。
对于反对者，乡绅们分工合作，逐门逐户上门做思想工作。最终，李庄人为民族大义，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罗南陔更是带头将祖上祠堂免费租给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变卖田产筹措物资周济“下江人”。罗南陔见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生病,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他把两个儿子赶回不方便的乡下石板田居住，腾出房子给梁思永一家。
抗战烽火燎原，李庄犹如文化避难的港湾，无数木船满载典籍文物溯江而上，在这片水流回旋的河埠泊岸生根发芽。日子很苦，但众人斗志昂扬。当时，梁思成给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夫妇写信说：“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费正清后来探访李庄感慨：“若是外国人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恐怕早已纷纷离去。”
1940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存在这样的奇特现象，无论信件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在信封上标注“中国李庄”，邮件定能准确送达。就是在傅斯年所言的“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中国现代考古学开拓者李济、中国非汉语语言学大家李方桂、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中国克隆技术开创人童第周、殷墟考古大家暨“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等大师大家云集李庄，他们潜心教学、科研，在外敌入侵的特殊时代使中华的文脉得以存续发展。李庄因而与重庆、昆明、成都成为战时中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中国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大门上有这样的楹联。一名游客游览完李庄和博物馆后感慨，“李庄确实配得上这副楹联，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不少机构内迁到重庆等地，是战时首都下达的行政命令，而李庄人主动邀请这些机构和高校过来，展现了他们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家国情怀。”
北碚：“陪都的陪都”
抗战时期西迁机构为躲避轰炸，往往选择沿江且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小乡镇。李庄如此，北碚亦是如此。重庆北碚卢作孚纪念馆前，卢作孚与四弟卢子英的塑像临江而立，二人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前方，卢子英双手捧着规划图，卢作孚则右手指着前方，尽显运筹帷幄之态。
卢作孚在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离不开弟弟卢子英的协助。他们在北碚发起生态环境改善和建设，大力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创办文化和社会公共事业。10多年间，北碚面貌与民风民俗焕然一新，具备了迎接内迁机构的基础条件。当时的北碚曾被称作“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1943年，当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时，由衷感慨这里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
在卢作孚纪念馆所在的嘉陵江南岸眺望北望的夏坝，如果天气够好，可依稀看到树林掩映着一幢米黄色的小楼。这座小楼叫登辉堂，为当年复旦大学内迁至北碚时的行政楼和教室。
1937年12月底，复旦大学师生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到达重庆菜园坝，但校长吴南轩认为菜园坝环境嘈杂，人口稠密，决定迁至北碚。之所以选择北碚，吴南轩认为北碚距重庆不远，水路以舟三小时达；厂矿较多，可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学生社会实践的地方；夏坝“背靠琼玉山，面临嘉陵江，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有平坦土地一千余亩，与北碚夹江相望，风景秀丽，诚为建校佳地”。
彼时北碚情形复杂，复旦搬迁之路并不顺利。抗战爆发后，北碚工厂数量激增。北碚码头附近的杜家街以中央工业试验所及下属机构为主，提炼合成油、活性炭，制作纯盐酸、纯硫酸等战时物资；金刚碑本是缙云山腰几个小煤窑的转运码头，赈济委员会1939年在此地办了民利制革厂，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在此任过厂长，这里还是中福公司总部驻地，地质学家翁文灏和孙越崎把家人安置于此。当时政府的态度是，夏坝为各工厂厂基，平时易生工潮，且厂屋集中战时宜招轰炸，希望复旦大学另觅他地。卢作孚再三权衡，认为北碚虽有中小学，但没有有影响力的大学，最终说服政府同意复旦大学在夏坝建校。
1938年2月下旬，复旦大学师生分批从菜园坝迁至夏坝。夏坝当时还叫“下坝”，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认为“下”与“夏”同音，建议取“华夏”之“夏”更名为“夏坝”，以表复旦师生的爱国之情。
除复旦大学外，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各大研究所、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陆续迁至北碚。北碚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心，各界名流汇聚于此。
1943年11月，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团聚。第二年元旦，他正式动笔撰写以沦陷时期的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鸿篇巨著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与凝聚力，鼓舞全民抗战的斗志。“抗敌文协”研究部副主任胡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租住在两间破旧的棚房里，在艰苦的环境里废寝忘食主办文学刊物《七月》，刊物经常发表歌颂八路军和揭露日寇罪行的文章，如曹白的《在敌后穿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等。
如今耸立在北碚文星湾42号的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中的惠宇楼。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时，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杨森处劝募了3万元而建成。抗战爆发后，中国西部科学院接纳了西迁的科研机构人员。中国第一件地形浮雕，第一件自己制作的大熊猫标本，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装架的第一副恐龙骨架，第一批钒钛磁铁矿样品……随着时间流逝，惠宇楼里的这些物件虽不再如当初那样光鲜，但它们承载的记忆愈发厚重，仍在向每个来到北碚的人传达着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烽烟四起、家国危难之际，一大批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名流能在北碚找到安顿的地方，卢作孚的功劳不言而喻，他是北碚的‘开拓者’。”在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一名老员工告诉记者，卢作孚运营公司的经理人理念、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和思考，都具有前瞻性。他率先在西南腹地进行改革试验，让北碚从一个贫穷的地方进化成了当时现代化的城市，当战争阴霾逼近，北碚有能力接纳、容纳西迁的工厂、学校和机构，民族的文化与工业血脉得以保存。
“付出与反哺的双向奔赴”
抗战时期，除李庄与北碚外，川渝地区还有很多地方主动接纳西迁的机构与团体。
沙坪坝位于重庆市区嘉陵江畔，与相邻的磁器口通称为“沙磁区”。早在1936年，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发表《理想中的重庆文化区》，倡议在沙坪坝建立文化区，认为“其意义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抗战时期，包括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南开中学等院校迁至沙坪坝。如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鸿、老舍等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也来此工作定居。以复兴文化教育为使命的沙磁文化区，竖起抗战大后方的一面文化大旗。
重庆北碚卢作孚纪念馆前，卢作孚与四弟卢子英的塑像临江而立。卢作孚在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离不开弟弟卢子英的协助。（曾勋/摄）
成都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欢迎各大学到此暂避战乱，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先后迁来。据张凌高的外孙女杨光曦讲述，“汇集成都华西坝的五大学共设有文、法、理、医、农等五大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师生人数3000多人，是中国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一时间坝上师生骤增，各校求同存异，敢于创新，采取自由结盟的方式，师资、校舍、设备配置成了统一的资源，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学生允许校际间任意选课，全部承认学生的学分。相较于战时首都重庆，成都受日寇轰炸骚扰的时间少得多，顾颉刚说：“在前方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
位于重庆西南百里长江之滨的江津白沙坝，抗战时期为“川东文化重镇”。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等机构和学校相继迁至此地。各级学校和文化机关、团体的大量汇聚，引来了众多教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名流。
抗战军兴，文亦奋进。当时的沙坪坝、华西坝、夏坝、白沙坝，合称四川的“文化四坝”。《成都商报》曾撰文说，这些机构、高校、工厂西迁川渝，并非简单的来与留的关系，而是“付出与反哺的双向奔赴”。
国立武汉大学迁到乐山时，乐山文庙除了祭祀孔子，同时也是县学、府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和人民欣然接受武汉大学，并把文庙改建成武汉大学的总部和主校区。1938年4月，武汉大学师生中出现一种怪病，得病后手脚无力。化学家侯德榜正在这里主持搬迁永利碱厂和筹办四川碱厂的工作，他派人调查后发现，当地的食盐中含有大量钡元素，摄入过量会对身体有伤，侯德榜与团队把这种病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成功进行了氯化钡与食盐的分离实验。后来团队中的人回忆，从此这种病在四川绝迹了，“这是为四川居民做了件大好事，积了大德啊！”
由于社会名流和文化机构的到来，李庄当地人得到反哺。当时，小小的李庄比南溪县城提早10年用上电灯。李庄及周边百姓子弟得到了全国最好的教育机会，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几乎完整并高规格的教育系统。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毕业于同济附中，当地农民子弟罗哲文1940年考上营造学社的练习生，之后追随梁思成，成长为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川渝的山水与文化，在西迁川渝的专家学者间催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他们将知识体系与巴蜀土壤结合，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人文领域的高光时代。
李庄的奎星阁建于清光绪早期，梁思成评价说，奎星阁是从宜宾到上海沿江两岸建造得最好的一座亭阁。而石牛山上的旋螺殿建成更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全木斗拱衔拼而成，不用一钉，梁思成盛赞其结构之奇，雄傲天下。李庄的古建筑独具匠心的营造技术，经过梁思成的分析和描述，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为后世研究创立了范式。
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调查、采集全川动植物标本，供农业改进和学术研究，院长翁文灏因此改良了川北小麦品种，缓解了粮荒。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常隆庆等人所著的《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详细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植被和风土民情，是当时唯一研究彝族状况的著作。
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投入到川康边界的边疆民族研究中，写就了《凉山彝家》《四土嘉戎》等一系列边疆民族研究的著作，成为燕京大学边疆民族志方向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的西迁运动还使得中国各地区的人民增加了彼此接触、相互影响的机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海建认为，在大后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彝族、白族、回族、傣族、藏族等各族民众更是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参与各项工程的勘探和抢修。一些民众还与外来的汉族技工缔结婚姻关系并组建家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得到了空前加强”。
遗产：从地域振兴到民族复兴的支柱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后来任金陵兵工厂的李承干,1932年,郭沫若曾到金陵兵工厂看望好友李承干。李承干希望郭沫若能为金陵厂写首厂歌，郭沫若欣然答允。西迁重庆后，这首歌在抗战中激励了一批批员工积极投入生产报国。新中国成立后，该厂几经改制为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后来的1996年,长安汽车决定将兵工厂时期的厂歌更名为《长安之歌》。“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歌词不仅代表了战时兵工厂员工的精神，更是对民族气节的生动写照。
西迁入川的工厂大多是近代工业的精华，实力雄厚，门类齐全，与工厂同时迁入的还有大批技术精英和高级管理人才。到1965年三线建设时，无锡动力机厂和河南拖拉机厂合并内迁到北碚区歇马镇，几千名无锡人、洛阳人和上海人告别亲人和故乡来到北碚，共同组建了以生产轮船内燃机和柴油发电机组为主的红岩机械厂。在原北碚钢厂旧址上动工修建，仅用10个月，红岩厂便建成投产。若是没有北碚抗战时期打下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能否在这里如此顺利推进，恐怕都是问号。
工业命脉的传承，尚能搜寻到脉络，文脉的传承脉络或许抽象，但历史终会给出答案。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从北碚迁回上海原址，但其在夏坝留下的校舍等，在卢作孚等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又办起了相辉学院，学校名字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一名自称“天性自由散漫，向往的全是田园美、农艺美”的19岁青年学生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报考相辉学院农学系。他热爱自然，常在嘉陵江中游泳。之后，他进入北碚的西南农学院，开始实现科学报国的一生，他就是被世人尊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武汉失守前，临时保育院滞留了难童4100多名，卢作孚组织民生轮船公司将这些难童安全护送到重庆。1939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遣李硕勋烈士遗孀赵君陶赴重庆合川筹建保育机构，收容战区难童。当时，重庆江津德感坝迁来的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主要接纳安徽籍流亡师生。
安徽怀宁人、美学家邓以蛰为不让儿子因逃难而中断学业，想到四弟邓季宣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校长，因此将儿子托付给四弟。临行前，邓以蛰叮嘱儿子：“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之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就是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邓稼先。“计算机之母”夏培肃、核动力专家赵仁恺等院士都曾在国立九中求学。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北碚草街子的凤凰山上古圣寺中，创办了一所在当时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型育才学校。学校根据学生的爱好及特长因材施教，开设社会、自然、音乐、舞蹈、戏剧、绘画、文学等小组。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廖意林到育才学校组建南方局直属支部，先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直接领导，后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直接领导。在育才学校最困难时，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古圣寺看望师生，他们从南方局的办公经费中节省出400个大洋，支助育才学校渡过难关。育才学校在古圣寺7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以国务院原总理李鹏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干部，以及杜鸣心、陈贻鑫等音乐人才。
战争时期，经济重铸与文脉守护同等重要。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保存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精华，故宫文物共分五批南迁、三批西迁。3694箱来自故宫的文物沿长江水路西迁到重庆，秘密在长江南岸的安达森洋行等三处地点。
内迁到川渝的不少工矿、学校、机构，在后来开枝散叶，不少专家学者亦成为各自行业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曾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于1946年离开李庄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阴法鲁、王利器、任继愈等迁到李庄工作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均成为北大中文系与哲学系的“开山鼻祖”……
曾经忙碌的厂矿、安置过课桌的庙宇、飘过音乐声的祠堂、争论数理问题的茶肆，演化为文明的容器，给川渝以振兴，给国家以富强，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那些不朽的基因和精神，仍熠熠生辉、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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