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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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是公认的“京北古村”。因聚落在桃山之南而得名。
桃山村地处怀柔西南，从村中心往北走6.5公里就是怀柔城区；往南不到1公里是顺义界。村西边挨着本镇的王史山村，东边与高各庄村相邻。村域总面积4.25平方公里。地形属山前洪积高台地，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52米。
桃山西麓有一条发源桥梓镇北山的小中河，河流自西往南绕村而过。河水虽不丰盈，但在千百年里多数年份都有水，最终把这里润成了宜耕宜居的好地方。
现在村里的民居聚落地有41万平方米，布局很规整：有两条东西向和两条南北向的主街，还有32条大小胡同。如果在村里闲溜达，不但能感受到村落特有的烟火气，还有一种古韵悠悠的恬静。
桃山村的特别之处，是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厚度。因地处冀北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自古就是草原民族南下、农耕民族北上的近捷通道。
现在能找到的文献史料和地下挖出来的文物都能证明，至少在唐代中期，这里就形成了聚落。但也有学者认为更早，并举例说北魏时期桃山附近就已经有城邑了。由此看来，桃山真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聚落，而是由古代城邑演变形成的。
岁月沧桑，在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合过程中，这里留下了深厚的人文印记。略述如下。
★ 村庄地标：海拔137米的“文化小山”桃山
说到桃山村，就不能不提村名的由来——桃山。这座山不算高，海拔只有137米，是怀柔区南部边缘一座孤零的低山，属于军都山前平原被侵蚀后形成的山丘。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在古籍里却能找到不少记载。
翻译古籍描述：“桃山，在史山东五里，为凤山（现在叫峰山）的南端。一座山峰高高凸起，远远看去像桃子的形状，前面的山路又陡又曲折，窄窄的小路很难攀登，是昌平、顺义两县的界山。山顶上的古寺已经残破毁坏，只剩下石碑孤零零地立着，台阶上长满了荒草和荆棘。”
《顺义县志》里也写过：“顺义平原上，山岭特别少，只有北部有一座孤立的土山突出来，那是燕山的分支从昌平蜿蜒向东延伸，横在两县的边界上，有的地方还伸进顺义境内。这座山虽然半山腰光秃秃的，没有高大的树林和好看的花草，但山间雾气缭绕，山上的寺庙和山洞很清幽，爬上去远眺四周，也算是当地一处能看到全景的景观了。”
还有一本重要的地理书《方舆纪要》记载：“桃谷山，山有五座山峰，像桃花的花瓣，巨大的石头错落分布，占了好几亩地。”关于这则史料，有些人在记写桃山时经常引用，但专家说这是指昌平桃峪口那边的“桃花山”。并不是怀柔的桃山。
那么，一座海拔不到200米的小山，为什么值得这么多古籍记载？
其实，在人文地理的视角里，桃山的价值远不止“像桃子形状”这么简单。历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被人类文明浸染过的地方，凡是这种孤立的小山，往往比那些高大雄伟的山脉藏了更多故事。
因为高大的山脉常常作为天然屏障，而小山附近更容易成为人们聚居，所以围绕着它们的传说、故事、诗文，反而比大山多。
桃山就是这样——它虽然矮小、孤立，却是承载了很多历史事件的“文化地标”，所以才能一次次被写进各类史册。
★古镇今村的“生命之河”：小中河与早期文明
如果说桃山是桃山村的“文化地标”，那小中河就是村子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属于北运河水系，源头在怀柔区桥梓镇的后山南坡，水流到史山村的时候，汇集了周围的散水，然后往南流，经过桃山村前，再流向顺义区的二张营村东南，穿过巽峰桥，沿着官庄、毛家营、姚店、马圈东村这些地方流淌。
到了顺义县城西门外三里的地方，小中河往南流到衙门村东北，因为泥沙多，这里形成了一片积水的洼地，经常淤塞；河边的良田，过去也总因为河水泛滥受灾。再往东流，经过泥河村南边时，有北关外的河水注入；继续往南到海洪石桥北边，又有散水汇入，河水曲折着往南下，到了寨辛庄，河面才显得宽阔一些，能看到一片水波。
平时的时候，小中河的水很平静，河底的沙子能看得很清楚；一旦遇到汛期涨水，河水就会漫进温榆河，最后跟着温榆河东流到通州东关外，汇入北运河了。
对古代的桃山来说，小中河的意义可太大了。当河水流到桃山一带时，就在村西北和村南形成了坑塘和湿地，这些水域不仅给当时的农业耕种、畜牧养殖和村民生活提供了用不完的水源，还慢慢积淀出了肥沃的腐殖土壤，特别适合种地、养牲口。
可以说，正是小中河带来的水资源和肥沃土地，为早期桃山这里建城设镇提供了必要条件，孕育出了最早的古镇文明。要是没有这条河，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京北古村”了。
★村域人文历史：从战国燕地到隋代县治的千年变迁
桃山村的历史，能往上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要讲清楚它的人文脉络，得从几个关键的历史阶段说起。
春秋和战国时期，桃山一带是燕国的腹地。燕昭王二十九年，燕国修筑了千里长城，还沿着长城内侧设置了郡县——现在很多专家考证，认为当时最早的渔阳郡和渔阳县治所，就在今天怀柔、密云交界处的北房镇梨园庄村南边，也有说在怀柔老城北半部的。
从那以后，渔阳郡、县的治所在怀柔这片地方存在了将近900年，中间虽然有过几次迁移，但始终没离开这片区域。
到了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改年号为“天兴”。《魏书》里有两段记载：“天兴元年三月，渔阳的库傉韬聚集众人造反”；“七月，渔阳的乌丸人库傉韬又聚集党羽作乱”。从这两段史料能推测出，北魏初期，渔阳县的治所还在今天怀柔地区。
但到了北魏后期，情况变了——渔阳郡的治所迁到了雍奴县，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武清区，当时渔阳郡下辖雍奴、潞、无终、渔阳、土垠、徐无六个县。关于这一时期，史学家尹均科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北魏后期渔阳郡治所东迁的时候，下辖的“渔阳县”治所也跟着迁到了现在庙城镇的桃山村。
尹教授为什么这么说？他是根据《魏书·地形志》里的记载推断的——这本书里写着：
“渔阳郡的渔阳县，有渔阳城、安乐城，还有桃花山”。这里的“桃花山”，就是现在的桃山，位置在怀柔、顺义两县的边界上；山下的桃山村属于怀柔，附近还有一处规模不小的古代聚落遗址，中科院地理所的李宝田先生曾经去考察过，还写了考察报告。尹先生认为，这个遗址就是当时北魏渔阳县的治所。
按照尹老的判断，这个渔阳县治所的东北方向有渔阳故城（就是现在梨园庄村南边的遗址），南边有安乐城（现在顺义的衙门村），旁边还有桃花山（桃山）——这个方位和古籍里记载的完全对得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暂且认为，桃山村附近的古城遗址就是北魏时期的渔阳县治所，但最终的确认，还得等以后挖出更多文物才能定论。
北魏孝武帝雍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桃山这地方归东魏管辖。但东魏只存在了16年，之后就被北齐取代了。
尹均科先生考证后认为，东魏时期，渔阳郡的治所还在雍奴，而渔阳县的治所一直在怀柔庙城镇的桃山村；至于梨园庄村南边的渔阳县城，那时候已经只是“渔阳故城”，不再是县治所了。
不过，东魏、西魏到北齐、再北周的政权更替过程中，幽州渔阳这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把原来的渔阳城毁得很严重。北齐取代东魏后，把渔阳郡的治所从雍奴往西迁到了“潞”（现在的通州），但渔阳县的治所还留在桃山。
1963年三月，在北房镇梨园庄渔阳县故城旧址南边大约一公里的围里村，出土了一块渔阳县令傅隆显的墓志铭。铭文上写着：“大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岁次辛卯十一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渔阳郡公曹，二代郡正，解褐平北将军，幽州治中土垠、雍奴、路、渔阳四县令傅隆显铭”。这块墓志铭进一步证明，当时正处在朝代更替的乱世，战争打得很残酷，城池被毁坏，百姓流离失所。
专家们根据这个发现推断，当时渔阳郡、渔阳县的治所之所以迁移，就是因为战乱把原来的城毁了，没办法再用了。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二月，北周政权虽然建立了，但北齐的各地官员还在抵抗——这其实是战争的惯性，仗打了这么久，不是一下子就能停下来的。
一直到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齐的各州各县才陆续投降，北周这才真正控制了幽州地区。所以，至少到公元578年，桃山的渔阳县还存在。
北周灭掉北齐后，设置了幽州总管，治所设在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下辖燕、范阳、渔阳三个郡。
当时渔阳郡的治所在“潞”，管着潞、雍奴、无终三个县。而桃山的渔阳县，则划归北周幽州总管府管辖，不再属于渔阳郡了。之前提到的傅隆显，当时已经有了“渔阳郡公曹，二代郡正”的官衔，还担任了幽州管辖下的“土垠、雍奴、路、渔阳四县令”——从这里也能看出当时行政区划的变化。
等到隋朝建立后，朝廷废除了“潞”地的渔阳郡，把渔阳郡的治所迁到了无终县（隋朝末年改名为渔阳县，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州区），重新设置了渔阳郡和渔阳县。这时候，桃山的渔阳县就被撤销了，原辖区划入了昌平县。
★古镇成村：从唐代“宋城镇”到民国的归属变迁
桃山及附近区域，在唐代中期曾属于燕州、归德郡以及下辖的辽西县。
唐开元二十五年，以草原民族为主体 燕州的治所从幽州城（今北京城区）迁到了幽州北边的桃谷山（现在昌平桃峪口南边）。到了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燕州改名为归德郡，下辖辽西县。
《通典·州郡》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归德郡的范围：
“东至密云郡八十里，南至范阳郡九十里，西至范阳郡昌平县五十里，北至山五里。东南到后魏废易京城四十里，西南到芹城五里，西北到乾河山五里，东北到宋城镇二十五里。”
根据这些记载来定位，唐代的燕州归德郡和下辖的辽西县治所，应该在现在昌平区境内的东桃峪口附近，而且现在还有遗址留存。
这里要特别注意“东北到宋城镇二十五里”这句话——这里的“宋城镇”，就是现在桃山这地方。
所以，现在怀柔区西南部的桃山一带，在唐代属于燕州归德郡辽西县，这一点没什么疑问。由此也能证明，早在唐代，桃山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叫“宋城镇”的军事戍守重镇了——毕竟处在山地和平原交界的地方，是防御的关键节点，必须派军队驻守。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燕州被朱滔灭掉，辽西县改名为幽都县，治所也往南迁回了幽州城。从那以后，包括宋城镇在内的桃山一带，就划归幽州昌平县管辖了。
后唐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这地方被契丹占领，但仍然属于昌平县，和顺州的怀柔县接壤之地。
到了金代，桃山属于顺州温阳县；元代时，属于顺州丰乐乡桃山社，当时还在这里设置了“急递铺”——这是古代传递公文的机构，有点像现在的邮政站点，能设在这里，也说明桃山当时是交通要道。
明代中期，桃山划归昌平州顺义县；从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桃山村分成了两部分：前桃山村属于顺义县，后桃山村归昌平管辖。
《康熙昌平州志》里写着：“州东北路，桃山村，距州城六十五里”。
民国时期的《顺义县志》则记载：“前桃山，在县西北，距离县城三十五里，有51户人家，308口人，村里有普济寺”。
民国初期，前桃山属于顺义第七区第八乡；一直到1948年，前桃山和后桃山才合并成一个村，划归怀柔县管辖——这就是现在桃山村归属的由来。
★元代桃山：一场决定王朝走向的战场
元代的时候，桃山不仅是个属于顺州的普通村落，还曾是一场重要战争的战场。
前面提到，元代桃山属于顺州丰乐乡桃山社，设有急递铺。《日下旧闻考》里，就记载了这场战争：
“元致和初，上都兵入古北口，留重兵屯燕乐城（今密云不老屯镇燕落村），以轻骑进抵桃山，雅克特穆尔掩击于白浪河，追至桃山降其众。”
这段记载背后，是元代一场关乎王朝命运的内战。
事情发生在元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八月：元泰定帝突然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去世，大臣倒剌沙暂时“代理国政”。而当时驻守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抢先一步行动，拥立怀王图贴睦尔在大都称帝，改年号为天历，这就是元文宗。
元文宗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么做，肯定会引发内战——上都那边的大臣和诸王，肯定会拥护泰定帝的儿子天顺帝。
所以他登基后，立刻下诏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希望能得到神灵保佑。同时，燕帖木儿和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带兵守住皇宫，还调兵遣将去防守各个关口，“征调各地的卫兵驻守京师，下令郡县制造兵器，拿出府库里的钱财犒劳士兵”，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果然，怀王在大都称帝后，上都的诸王一致拥护天顺帝，兵分几路南下进攻大都。燕帖木儿率领大都的军队迎战，先是在密云一带打败了上都的梁王军，接着在通州打败了上都的营王也先军，又在枣林打败了阳翟王太平的军队。
不过，上都军也没那么容易对付，他们想了个“诱敌深入”的计策：
上都兵攻入古北口后，把大部分兵力留在了今密云城北的燕乐城，只派了几百名轻骑兵往南直奔大都。这支轻骑兵走到桃山南边的石槽时，和大都的军队遇上了——两军在白浪河展开了激战。上都军打不过，往北撤退到桃山，结果陷入了大都军的包围，最后只好投降。
这场发生在桃山附近的战斗，虽然规模不算最大，但却是元代内战的关键一战——它阻止了上都军逼近大都，为元文宗巩固政权打下了基础。现在再看桃山，当年的战争痕迹虽已消失，但这段历史，却让这座小山和这个村庄多了一层“王朝战场”的厚重感。
★古镇遗迹和文物：藏在砖瓦与器物里的千年记忆
桃山村的历史，不只是写在古籍里，还藏在地下的遗迹和文物中。
这些年来，村里和周边陆续发现了不少古代遗址和文物，每一件都能让人们触摸到“活历史，能帮我们打开不同时代的历史大门。
桃山村及周边发现的疑似渔阳县城或宋城镇遗址、西晋墓、普济寺，还有出土的青铜鼎、博山炉凤，每一处每一件都带着时光的刻度，都在呈现着这座古村的过往。
1.宋城镇遗址：唐代戍边重镇的遗痕
前面提到，唐代桃山一带曾有“宋城镇”之名。这在桃山村的历史里是个重要的标记——它不是普通的村落，而是唐代的军事戍守重镇。《清一统志》曾进一步确认：唐朝在这里专门设镇驻军——“宋城镇在顺义县西北二十五里，唐时置戍守处”。
为什么要在桃山设戍守镇？有分析说是因地理位置重要。
唐时，桃山处在燕州境内，北边是草原民族活动的区域，突厥、鲜卑等部族时常南下，这里就成了防御的“前线”。燕州刺史在这里设镇驻军，相当于筑起一道军事屏障，既能防范部族侵扰，也能保障周边农耕区域的安全。
现在到桃山村北，还有个叫“北甸”的地方，那片区域保留着一处古聚落遗址。在遗址上走一圈，能捡到不少古砖瓦的残片——有的砖上还能看到模糊的纹路，有的瓦当边缘带着唐代建筑的风格。虽然还没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但从这些散落的遗物来看，专家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当年宋城镇的遗址。
想象一下，一千多年前，这里或许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士兵驻守的营垒，有往来传递军情的驿卒，有热闹又紧张的戍边生活。
2.西晋墓：被盗墓惊扰的“古人生活写真”
1989年11月，桃山北300米处的一个土丘，意外揭开了一段西晋时期的历史。当时有人在土丘附近干活时发现了土层里的砖块，顺着往下一挖，一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渐渐显露出来。这是桃山村附近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古代墓葬之一。
这座墓的结构很规整，墓室呈正方形，朝向正南，内部边长2.88米，高2.6米，南边有一条拱形墓道，墓道宽0.97米、高1.55米、长2米，刚好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墓顶和四壁都是用带着蓝色绳纹的条砖垒砌的，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很严密；墓底则铺了两层砖，下层是普通的长条砖，上层用的是带花纹的方砖，花纹虽然简单，却能看出当时工匠的用心。
可惜的是，这座墓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清理时发现，墓室里的棺木被拖到了墓道里，墓主人的尸骨四下散落，显然是盗墓者为了找陪葬品，粗暴地挪动了棺木。
不过，盗墓者也不是“一无所漏”——墓室东壁下的釉陶器基本没动，西壁下的青铜器和棺内的贵重物品却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小小的青铜笔架，不小心掉进了东壁陶器的夹缝里，才得以留存。
即便如此，从出土的器物里，我们依然能还原出墓主人当年的生活场景。
出土的文物里，有一件青铜笔架，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读书识字的人；青釉陶灶、陶磨、陶碓臼，是当时家用的“厨房用具”，相当于现在的灶台、磨盘、舂米器；陶马、陶鸡、陶狗是陪葬的“家畜模型”，象征着墓主人死后依然能拥有富足的生活；还有陶盘、陶碟、陶十珍盒、陶提梁罐、陶三足食器、汤匙、陶灯，这些都是日常用品的缩影。
另外还有2个陶耳环、1面铁镜和8枚五铢钱——五铢钱是汉代到西晋常用的货币，这也进一步确认了墓葬的年代。
这些不起眼的陶器和青铜器，就像一组“古人的生活照”，让我们看到西晋时期桃山一带居民的生活状态：
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农耕生活，重视日常饮食和居住品质，还有读书、使用货币的习惯。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无法考证，但这座墓却证明，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桃山一带就已经有了长久定居的、文明程度不低的人群。
★普济寺与“桃山槐”：从明代古寺到乡村学堂
走进桃山村，能看到一处特殊的建筑遗迹——普济寺。这座寺庙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算下来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和史料记载，普济寺当年的规模不小：有三间正殿，正殿两侧是两廊和两厢，前面有三座山门，周围还围着围墙，山门前特意建了一座戏台，每到庙会或者节日，戏台上就会演起梆子戏、皮影戏，村里人和周边的村民都会来凑热闹，特别热闹。
不过，寺庙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到了清道光十年，普济寺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屋顶漏雨，墙壁开裂，眼看就要塌了。
就在这时，村里的三个村民——宋天祥、刘朝宦、王祯站了出来，他们商量着要重修寺庙，可当时村里没钱，三人就出面从镇上的铺号里借了六千八百吊钱，先把修庙的钱垫上。想等寺庙修好后，让全村人一起凑钱还债，没想到那年遇上了天灾，庄稼歉收，村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拿不出钱。
最后，宋天祥、刘朝宦、王祯三人决定自己承担这笔债务，各自掏钱把借的钱还上了。为了纪念他们的善举，村民们特意立了一块《普济寺彰善碑》，把这件事刻在碑上，让后人记住他们的付出。
到了清宣统元年，普济寺里还有三名僧人住寺，负责打理寺庙和主持佛事。可到了民国初期，随着新学的兴起，寺庙被改成了桃山小学校——正殿成了教室，两厢成了办公室，山门前的戏台也成了学生们的操场。一代古寺，从供奉佛像的地方，变成了教书育人的场所，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传承”吧。
现在，普济寺的建筑大多已经不在了，但寺前的一棵古槐树却留存了下来。
这棵槐树是明代洪武初年和寺庙一起种下的，树龄已经有六百多年了，现在是怀柔区一级古树名木。
它的树干特别粗，直径有1.74米，要两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住；树高10米，树冠展开有11米见方，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枝叶能遮住一大片阴凉。更神奇的是，这棵树的主干已经中空了一百多年，从树干的缝隙里能看到里面的空洞，但它依然枝繁叶茂，每年春天都会开出满树的槐花香，秋天结出一串串槐角。
村民们都叫它“普济古槐”，也叫“桃山槐”，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在槐树下聊天、下棋、做游戏，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人，见证着桃山村的变迁，也守护着村里的烟火气。
★西汉青铜鼎与博山炉：汉代工匠的“艺术杰作”
1981年，桃山村北、高各庄村西的一片农田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虽然古墓也有被盗的痕迹，但还是出土了两件珍贵的文物——西汉青铜鼎和西汉青铜博山炉。
这两件文物现在都藏在怀柔博物馆里，是研究汉代工艺和文化的重要实物。
其中鼎的造型特别规整，它有两个长方形的附耳，耳朵牢牢地铸在鼎的两侧，方便人们抬举；鼎身是圆底鼓腹的形状，肚子圆圆的，显得很饱满；下面是三个蹄形的足，蹄子的形状雕刻得很逼真，既稳固又好看。
鼎的口沿是“子母口”——盖子的边缘能刚好扣进鼎身的口沿里，盖得很严实，能防止鼎里的东西洒出来。鼎身没有复杂的花纹，只有腹部铸了一圈凸弦纹，简单又大气。
最精致的是鼎盖，盖面微微鼓起，上面铸了三个钮，每个钮都是“凤首翘尾”的形状——凤凰的头高高抬起，尾巴向上翘起，凤羽的纹路雕刻得很细腻，凤凰的眼睛、嘴巴都清晰可见，看起来生动又活泼，三个凤钮呈三角形均匀分布，既对称又美观。
整个鼎通高51厘米，足高15厘米，口径20厘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能看出汉代工匠在铸造时的用心。
再看青铜博山炉，这是一件专门用来熏香的用具，汉代贵族人家特别喜欢用它来熏衣被、除异味，或者在读书、会客时熏香提神。
这件博山炉的结构很巧妙，下面是一个平底盘形的炉座，中间是喇叭形的柄座，柄座是中空的，里面有一根实心柱连接着炉座和炉身，既稳固又能节省材料。
柄座上刻着波涛纹，纹路像海浪一样层层叠叠，很有动感；柄座和炉身是分开铸造的，在矮束柄的地方能看到明显的接痕，但衔接得很自然，几乎看不出缝隙。
炉身是鼓腹的形状，也是子母口，方便盖盖子；最有特色的是炉盖，它被铸成了重叠山峰的形状，而且是镂空的——山峰的沟壑、起伏都雕刻得很细致，还根据山势的走向用线条刻出了阴阳面，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看起来就像真的山脉一样。
这件博山炉通高14厘米，炉径9厘米，虽然不大，但设计得很精巧。使用的时候，把香料放在炉腹里点燃，青烟就会从炉盖的镂空处慢慢飘出来，缭绕在“山峰”之间，就像传说中海上仙山“博山”的云雾一样，缥缈又仙气。
南齐诗人刘绘曾经写过一首《咏博山香炉诗》：“上镂秦王子，驾鹤凌紫烟”，说的就是博山炉熏香时的景象——炉盖上雕刻着仙人王子乔的图案，青烟升起时，就像王子乔驾着仙鹤在紫烟中飞翔。
除了博山炉，这座汉墓还出土了陶俑、陶马、陶器等文物，这些文物一起，让我们看到了西汉时期桃山一带贵族人家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追求。
★从古镇到古村，千年文明的“活载体”
站在桃山村的街头，看着眼前的房屋、街道、古槐树，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北魏的渔阳县治所、唐代的宋城镇、元代的战场。
它从古代的城邑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村庄，从军事重镇变成农耕村落，中间经历了朝代更替、战争洗礼、岁月侵蚀。但那些古籍里的记载、埋在地下的文物、留在村里的遗迹，却把千年的历史串联起来。所以，桃山村不仅是一个“住人的地方”，更是一个“承载文明的地方”。
这里曾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交融的前沿，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人文色彩。
这里也曾是军事要地、交通节点、文化场所。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这里生活、耕耘、战斗、创造，用汗水和智慧浇筑了属于这座古村的文明。
现在的桃山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战场硝烟，也没有了戍边将士的身影，但那些遗迹和文物还在，那些故事和记忆还在。
或许在某个清晨，你走过“北甸”遗址，脚下踩着的正是唐代宋城镇的砖瓦；或许在某个午后，你坐在“桃山槐”下乘凉，抬头看到的枝叶，应与六百年前明代的僧人看到的并无二致；或许在博物馆里，你看到那件西汉青铜博山炉时，能想象出两千多年前，这里的人们用它熏香的场景。
这就是桃山村——一座从唐代走来的古镇，一个藏着千年记忆的古村。它就像一本打开的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岁月的故事，每一笔都散发着文明之光。
2021年3月13日于田仙峪近日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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