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耀龙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敦煌，有一名法号为乐僔的僧人在清晨时分爬上了三危山，当他抬头看向对面鸣沙山的山崖时，眼前“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乐僔被这样的胜景彻底折服，这位云游僧人脚下生了根，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片圣地修行。
于是，他当即请人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佛窟，这就是莫高窟的诞生……
莫高窟远景。高樯 田蹊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
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个故事，得益于古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留下了一篇莫高窟营建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即《莫高窟记》。敦煌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自从乐僔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之后，往来的僧侣、家族、百姓都纷纷在这里开窟造像，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之一。
根据《莫高窟记》“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瓌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的记载，在乐僔之后来到莫高窟建窟的是禅师法良，因为两位高僧在这里的持续营造，吸引了一大批信众前来朝圣，规模日显。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无法在莫高窟现存的洞窟中识别出乐僔和法良开凿的洞窟，只因为他们开凿的是禅窟。石窟断代最重要的依据是洞窟里的壁画和塑像等艺术，但早期僧人修行的方式以坐禅为要，这样的空间内是不需要绘画的。面对空无一物的四壁，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洞窟是莫高窟最早的洞窟。
莫高窟第112窟南壁及西壁
莫高窟迎来第二个建窟热潮
在莫高窟现存的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都保存有壁画。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公布的最早的洞窟是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北凉。属于这个时期的洞窟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第268、第272和第275窟，合称“北凉三窟”。北凉时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萌芽阶段，所以石窟艺术保存了大量的西域样式和风格，题材上最鲜明的特点是绘制了大量的本生故事画，体现了早期佛教忍辱牺牲的精神。
北凉在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灭，是北魏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北魏把北凉的三万多户人迁到了首都平城，其中就有很多凉州的工匠，他们就是北魏皇家石窟云冈石窟的缔造者。后来，云冈石窟艺术开始向四周辐射，北魏皇室就把这种艺术带到了敦煌。敦煌是北魏西部的重要军镇，为了有效控制这片领土，北魏政府于公元525年任命皇族成员元荣为瓜州刺史。于是，元荣来到了敦煌（瓜州的州治在今天的敦煌市）。就在元荣前往敦煌的同时，北魏的北部边境正在爆发六镇起义。到了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次年被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用毒酒毒死。宇文泰立魏文帝为新皇帝，历史上称这个新国家为西魏，敦煌成为西魏的领土。
东阳王元荣治理瓜州期间，为了争取当地豪族的支持，积极投身莫高窟的建设之中。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经过仔细考证，认为今天莫高窟第285窟应该就是元荣出资开凿的洞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是莫高窟北朝艺术的巅峰之作，洞窟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佛教艺术精美的塑像和故事壁画，也保存有道家艺术中的风雨雷电等自然之神和《山海经》中记载的各类神兽，甚至连印度教、婆罗门教、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出现在壁画里。因此，被称为“以佛教为主体的万神殿”。除此之外，第285窟的艺术也是独树一帜的，它的风格不再以西域风格为主体，敦煌本地工匠参考了魏晋时代河西走廊的墓室壁画艺术，使洞窟成为东西方艺术彼此影响、相互塑造的空间，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作为最高地方长官，元荣在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引发了当地家族和百姓的纷纷模仿，掀起了继乐僔和法良之后，莫高窟第二个建窟的热潮。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局部）
莫高窟开凿历经各个时期
继元荣之后的北周时期，营建莫高窟最关键的人物是建平公于义。元荣在敦煌逝世后，瓜州陷入了争权和反叛的乱局之中，导致元荣的治理成果几乎毁于一旦。为了稳定西北边境，朝廷派于义担任瓜州刺史。抵达敦煌的于义很快明白了元荣的政治智慧，为了联合崇敬佛教的当地贵族，学者认为他在莫高窟营建了北朝时代最大的洞窟，这个洞窟应该就是第428窟。第428窟依旧使用了西来的中心柱窟的形式，但在顶部仿照汉式建筑做了两面坡的屋顶结构，表明中式建筑开始改造佛教洞窟。整个洞窟的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是天宫中的天宫伎乐，它们载歌载舞，表现出天宫中的美好景象；中段是千佛、佛教故事画及说法图；下段是供养人。第428窟中一共出现了1189身供养人像，是莫高窟中供养人最多的洞窟，显示了于义与敦煌当地贵族共治的历史现实。
北周之后，莫高窟的开凿进入了井喷时期，很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青海道。之后，他又翻过祁连山巡视河西走廊，在张掖举办了“万国博览会”，重启了这条丝绸之路的黄金道。于是，丝绸之路沿着祁连山开启了“双车道”时代，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敦煌，也即将迎来它最辉煌的时期。依托隋朝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莫高窟开始大规模营建洞窟，在隋代短短的37年中，莫高窟开凿了近百个洞窟，是莫高窟单位时间内开凿洞窟数量最多的朝代，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盛况。除此之外，隋代莫高窟的艺术也是发挥世界影响力的时期，敦煌画师就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三兔共耳”的神秘图像，后来，这个图像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隋朝灭亡之后，因为地理位置偏远的原因，敦煌并没有受到隋末唐初战乱的破坏，社会相对比较安定，这为莫高窟的持续开凿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从唐朝建国到安史之乱的这个阶段是敦煌经济和文化稳定发展的阶段，也是莫高窟壁画艺术和彩塑艺术的巅峰时期。
在塑像方面，以莫高窟第45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登峰造极的彩塑在这个时期制作出来，规模最大的莫高窟第96窟、第130窟弥勒大像也完成了营建工程。壁画方面，敦煌艺术进入了成熟期，以第220窟为代表的莫高窟最精彩的壁画艺术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莫高窟初唐时期开凿的第323窟中保存有一幅张骞出使西域图，是研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图像之一。有趣的是，这幅壁画中张骞前方的方形榜题上写着：“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原来，这幅张骞出使西域图的主角变成了霍去病西征河西走廊时缴获的休屠王祭天金人像，汉武帝不知道金人的名号，就派遣了张骞前往西域探明真相。所以这幅壁画是唐朝僧人为了提高佛教的地位，对张骞出使西域的重新编撰，让张骞成为将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这一个半世纪是莫高窟艺术的成熟阶段，此时的佛教艺术已经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敦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莫高窟的艺术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又有一种新的艺术汇流进来，这就是吐蕃艺术。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为了保卫京城，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带领河西地区的兵马入驻潼关，这也让平静了很久的吐蕃等来了机会。此时的吐蕃独霸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仅仅隔着一座祁连山，等哥舒翰被调到潼关，河西走廊上防务空虚，吐蕃开始大举入侵。公元786年，吐蕃终于攻陷了河西走廊上的最后一座城市沙州（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当时正是“吐蕃三大法王”之一的赤松德赞在位期间，他邀请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进藏，使密教成为吐蕃王朝的国教。随着吐蕃占领敦煌，刚刚兴起的吐蕃艺术就出现在了莫高窟的洞窟里，为敦煌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当吐蕃人看到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莫高窟时，被这种成熟的佛教艺术所感染，敦煌艺术也被带到了青藏高原，成为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养分。
吐蕃统治了敦煌近60年后，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样迎来了它的衰落。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在拉萨大昭寺前阅览唐蕃会盟碑时，被僧人用箭射死，吐蕃王朝陷入了内部争权的动乱时期。这场内斗也影响到了河西走廊，为了参与夺权，原来驻守吐蕃的军力大部分调到青藏高原上，敦煌人张议潮终于看到了回归大唐的机会。公元848年，张议潮联合敦煌索氏、翟氏、李氏、阴氏等大家族，对敦煌城内的吐蕃军突然发难，一夜之间，沙州（今敦煌）复归大唐。之后，张议潮连克伊州（新疆哈密）、西州（吐鲁番）、河州（甘肃临夏）、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兰州、岷州（甘肃岷县）、鄯州（青海乐都）、廓州（化隆）等九州，丢失百年之久的大唐国土，全部光复！唐宣宗正式赐军号“归义军”，敦煌进入了归义军时代。
豪门望族是归义军政权的主要力量，所以这个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以家族为主体，出现了很多家庙性质的洞窟。为了纪念张议潮的功绩，他的侄子张淮深开凿了第156窟，并在窟内绘制了《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即敕封张议潮为节度使后其统军出行的写照。画面中从右至左，依次画了鼓、角手各4人，分左右列队。鼓、角手后面有武骑两队，每队5人。再后面是文骑两队，每队也是5人。在两队文骑之间有舞乐一组，共8人，分两组对舞，旁边立乐师12人，后面跟着6名执旗者，再后跟随着衙前兵马使3骑，散押衙2骑。张议潮位于画面中部，穿圆领红袍，系革带，骑白马。其后有拥着“信”字大旗的兵士，最后的射猎、驮运部分有20余骑。总体看来，这幅画绘有多达两百余人。全图作散点、鸟瞰式布局。全图人物众多，结构繁复，但被安排得虚实得当，秩序井然；整个画面相互联系，整体统一；画家既把握住整体布局，又注意队形变化，前面仪仗队作对称双列并行，作者以华丽的色彩和生动写实的造型呈现出仪仗的威武雄壮，表现了一支威仪赫赫的凯旋之师，中间载歌载舞的舞乐，渲染了欢乐热烈的气氛。这幅画充分表现了张议潮统军出行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雄壮气势。同时，为研究归义军节度使出行仪仗、河西地区的民族服饰、唐代乐舞等，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敦煌成为首都。然而，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4年之后，曹议金代替张承奉，成为新的归义军节度使，开始曹氏统治敦煌的历史阶段。直到公元1036年，第八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向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投降，延续了180余年的归义军政权至此宣告终结。
莫高窟第112窟南壁东侧《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反弹琵琶乐舞。
莫高窟中的回鹘艺术
西夏在1038年正式建国，在曹氏归义军的末期和西夏占领敦煌的初期，回鹘人一直在敦煌地区活动，因此在莫高窟留存了很多回鹘艺术。回鹘壁画最大的特点是以绿色为主色，且画面的重复度极高，呈现出单一形象不断重复的图象。这种艺术程式化了的窟顶棋格式团花装饰与四壁简略的净土变，对莫高窟西夏早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有着巨大的影响，形成千篇一律的绿壁画。然而，这种情况在西夏的中后期为之一变。1159年，西夏仁宗派遣使臣入藏迎请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因为年老而不能前往，就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来到西夏，藏传佛教美术因此传到了河西走廊。西夏人凭借他们对藏传艺术的高度虔诚，将藏传美术与汉地中原艺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架起西藏艺术进入中原的桥梁。
西夏藏传绘画风格把汉藏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敦煌学研究专家史苇湘总结道，“他们摄取了吐蕃、沙州、西凉的佛法，学习了北宋画家的人物造型，辽朝的笔墨构图，回鹘人的色彩装饰，兼收并蓄，融化贯通，被雄强的党项精神铸为一体，成为我国美术史上一个新风格——西夏美术。”
1227年，蒙古大军攻灭西夏，敦煌进入了蒙古诸王的统治时期。在敦煌艺术中，西夏对元代的影响很大，为了统治西夏故地，蒙元的统治者大量任用西夏人，同时也引入了藏传佛教。由于西夏人在元初藏传佛教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西夏佛教艺术直接影响了元初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通过两个时代的持续营造，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成为西夏元时代藏传艺术最重要的保存地之一，成就了如莫高窟第3窟等一大批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品。
到了明代，自从冯胜修建嘉峪关之后，敦煌一直被明王朝轻视。直到1524年，嘉靖皇帝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就被完全抛弃在关外了，莫高窟洞窟的营建历史自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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