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故乡和异乡的混合体。我想把自己投入其中。

2024年夏天，我辞职离开北京，来到越南。因为一个香蕉种植园。十年前，我的父亲以近似赌徒的方式到越南租地种香蕉。我对那片土地始终好奇。但很长一段时间，我维持一份北京的工作，只把越南当作远方的故事。直到去年，在疲惫与一种难以言说的激情驱使下，我决定长住这里。

最初吸引我的，是这些异乡的香蕉工人。他们来自越南底层的少数族群，有复杂的历史和来路，做着繁重的田间劳动，收入微薄，几乎一无所有，却拥有极强的生存能力，懂得及时行乐。而苏，是我心理距离上最贴近的一个人。她年轻、贫穷、流动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一定也很想知道，除了成为依附，人在一无所有中，如何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跨国的香蕉园，人最直接的分界是，中国人与越南人。在雇佣关系上，他们是对立的双方。我最初看见的是他们的隔阂，之后却也慢慢感受到二者的相似。这些中国人，多是我父亲的亲戚、朋友或同村者。在国内，有人无事可做，有人生意破产，有人嗜赌欠债。来越南之前，他们不会越南语，也不懂种香蕉；但他们还是来了，在异乡土地上，一点点摸索、搭起一个临时的农业共同体。

香蕉，使这种对立得以发生，也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群在大地上寻找更好生活的人。要理解一方，就必须看见另一方。因此我试图把他们放在一起讲述。我也进入了这个故事，不再只当一个观察者。我希望写出我的迟疑、挣扎，行动以及失败。

我父亲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过去这一年，我在越南待的时间比他还久。每次他回国，总要替我也订机票，说，我带你回家。意思是：别待在这了。你在这到底做什么？

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回答。

“中国香蕉小学”

要同时见到这些中国人并不容易。平日里他们分散在香蕉种植园的六个农场，开着皮卡车走完一圈最快也要一个小时。种香蕉这个事，他们分而治之，互不干涉，都相信自己的香蕉是最好的。这次开会，是在第五农场的办公室，种植园的中心。这也是爸来才有可能出现的场面。十年前，爸来越南种香蕉，从无到有，如今是这个香蕉种植园的股东之一。开会也因为有中国的客户反应——这香蕉，连猴子都不吃。

爸坐在靠墙的单人木椅上，七个中国人面朝他，长木椅、塑料椅和矮凳围成一圈。

我们坐在这里，一件事一件事说。爸说。

看来他们要聊很多事。我严阵以待，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摆着电脑打算记录这场会议。这段日子，我弄清了种香蕉的步骤，但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谈些什么，难以捕捉对话的重点。那些农药的配比和洗果频率的争执更是让我摸不清头脑。都是地里的事。我合上电脑，开始走神。但又不愿离开办公室，害怕错过任何我认为可能重要的谈话。

随着我在越南待得越久，我才慢慢能理解那场会议的内容。他们谈论的是雨的威胁。那是十月，越南雨季与旱季的交替，雨反而猖狂，伴着风吹倒连片香蕉树。倒下的那一刻，香蕉停止生长，即使它马上就要长到符合标准的围度——不肥不瘦。通通作废。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雨让香蕉树在表面上精神起来，但虫子和病菌也爬上香蕉皮制造斑点。雨助长一切，又阻止人的干预，清洗果实、拔除花蕊，这些美容般的工序常被突如其来的雨打断，这是试图让香蕉更符合市场审美的努力——要清爽、要漂亮，能被人工转化成统一的金黄色调。市场追求的完美香蕉，比起口感，更多是外表。

七点，雨来了，砸在办公室铁皮顶上，中国人的声音大起来：工人现在就像爷爷一样。

这样强烈的不满让我打起了精神。农场缺少工人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毕竟工资低，且对工人的来去没有任何约束。但也存在着一些偷窃和报复的行为。结果的香蕉被成串砍掉。药管被割成一段段的。水管更是常被破坏。非上班时间看到工人在园子里，中国人立刻心生警惕。肥料是农场最常被偷的，被下肥的工人藏在园子里，再拿去转卖。有一次，有中国人发现，就连肥料仓库背面的铁皮也被割开。他数了数，少了120包肥料。

大数目。神不知鬼不觉。小偷聪明地用一块石头固定住割开处，随时可以再来光顾。

中国人将石头放回原位，先不打草惊蛇，想办法——

监控。没有配备。晚了。

配电。可以电晕人的。也没有。

报警。不考虑，没什么用，没有任何线索。

保安。信任不了。也可能是他们干的。

巡逻。找一个可以信任的工人。谁可以信任？

又过两个月，六场的肥料仓库也遭贼了。小偷跑了，落下的手机有主人的照片。是在五场下肥的工人。直到最近，这个人还会出现在工人居住区，距离中国人一两百米。因为手头上有了钱，他扬言说是中了彩票。有一次中国人报警，他接到风声跑了。工人里有他的朋友、亲戚。肥料也继续被其他工人转卖。罚款了事，不然没工人给香蕉下肥。

工人的歌声从他们的居住区传来，模糊又热闹，和这群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形成对照。工人的生活看似更无保障却又活得更恣意，下了班便投身享乐，总有新的故事发生。但是这群中国人远道而来，异国他乡，所有的生活集中在香蕉种植园。越南作为陌生国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他们过自己的闽南式生活——说闽南话，猜拳掷骰子，拜土地公，种草药（被工人以为是杂草连根拔起除掉了），用村里人的名字给工人取外号。和工人交流多数是一句OK、Không （越南语的“不”） ok了事。

这些中国人喜欢自称“土八路”。来越南前，他们有的当过村长、卖过油条，有的开过酒吧，有的当过菜贩，也有货车司机、厨师、保安、泥瓦匠和水电工。爸是这群人的“头家”（闽南语中的“老板”），爸就这样在越南编织了一张关系的网——亲戚、朋友、同村的，年龄跨度从14岁到70岁。有人来越南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要戒酒、找老婆。爸都答应了。这群中国人的共同点是：都和香蕉没什么关系。但爸倾向于找“自己人”，也决定了这里的“企业文化”——大胆、瞎搞——大胆地瞎搞。

爸给自己的社交账号取名“中国香蕉大学”，后来悄悄改成，“中国香蕉小学”。

雨停了。我看向昏暗的天色，闻到窗外水沟泛起的臭味。不远处就是工人住的地方，如果这时候香蕉园里有任何零碎的亮光，一定是工人带着头灯在觅食——雨后的泥路上多了很多缓慢爬行的大蜗牛，还有蛤蟆，都可以烤来吃。至于蛇，多数是白日工作时香蕉园的赠予，偶尔他们也会吃家养的狗，捕杀猫。什么都吃。“又是一顿蛋白质来源。”

种植园最大时有七千多亩，为了方便理解，我想它略大于上海迪士尼乐园，这是一个奇怪的比较，一个是奇幻的喧嚣乐园，这里则是重复的景观，潮湿、静默，相同作物在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生长、砍伐、再生长。为了全年都有产出，不同地块的香蕉处在不同生长期，同一片土地上，人们可以看见香蕉的一生。香蕉树不是树，而是世界上最高大的草本植物，只有一次果实，之后树便被砍伐倒地，周身的嫩芽被作为新一代培育。香蕉依靠“克隆”繁殖——每一株新的都与母株拥有相同的基因，像无休止复制的绿色机器。

“复制品”流动在全球市场。为了降低成本，种植园延续着一个多世纪前的模式——大规模租地、单一作物、廉价劳工、出口。于是你可以在任何季节，低价买到这种热带水果。但在种植园，我们几乎不吃香蕉，香蕉在未成熟状态就被砍下、包装，运到上海港口。在中国的商场或超市的货架上售卖，它会被撕去标签，统一被归类为：进口香蕉。

在越南种植香蕉，中国人对抗的是天气、病害、偷盗，以及自身的无知。

可爸说：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这些话，没有一件是对我说的。

我在角落里像个隐形人。他们一根接一根地点烟，甜腻的气息钻进我的发丝。这是我在越南的第四个月，我开始习惯这种味道，却仍被烟雾熏得五官发疼。唯一一次对话转到我的身上，也是与香蕉完全无关的话题。是爸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归正轨？

隔绝

我能来越南，是因为爸。但在爸看来，我的正轨应该是留在北京工作，赶紧结婚生孩子。而不是在2024年夏天，辞职离开北京，独自搬到越南这个偏僻的香蕉农场。

种植园位于距离胡志明市车程两个多小时的平福省，驱车进入时，先见到的是橡胶林。橡胶树上整齐划一的伤口切割了空间，让人恍惚看到了上下分割的两个世界。是法国殖民者最先发现这块红土地适合种植这种经济作物的。如今，这里属于越南一个国有橡胶公司，中国人从橡胶公司租下地，最初，香蕉苗种在橡胶树的缝隙里，然后渐渐扩大了地盘。

离职前，我就在农场住过半个月。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工作，编辑让我来写点什么。我碰巧参加了一对工人的婚礼。新娘在房子的过道拉了一块布，换上租来的婚纱，镶满水晶珠片，宽大裙摆。她缓慢地从暗处走了出来，照片中的她却呈现了一种飞奔的姿态。像是对命运的坦然。但我知道，这背后也有不得已的顺从。她是因为怀孕才结婚的。她还不到17岁。我很难直视照片中她明亮的眼神，而不去想生活的残酷。

参加完婚礼，为了跟上工作节奏，为了融入集体，我匆忙赶回了北京，试图改造自己存在的形态以塞进这个庞大城市的狭窄缝隙。我也开始在想，生活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于是，在思绪和讲述里，我被自己一遍遍地带回越南，以及那场婚礼——香蕉工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赴宴，喝了点酒，绕着香蕉叶搭建起来的装饰物跳舞，踩在碎石泥土上。轮流上台唱歌，妻子跟人私奔的男人唱着《风雨之后会有彩虹》。突然，灯灭了。寂静无声。来电后，人的动作和声音又接上了，像是没有中断。空的餐盘被收走，但酒杯留下。续上啤酒和冰块，碰杯，跳舞，仿佛永远不疲倦。在这群懂得行乐的人身旁，我忘记了关于这场婚礼的忧愁，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自然的、不杞人忧天的生活。

我被这群异乡人吸引。当然，这里也有一群故乡的人，我从小认识却已陌生、与我生活相距甚远的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故乡和异乡的混合体。我想将自己投入其中。

我搬进第五农场的香蕉打包厂，这里有打包香蕉的流水线、冷库，也是中国人住的地方。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和四间卧室。其中一间变成我的。

那位新娘，阿环，她住的地方被称作工人房。距离打包厂不过一两百米，但中国人很少去那里。

婚礼的第二天，阿环和同样年轻的丈夫在工人房有了一个房间，他们的家。唯一的家具是地上的床垫，支起蚊帐。蚊虫很多，紧闭门窗也没有作用。整座工人房有130个房间，没有封顶，墙和铁皮顶的缝隙大到足以让鸟飞进。房间不到10平方，半面水泥墙在角落隔出一个厕所，有蹲坑和唯一的水龙头。没有门，旁边就是煮饭、睡觉的地方。

对我而言，工人房就像是一个部落。中心有一个小卖部，茅草屋顶，柱子间挂着吊床。下了班，工人在这里打台球，坐地上喝酒、唱歌和跳舞，这是娱乐场所，也是公共空间。工头在这里召集工人开会、发工资。这里偏僻，物资匮乏，小卖部提供一切生活必须品，蔬菜、肉、尿布、药、草帽和彩票。但也容易买到过期食品和假的饮料。小卖部旁就是工人住的铁皮房，他们在这里创造出生活的空间，种菜、养鸡、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容易满足，快乐，也容易出现暴力、不由分说的爱和冲突。

附近的实习理发师会定期来工人房免费剪发，练手。

那是我渴望进入的地方。起初来越南，我关心的不是香蕉，而是为其劳作的人。但来了之后发现，除非有婚礼或者生日宴会，中国人很少会接触工人的生活。进入工人房这样陌生的场域，我需要克服一种格格不入的无所适从，还有中国人和越南人的隔绝。

除了居住地的隔绝，隔绝还来自于语言。中国人说闽南话，和越南翻译说普通话。翻译是华人，说粤语。翻译与工人用越南语。工人讲的则是高棉语。语言的隔绝滋生秘密，也会滋生传言、误会和麻烦。我不敢独自前往工人房，因为糟糕的越南语，也因为一种闯入者的感受。我试过这么做。那次一个女人坐在门槛上，左手晃着蝉蛹一样包住孩子的吊床。我走到她面前，看到了一张饱经世事而麻木的脸，她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内容，眼神直勾勾地，不停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没有回应我挤出来的笑。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在这个香蕉农场，只有三类人，中国管理者，华人翻译和越南工人。我的存在令人困惑，挂着相机闲逛，或者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脑。我不负责香蕉事务，和工人没有工作交集。中国人自然地将我归类，试图为我建立身份和心理的隔离——中国人是管理者，你要摆正身份，要令人畏惧。以及，别跟工人交好，他们不知感恩、只会跟你索取更多。

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立的两方。在越南，另一个中国人的香蕉园，隔绝实行得更加彻底。就算是工作安排。中国人也不和工人有直接接触，一切通过本地工头传达。说是为了人身安全。在我们农场，也曾有中国人指出一个工人频繁上厕所耽误工作，对方拿着一把西瓜刀冲到中国人面前。不要为了种香蕉命都没了，那个中国老板说。

生活上的交集就更少了。我说起阿环没钱买奶粉。中国人说，那你在农场养头牛，再养只羊，小孩就不愁奶喝了。我说可以啊。然后才意识到他是在挖苦。我低下头。但是他们的 告诫没有停下，一个说之前他送钱给工人，让他别往外说，但是后来别人都知道了。所以工人不可信。另一个说如果今天你给了工人一包烟，第二天他们还会伸手跟你要。言下之意是，他们贪得无厌。小琼是五场唯一的女翻译，因为安排工作，被工人威胁过几次，扬言要打她，房间的玻璃窗也被砸破。她也劝我，不要离工人太近。

当时我走得最近的工人是阿力。他是中国人唯一能叫出名字的工人，其他人用工种或者生理特征来代称：九指、铲苗队长、开拖拉机的。阿力几乎是五场建立的时候就来了，在流失率高的农场，这很不寻常，但也可以说他现在是被债务困住了。还不清小卖部和工头的钱，他很难离开。一年多前，他的妻子跟他的表哥半夜私奔了，人人都这样说起他。度过那些以泪洗面，有轻生念头的日子后，他恢复了开朗的个性。在地里干活，见到中国人，他就做出喝酒的姿势，然后指了指工人房的方向。意思是晚上去他房间喝酒。几乎每次我都去。喝酒是男工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喝完酒就唱歌。音箱是除了摩托车外在工人心里最必要的物件。几乎每晚都有歌声从工人房传到中国人的房间里。

我明白隔绝的产生，是中国人作为管理者的必要——需要确保自身安全，需要有威信去管理工人。也因为他们害怕我受到伤害。通过索取、借钱不还、撒谎或者暴力。中国人把我拉进他们的阵营，我想走出来，但也无法走入工人的阵营。我只能常通过翻译小琼打听工人的事，结婚、生日我都赴约。也不拒绝借钱的请求。但也只有少数和我相熟的工人会向我借钱——需要路费，需要还债，需要给小孩买吃的。工人长期处于赤贫、赊账的状态，常常领完工资，还完小卖部的钱，就又身无分文了。我会在能接受的范围内衡量这笔钱，也做好收不回来的打算。我希望自己保持无害，且有用。

工人是无国籍者，我来越南前爸对我这样说。来了之后，发现工人被称作“柬埔寨人”。再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高棉人。而作为高棉人，他们对于隔绝并不陌生。

工人的家乡位于湄公河三角洲，越南南部。曾属于高棉王国。被越南占领后，高棉人成了越南的一支少数民族，高棉族。他们依然遵循高棉文化，说高棉语。但被正统的越南社会所隔绝。越南官方和城市中产阶级将高棉人描绘成原始和落后的，文化水平低。

那些我从生活中得来的隐约感觉得到了证实。农场的会计是京族，越南最大的民族。他说，工人很难沟通。工头也说，这群柬埔寨人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言下之意，不开化。而高棉人自己也意识到了危机——很多人过早辍学去务工或务农，失去拥有体面工作和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如果有人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的反应是，这么好的工作怎么会轮到你？意思是，怎么可能轮到我们。在高棉人聚居的湄公河三角洲，他们多以种植水稻为生，在公共决策中缺少话语权。但就算离开家乡，他们也总被称作“稻农”，也还是从事薪资低微、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比如种香蕉。我们的一个工头手下有800多名高棉工人。除了这里，他还是七八个香蕉种植园的工头，其中也包括越南人的种植园。我原以为是中国人语言不通才需要工头。但我后来了解到，这是种植园的一种常规手段，将工人外包，工人也可以被伪装成临时工，无须缴纳社保和医保。这种本质上松散的雇佣关系使得种植园可以规避责任，高棉人的利益更是无法得到保障。

2024年7月，我和一群工人跟着阿力回了老家。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

来越南后，我看到阿环不再是那个快乐的新娘，憔悴、臃肿、穿着睡衣来上班。睡衣下方，妊娠纹毫不收敛地爬满肚子。她在打包厂工作——香蕉被整齐排放进纸箱，她拿改装的吸尘器抽出包装袋里的空气，香蕉在她手里有了一层紧致的保护，以应对海上航程而不至于腐烂。在流水线运转，长时间的站立让阿环背部疼痛。除了春节，工人没有假期，更没有产假。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农场的女人除了怀孕、生产，也几乎不停歇地工作，夫妻双方一起赚钱寄给老家的孩子和老人。阿环一直工作到孕期的第八个月。

生产那天，她发了和孩子的合照：Chuối xin chào cô chú nha（香蕉向叔叔阿姨问好呀）。

他们将小孩取名为——香蕉。

苏的出现

在越南的第三个月，我在农场的马路之隔，租了一个房子。越南乡下常见的建筑。大门窄小，但内里深，采光不足，墙壁粉刷成青色。租金人民币600元一个月，只是年久失修，状况堪忧。大门破了，用胶带粘着，卧室门玻璃碎了，剩个框架。铁窗生锈。浴室和厕所在屋后用水泥和铁皮搭建，漏雨，蚊虫多。没有洗手池，只好蹲着洗漱。

开始有人问我是否常住越南。爸会替我回答，不是，她在北京有工作，当记者！但私底下，他形容我是，北漂失败。一开始我有些恼怒，说自己是主动离开的。但也许他看出了我的恐惧。去北京上大学、因为工作留在北京八年，我从未对北京产生过归属感。但离开北京，就意味着放弃了能带来身份认同的职业，成了一个没有社会位置、没有保障的人。跟这里的中国人一样。他的意思是，眼下我也属于这个“失败者阵营”了。

一些中国人说这房子不安全，围墙很低，周围还有吸毒者出没。但爸支持我租下。他告诉别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只是我的写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我必须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做农药的出入库表格、做日常的采购、记账……才能缓解我无业的紧张。我从来不是斗志昂扬的人。有时我会说，我是去越南种香蕉的、是去啃老的。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形容我做的选择。有大量的时间空白。我是不是在浪费生命？脱离了工作的评价体系，我该用什么标准来看待自己？我该如何在这里建立我的生活？

这个房子被胡椒树和橡胶树遮盖，入住之后发现，天花板持续掉落硬壳虫，掉到地上，也掉到床上。寂静的午夜，让人出现下雨的错觉。为了表明我长住的决心，为了在打包厂和工人房之外创造一个打破隔阂的空间，我告诉自己不要在意，每天扫虫子，定期晾晒发霉的护照、相机和书。洗澡时带上一枚蚊香挂在浴室里，主要作用是心理防护。

我就是在这个房子结识苏的。她接受了我的主动邀约，定期来打扫房间，赚些外快。

因为苏会说中文。她叫“林式苏”，越南女人的姓和名中间常有个“式”字。那时候苏刚来农场，但我已经认识苏的母亲和苏的两个儿子。两个月前，他们三个人来农场找活干，因为有亲戚在这，也因为农场对工人几乎来者不拒。两个男孩，一个13岁，一个11岁，年纪太小，先是被安排去除草。这是香蕉园最末端、乏味、没有技术含量的活。长远来看，那基本是徒劳无功的，草很快又冒出来，永远无法根除。但为了保护香蕉的养分，也为了给无技能工人工作的机会（按照工时算工资），除草每天都在进行。一天傍晚，我们骑摩托车路过苏的大儿子，其他人都完成任务下班了，只有他和另一个同龄的女孩还没做完。从早上六点开始。他们各自杵着一把锄头，汗津津的，对着我的镜头比耶。

一个老太太（我后来知道是苏的母亲），正坐在地里等外孙下班。她说外孙是孤儿，她独自抚养长大的。她75岁，做不了工。只能两个男孩出来赚钱。

苏的母亲，正在等外孙除完草。

但苏出现了。我后来理解老太太说的“孤儿”状态，是指苏在生下两个男孩后，把孩子留给她，经过中介认识了一个中国男人，嫁去了广西。和很多越南女性一样，苏是通过跨国婚姻学会的中文。在中国五年，虽然不认识字，但生活逼迫她学会了这门语言。回到越南，苏在我们的第二农场认识一个男人，有了小女儿。第一次来打扫房间，她说只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了季节，就回去帮丈夫卖螃蟹。现在的丈夫是另一个男人。

苏对于这个香蕉园并不陌生。她的家族有十多个人在这里工作。大部分工人是口口相传，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新工人带上身份证找翻译登记，第二天就可以打卡上班。辞职也是，跟工头结算工资便可以离开。公司与工人没有签合同，通常并不知情工人的来去。工人的流失率极高。开除工人也成了件谨慎的事——十几个沾亲带故的人可能会一块离开。而分配工作的智慧是，给一些人重要的且工资更高的工种，就有可能让他们的整个家族长期稳定地在这里工作。

苏个子小，腰间的松垮是多次生育的痕迹。但她皮肤细腻，头发黑顺，大眼睛之上，眉头一皱，眉毛的幅度展现了她的忧愁。这是她在自拍里常有的表情。她喜欢拍TikTok，百无聊赖躺在吊床上，对口型唱歌。视频下方，总有男人的留言，好几个爱心。她是那种随时准备讲述自己故事的人，在我的房子里，我们说了很多话。苏下了班，我也常独自去工人房和她聊天。在工人房，我们用中文仿佛是一种加密语言，她可以无所顾忌。

因为苏，出现在工人房的我不再是无所事事的窥探者，她帮我打破了这一层隔绝。

但工头，是依靠中国人和工人之间的隔绝工作的。苏的出现，引起了工头的注意。

我认识苏没多久，她就决定留在农场，不再回到丈夫身边。但房间租金让她发愁。工人工资由公司交给工头发放，工头同时收取房租和杂费。五场的工头的新命令是，不允许一个工人住一个房间，否则收取双倍租金（100万越南盾，相当于人民币300元）。这对本就拮据的工人是很大的负担。工人多数是一家人住一间，加上孩子，有时候会住5个人。但也有少数单身的工人独居。没人明白新命令的意义是什么。空房间还有很多，也没有新工人来。但工头的心情变化多端，意味着工人处境时好时坏，或者只会不断变差。年幼的女儿不算一个劳动力，本质上苏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她需要找一个室友。

我第一次知道工人的处境，是在三个月前，阿力来公司喝酒。他说工头不允许工人外出买食物，只能在小卖部高价买。如果要买，工人得穿过香蕉园到橡胶树旁的马路上，和流动摊位偷偷接应。回来路上用黑色塑料袋提着。被发现在外面买25公斤米，罚款50万越南盾，一个工人两天多的工资。有一次，工人集资买了一头猪回来吃，就骗工头说是捡了死猪。工人惧怕她。因为工头可以随便找理由扣工资，或者开除他们。来公司喝酒，对阿力来说是难得可以跟中国人讲述处境的机会。

但这群中国人和翻译已经司空见惯了——跟公司说有什么用？公司也帮不到什么忙。站在公司的立场，公司支付工头费用，授权工头发工资、收房租，管理工人，出现问题，也是工人和工头之间的。工人和公司属于两个系统，工头拥有对工人的随意处置权，中国人很难干涉。但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是一种冲击——人可以活在这样的管束之下吗？可以这样被毫无尊严地对待吗？对于权力差距巨大的两群人，可能达成某种沟通吗？

我和农场如今的负责人，也就是我的三叔说明情况——工头收取过高的房租，收取额外杂费。我还打听到，公司给工人的房租补贴，也被工头私吞了。

三叔通过翻译告诉工头，不要苛待工人。要细水流长地赚钱。否则，公司不会跟她买肥料了，这是工头主要的收入来源。三叔认为，这已经是一种警告，构成了威胁。

但是第二天，工人房进行了一场会议。

工头没有到场，意志通过副工头传达，她也是工人，但被提拔，代替工头管理工人。在小卖部，工人们站着、蹲着，拉拉拿着一个喇叭问，是谁去向公司告状？有什么用？如果再去，后果很严重。警告完工人，又说，这个月每个人多收3万越南盾。有工人被怀疑是告密者，被臭骂一顿。

但是至此，三叔不打算再做更多，他认为在这个地盘种香蕉是短期生意，“稳定运行，不要瞎搞”。我完全败下阵来。我除了空有一个“老板的女儿”的身份，没有能力，没有实权。我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情，非但什么也没有改变，还让工人的处境变得更糟。

踩在梯子上给香蕉抹花的女工。

现在，三个月后，苏在我面前为高昂的房租苦恼时，我除了跟她一起骂工头什么都不能说。我无法许诺我会帮她，或者未来更好之类的。她说在这里工作，“赚的钱全还了回去，还给工头，还给生活，一点不剩。但在老家更没事做，活不下去。”

很快，苏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2024年10月，发工资后，苏和阿力办了一个仓促的酒席，不正式的婚礼，作为一种公开的表态，宣告他们的同居。之后，女儿交给苏的妈妈，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住在工人房，过的是一种群居生活，铁皮房不隔音，闲言碎语时常发生，还有很多琐碎的冲突。酒席之后，她就能名正言顺搬入他的房间。在香蕉园，这是一场婚姻的开端，他们成为了夫妻。

苏和阿力是我最熟悉的两个工人，我察觉到了爱情发生的迹象与进程，也惊讶于他们投身的迅速。酒席上，工人拿两个铁锅作锣，筷子敲打农药桶作鼓。他们跳起舞来，双手在空中转动，身体扭来扭去。我看到他们艰苦工作，一贫如洗，但却在爱，人也快乐。

但两个月后，12月，突然有一天，苏告诉我，工头要赶她走。前一个晚上，她和工头因为房租起了争执，工头的男人拍桌子，让她滚。但她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工头认为她和中国人交往甚密。

这个中国人，除了我没有别人。我心生愧疚，也想留住她。但那段时间，苏经常被发现偷懒，只好安排去除草，但她不会用锄头。那就没有什么活给她干了，他们告诉我。她并非一个好工人。

那就不要了，三叔说。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也有一个女工人。和苏一样，去中国生了两个孩子后回到越南。因为会说中文，她被中国人提拔成管理层，也和工头发生了冲突。三叔不想介入，只给她转了些钱，“最后我也没有帮她出头”。

清晨六点，扛着锄头去除草的女人。

我知道苏在五场是绝对不能待了。就算用公司的名义去保住她，她也会受到工头的诸多刁难。与此同时，爱情也快速地消散了。苏发现阿力还没和私奔的妻子离婚，而苏的前夫出现在农场，进一步破坏了他们的关系。但是苏不想走，明确表示让我爸出头，把她变成公司的工人。爸是商人思维，问我：你管她干什么？我只好给苏找了两条后路——先去六场工作，六场离五场很近，她也有亲戚在那，那是另一个工头的地盘，五场的工头管不着。如果这个选择失效，可以安排苏去一场，给中国人做饭。

但几天后，一个中午，我看到苏发来信息，她说她要离开这里，回老家。

我赶紧打去电话。她正在收拾东西，听起来并不迟疑、难过。她说会让儿子把钱还我。

我意识到她是真的要走了。这是我之前从没想过的。我走出家门，看向工人房的方向，视野没有遮挡。因为这条土路的两侧，香蕉收成，树被砍倒，整齐的枝干排列在地上，重新化作新的养料。而没等土地休息多长时间，新的一轮种植又开始了。新的生长，旧的死去，全部混在一起。

在电话里，我问苏，要不要去一场给中国人煮饭？这是比当工人更好的选择。我问过她是否擅长做饭，她说是的，并且可以随时学习新的菜式。

但这次她说，我不去了。我做饭不好吃的。

挂掉电话，我走回房间，泡羊奶粉，给四只猫崽喂奶，猫妈妈失踪了。有人说被车撞死了。在这个地方，离别是突然和惨烈的。喂完奶，我骑车去工人房，想再见苏一面。但她已经走了。

翻译小琼告诉我，工人间有传言，苏被赶走，是因为会说中文，工头怕她跟中国人告密。

小琼说：告什么密，公司都是知道的。

没说的是，反正公司也做不了什么。

反正你也做不了什么。

使不上劲

一个寻常上午，三叔坐在五场的办公室，有人推门进入。他认识这两人，其中一个是华人，会说中文，是五场当时的工头。门外也有一群人，形状各异的纹身，扎堆站着。

来者不善。果然，对方开口，要15亿越南盾。

那是2021年，五场刚开设，是面积最大的分场。为了不让原本的工头一家独大（他会组织罢工），中国人需要一个新的工头。眼前人自告奋勇。但他招不到工人，也无法与之前的工头抗衡，地准备好了，但香蕉迟迟无人来种。他知道三叔要换掉他。

这次来，他开口要公司的15亿越南盾（约人民币40万），赔偿他在工人房旁建的四间砖房。这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勒索。

不可能，三叔的声音大了起来，他试图与对方讲道理，但僵持不下。他举起手偷拍了一张照片，如今从微信收藏里翻出来给我看。他说，当时若是不怕，不会一直抬高音量。

三叔给阿河打去电话。因为阿河即将代替这个人，成为五场新的工头。那段时间，三叔每日在香蕉园散步，阿河会来陪他，四五公里的路，两人语言不通，只靠手势交流。但这说明，两人处于同一阵营。阿河叫来了两个人。人少，穿得干净，没有花哨的纹身。三叔猜测是当地更高级别的黑社会。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一把小型手枪。但没用上。双方相视而笑，像是认识。没起什么争执，气氛也不再那么紧张，对方同意5亿的赔偿。在现场，请翻译起草协议，双方签字，不再纠缠。

在五场的打包厂长大的双胞胎。旁边是索道运回的香蕉。

四年过去，五场平稳运行。每天下午，三叔开车去附近的简易健身房，在跑步机上走一个小时。他在试图重建被破产击垮的身体。在办公室煮中药。房间有台养生仪，腰带绑上，凝胶抹脚底，他踩上仪器，不用动，开始流汗。但又不能流太多汗。发虚了还得再吃不要。泡药浴。吃酵素。不社交。但还是有人形容三叔，脸上仿佛长了一层毛。

不止是身体层面的坍塌，还有精神层面的。三叔在越南的厂子不到两年就倒闭了，背上了数百万债务。他对于人性的失望随之增长。作为第三个出生的儿子，亲生父母用他去换了一个女儿回来。他来到一个有三个姐姐的家庭。8岁，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因为养母带着他跋涉回村，在他本该生活的地方，告诉他，如果不乖，他会被送到这里来。一种威胁和惩罚的方式。在国内开厂，他有过意气风发的阶段，也回馈他的家庭。但在越南失败后，养父将安置房协议藏起来，怕他拿去抵债。

不能再走一遍那种日子了，比死还惨，他说。

是爸将三叔从深渊中拉出来的，“救了我一命”。2021年，前负责人中风回国，爸让三叔来接管农场。三叔面对的就是一个混乱的体系——农场的“外交”关系是一个越南翻译发展的，农场的工人全部掌握在越南工头手里，而公司名义上的法人，也是两个越南人。

在外，越南翻译锦绒是农场的代表。2016年，看不惯中国丈夫的无能，她只身一人回到越南。在飞机上，她认识了老松。老松是当时农场的负责人，他很敏锐，邀请锦绒来农场工作，一开始煮饭，后来当翻译，也成了他的情人——因为这层关系，初期锦绒掌握了农场和橡胶公司、保安、公安以及其他当地部门的关系。在越南，私下的疏通比表面的流程来得重要。她的外交手段讲究万无一失，过节时会送出40多个红包。“老松时代”结束后，锦绒有过一次出走，因为她没有被选为五场的法人，还被收回了她外交的权力。一开始，用感情留住一个女人在农场工作是有效的方式。但是之后得是权力和利益。爸亲自去找锦绒回来，让她入股，成为新农场的股东。因为她是“心思不坏”，能信任，也因为她已经通过发展关系建立了自己的根基。

去年3月，我在农场还是游客身份，锦绒说要带我去玩。回农场时天黑了，她不走新修的柏油路，而是走香蕉园里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被运送香蕉的货车压坏了。我抓紧摩托车的后座扶杆。她让我放心，如果有人看公司不爽，会偷香蕉，但不敢抢劫。

她说，碰到我他们找死。“这条路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香蕉园。”

但作为实际投资者，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归属感。三叔说，农场的生存模式像是手握在锋利的刀刃上，不仅出血，还使不上劲。但三叔的管理风格是，没弄到命脉，就没事。

“我们只能一边强硬，一边慢慢退让”。

重点在于退让。

五场的工人房，一部分是工头阿河向公司借钱建的。之后，三叔让她自己出工人的房租补贴来还钱。但我发现，阿河偷偷取消了给工人的房租补贴。她在用原本该给工人的钱还公司的债。所以阿河和她的男人忌惮会说中文的工人，必须将苏赶走。

为什么不直接用肥料钱抵债？我问三叔。公司每个月都会向阿河买肥料。

三叔说，阿河也很惨的，她也没钱。

而阿河惹不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是农场的法人之一。越南法律规定，外国人或者组织不能直接获得农业土地使用权。只能选择一个越南法人挂靠。阿河被选中，是因为她曾经稳定的生活。有家庭，有肥料店，人生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较小。还有信任关系。农场初期，资金周转不过来，拖欠肥料钱，阿河也不催款。几年前农场的仓库发生大火，损失惨重，爸记得阿河哭了，还把3亿越南盾放到爸面前让他救急。还有，她和农场有深层利益绑定——农场是她最大的肥料客户。

香蕉的成本可以计算，但人的风险不能。三叔告诉我，几年前，在我们农场附近也有一个大型的香蕉农场，老板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小镇，选择和一个越南人合伙，并且让对方担任法人。在一系列冲突之后，法人说：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全都滚。中国人最终离开了，但无法带走香蕉和设备。如今这个越南人还在之前的地盘上种植香蕉。

几个类似的案例后，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心理防御——越南人不可信。我们只是走运。

在中国人眼里，越南工人也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共同体。也是在阿力的房间喝酒，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被藏在啤酒箱里的一只幼蛇咬了，银环蛇，剧毒。我们劝他去医院，他的哥哥说没事。确实没事。活下来了。后来偷六场肥料的就是兄弟二人。五场的肥料被偷后，中国人在仓库后侧挖一个一米宽、两米深的大坑。类似于护城河，让小偷无法从背面接近仓库。但也只是防范作用。小偷三不五时回工人房喝酒，工人会帮他掩护、帮他逃跑，知道中国人拿他没办法。

香蕉的历史充满了人类的野心与剥削。提起香蕉，人们经常会想到“香蕉共和国”——在二十世纪的中美洲，几个小国的经济单一，完全依赖香蕉出口。政府软弱而腐败，为了保障利益，美国公司甚至扶持、收买或推翻政权。这是一种资本殖民。

但在越南这个种植园，中国人试图在多方势力中找到生存空间。需要见到手枪的危险时刻，再也没有了。但土地合约陆续到期，中国人只想种完香蕉，赶紧离开。

工人用捡来的肥料袋作隔断。墙上挂着一副胡志明像。

东山再起

2024年3月，我第一次单独和爸飞往越南，在高崎机场时被盘问，为什么出国？

厦门这个机场是管控出国人员最严厉的机场之一，特别当目的地是东南亚。种香蕉！爸语气强硬，推着行李箱径直往前走，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就让我们走了快捷通道。

10年前，一个投资失败、破产的人让爸一起去越南找地种香蕉。许多人对他避而不及，只有爸相信他。但那一年，因为领土争议，越南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华游行，从街头示威演变成了打砸烧抢，目标是“中国工厂”。出现人员伤亡。次年春节后，风头平息，爸第一次踏上越南。第一天，他去看地。第一天，他就定了要租的地。

因为能赚钱，他说，越南没有台风。2014年，就是因为台风，中国香蕉主产区广西、广东和海南有大规模的香蕉损毁。其他地区的香蕉价格随之上涨，也迎来了投资高峰。

但在越南的第一年，越南的气候就给了爸一个教训。他不知道越南南部没有四季，只有旱雨两季。雨季几乎天天下雨，但是到了旱季，长时间见不到一滴雨，他没有为香蕉准备好足够的水。2015年8月，他在越南种下了12万棵香蕉，第二年旱季，香蕉树因为缺水生长缓慢，叶子都垂了下来，他赶紧从中国运来柴油机抽河水灌溉。而局部强对流引发的大风，又吹倒了3万多棵香蕉树。

被风吹倒的香蕉树废墟。

你连越南的气候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能赚钱呢？10年后，我问他。

在飞机上，爸在我身旁睡着，他坐得笔直，垂着头。频繁应酬喝酒的大肚子挺了出来。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后脖颈肿大，总酸痛。眼睛周边密密的黑点，是热带螨虫留下的痕迹。睡着之后，抬头纹的沟壑没有消失。还有白发，长出来就不会再消停。

爸说，凭感觉。

在中国的语境，越南的发展像是中国的经济复制品。越南在中国媒体上被称作是“复制中国制造”的新工厂。因为中美摩擦，大企业把生产环节迁往越南，供应商跟进，纺织、制鞋、家具、电器接连转移，新闻里写的是投资、地价和全球产业链。

但对爸来说，没那么复杂。越南就是一块能种地的地方。气候适合、土壤能用、工钱便宜，可以是越南，也可以是老挝、柬埔寨。他不害怕去陌生的地方发展事业，也从不学语言。比起知识和信息，他更相信口口相传，相信人的关系，相信直觉和经验。

亏钱了怎么办？我问他。

亏钱了再赚，他说。去越南前一年，爸在菲律宾种香蕉就亏了。但他习惯了从头再来。他对于金钱的态度大胆，所以从不让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毕竟在他的野心下，总是处于负债状态。我10岁时，他常说要我长大后替他偿还银行的30万欠款，一定程度造成了我对钱的谨慎和不安。

好在时运不错。爸在越南的第一年，虽然种植出了问题，但香蕉赶上高价，没赚到钱，也没亏本。爸看到了希望，只要解决水的问题。2017年，经过阿河介绍，爸找到了现在的土地，更大，更符合他的野心。彼时几乎没有中国人在越南大规模地种植香蕉。爸找人入股，抵押房子、贷款。我一无所知。后来妈说，那是一种“钱咬钱”的方式，她也去借高利贷给他。即使如此，也必须往外走。

1988年。爸14岁。初二开学那天，他迟到了，拿着斗笠扇风。校长叫他出列，说扇什么扇。那我不读了行吗？他顺着说。初一读完他就想辍学，数学老师去家里劝他，还帮他出学费。这次老师又来了，他正在水沟抓鱼吃。但他心意已决。因为没有自行车总迟到，因为不想当班里唯一一个屁股上有补丁的人。因为妈妈是残疾人。因为家里需要他——“就这么永远离开了书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个贫穷的、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农村少年，会有什么出路呢？为了赚钱，爸擅长以假乱真，用井水自制假汽水，“金三角”牌的，据说味道不错。冬天，穿厚衣服去买烟，老板把烟放在柜台上，转身去拿别的，爸掏出长得一样的假烟，把真烟塞回衣服里，再拿去卖。停电是他施展手脚的好时候。都是一些荒唐而危险的把戏。

在同村人的拉扯下，他14岁北上济南，成为香蕉工人。彼时，随着私人企业被允许，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在北方，香蕉新奇又昂贵。南方生产区的人看到商机，将香蕉运到北方售卖。爸将香蕉催熟，运到批发市场，判断行情，扯开嗓子喊价。每个月他拿到180元，多数寄回家。夏天，山东农忙割麦子，香蕉买卖暂停。爸回乡照顾300多棵香蕉树，认识了隔壁村的女孩，她也不读书，12岁去采茶，在工地搅水泥做小工，也编装香蕉的筐，用稻叶编给香蕉防寒的草席。

后来，一直有人问妈，胆子这么大，敢嫁给他？结婚的时候，妈用做活的钱买了家具，爸拿来两千块钱，走个过场，又拿走了，说是要去投资。等妈生下我，爸从北方回乡收购香蕉。在当香蕉工人近10年后，爸开始与人合伙做生意。香蕉运走了，但货款一直没到爸手里。最后他背上了数十万的债务。在九十年代末。经常有人来家里敲桌讨债，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具都被搬走了。我两岁时，我们全家跑路，但也只跑到了隔壁村妈的娘家。那段时间爸没有出去工作，是妈养活我们——她骑自行车去买卖破烂，车太重，上坡的时候只能推着，她的大腿和腰被磨出大片淤青。

我们所在的闽南小镇如今立着一座小型的香蕉博物馆。上个世纪末，小镇因盛产香蕉闻名。香蕉，曾经是镇上多数人的出路——围绕着香蕉种植、贸易、商超、加工，遍布全国的香蕉产业链。如今镇的招牌上写着“爱拼才会赢”，旁边画一把黄香蕉，香蕉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村民的精神里。

有人告诉我，你们镇上的人改变了香蕉。随着耕地减少，小镇生产的香蕉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了流动的需要。在越南的同奈省（越南最新的行政机构改革中，我们所在的平福省被并入了同奈省），遍布中国人的工厂，他们从本地农民手里收购香蕉，出口到中国。这群中国人多来自于福建漳州，来自我们小镇。他们的出现使得香蕉被大规模扩种，省份合并前，该省的种植面积占越南东南部70%以上。

但爸说，是香蕉改变了我们。到农场来的中国人，多是一群在中国找不到位置、被淘汰的人。

当我告诉三叔我要写这篇文章时，他说，我们的工人就是三十年前的他们。他也是在10多岁时，就在连云港的地下防空洞卖香蕉，扁担挑起一侧一百公斤的香蕉，走长长的楼梯，上上下下。

贫穷。早早辍学。底层工人。负债。被人看不起。无可奈何的生活。

初来农场，我看到的是隔绝，以身份划分位置，只要是个中国人，仿佛就高人一等。后来我在两波人之间穿梭，双方的故事在我这里汇合，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开始理解表弟的疑问——为什么要可怜工人？他们穷、惨，关你什么事？比起我，表弟跟工人有更多工作上的交集，骑着摩托车下地监督工人工作，工人也常开口向他借钱，让他请喝饮料。他不情愿，但还是会做。他认为自己也是来“打工的”，工资不比工人高多少，处境也不好多少。因为义务教育，表弟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但14岁他就去打工，搬运家具，在空调房里衣服还能拧出水来。他发誓，不要当工人，要当老板。表弟到越南来已经8年了，但梦想还遥遥无期。

五场的场长，外号叫大头。在我们村里，他经营过药房。在镇上，他开过第一家清吧（后转型成KTV）和汽车维修厂（一种集资骗局）。欠了几十万，他才到越南来的。

大头会说起那些虫子。白天，走进香蕉园里就沾染一身的白色小虫，像米粒倒了他一身。虫躲在烂杆里，农药怎么喷也没有用。晚上，一旦睡着，虫就爬进他的梦里。刚来农场三天，从来没有种过香蕉的他开始独立管理香蕉，他在农场到处问，没有任何人能给他答案。他只好求助网络上的专家，一遍遍的，直到对方不再理他。现在他坚信，是虫子开始怕他了。大头说，这里是东山再起的地方。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经济上的。毕竟来农场的中国人几乎都还在还债。信用卡。贷款。私人的债。有人被法院起诉、被限制高消费，来越南是“跑路”。而回国时因为担心护照被剪掉无法再出境，只好偷渡回去。

但大头身上有一种偏执。最得力的翻译离开了，他也不动声色。他说，我不需要他们任何人，我一个人也可以。因为他就在高压和陌生之下，一步步掌控下来，消灭了虫子，把微小的香蕉苗，种成了一串160多斤的香蕉。

来越南三年多，大头的父亲至今不相信他可以种出香蕉，还会告诫他，好好干啊，不要浪流连。这是一句闽南语，形容人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现在大头的香蕉被市场认为是我们农场最好的。我才意识到，大头说的东山再起，是指人的意志。

香蕉园将这群中国人和越南人放置于同一时空，他们是两个国家在不同历史进程拥有相似处境的人，同样没有保障且不确定的生活，同样是背井离乡过一种农民生活。

大头每天骑摩托车、扛锄头在地里巡逻数次，对每块地香蕉的生长心里有数。

求生

去年底，苏之所以匆忙和我告别，是因为女儿的爸爸从天而降，帮她还清了债，带着她们离开了。我的无能让我没办法留她在五场工作，而一旦离开，她和阿力的关系就结束了。但她看似找到了更好的方式，另一个男人。新生活的可能。苏常跟我视频，说过年后计划把女儿也给自己的母亲抚养。那个男人会买地、建房子，他们会生活在一起。

苏32岁，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但她没有上过学，17岁开始就周旋于男人与生育之间——男人对她不好，母亲就让她离婚，帮她带孩子。因为离婚会被人看不起，所以母亲会给她找下一个男人。这是苏认为自己进入和离开每一段婚姻的理由，以母亲的名义。

苏说起那些男人，无一例外都称呼“老公”，一开始我分不清他们，后来我慢慢理清了她以男人和生育为坐标的生活。17岁。第一个丈夫。生下第一个儿子。第二个丈夫。第二个儿子。中国的丈夫。两个儿子。越南的丈夫，生下最小的女儿。养螃蟹的丈夫。之后是阿力。每次她都当作是婚姻，但在越南，苏没有和男人领过结婚证。孩子生了，跟自己姓，户口放在父母那里，交给母亲抚养。

“因为妈妈找老公给我，她帮我养小孩，她不敢骂我的。我老公多，她不敢骂我的。”苏的语气中有些狡黠。像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但和阿力的结合，明显是苏自己的意愿。刚和阿力恋爱时，我们在房子里聊天，苏说，“我不给他煮饭，不给他洗衣服，也不给他睡觉”，她这样宣称，将三者并列。也许她清楚自己在用劳动和身体做交换。但很快，她就给出了自己的筹码。我再去工人房找她，已经是在阿力的房间。她白天上班，下了班煮饭、洗衣服，两三天洗一次，做工和日常的衣服有十几件。工人房的水管堵住了，房间停水，洗衣服只能去公共水龙头，让她不堪重负。我请她来家里玩，但她太累了。这天，苏煮了一道猪肠，两个人可以从早吃到晚。只是傍晚时饭已经馊了，她抠干净饭锅，重新倒进米，等阿力下班回来吃饭。

两人一起生活，阿力出食宿费，但不打算负担她的开支。苏也才得知阿力负债累累，摩托车和音箱都典当了，一部分债务还是阿力前妻留下的。两人很快开始冷战，但他们还是住在一起，“晚上爱我，白天他不关心我”，苏说完之后，我们一起大笑了起来。她知道其中的荒唐，也熟悉男人的德性。苏是个把痛苦挂在嘴边的人，但她很直接，有幽默感。我喜欢她的笑声，响亮，清澈，有时候笑得喘不过气，像在尽力保有一丝轻松。

苏在我面前说的是爱，要和阿力一生一世。但中国男人告诉我，她会和他们调情。一开始我不相信，但后来我也发现，苏很在乎男性对于她的关注。敏锐到似乎过了头。打扫我表弟的房间，她问我，是他让她来的吗？我说，不是，是我。她常和我提到一个词语，Ghên ，嫉妒。形容男人对她的占有欲。农场确实有太多争风吃醋的男人，一旦女人穿着暴露些，或者和其他男人说话，就会打女人一顿。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和阿力结合之前，她主要打听的就是阿力不会打老婆。但她和阿力的激情，也像是一种即时的需要。“婚姻”是这些女性能否改变命运的关键，她们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其他通道。出于实用态度，苏认为男性的Ghên是她获得生存优势的策略。也许这是她理解的、某种形式的爱。

这样的“爱“曾经将她带去中国。

在还只有五任“丈夫”时，苏说中国丈夫是对她最好的。离开他，是因为父亲重病，男人不让她回越南探望。这惹恼了她。趁男人出门，她低价卖了家里的一头猪。大儿子告诉她，如果被爸爸发现，她会被揍的。她拿上钱和护照离开。她也说不清那些地名。只记得转了几趟车，又坐飞机，回到越南。她不识字。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一切的。回来后，父亲已经去世，但她决定不再回中国，换了新的手机，没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村子也有一些越南女人，我从小就知道。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至今我找不到关于这些女性的官方数据，只有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在2011年，14年前，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就超过10万人。在村里，她们生下的孩子被称作“越南仔”。多数女人会找到机会离开。待得最久的是一个叫华为的女人，她就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大厝里。

去年我才正式去拜访她。我得知， 她也是高棉人，和香蕉农场的工人来自同一个省份。12年前，她30岁，决定另寻出路。婚姻中介安排她在胡志明会见来自中国的男人。这些中国男人由相亲机构组织“相亲团”来到越南，与与越南女性见面，并挑选其中一个。双方点头后，机构便开始帮他们办理手续和证件，让他们带着新婚妻子回国。

有个男人第一面就选中了她。她也决定跟这个陌生人走。到了中国，她才能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露天搭建的厨房，上公共厕所。比她自己家里差多了。没有太考虑风险这件事，很快她就有了女儿。也去打工，寄钱回越南给儿子。她告诉我，跟这个男人走是因为他足够老了，比她大了二十多岁，她想老男人酗酒以及自己被殴打的可能性，较小。

苏也常说，“我们女人啊，如果挑的老公好，就好一点。如果不好，就苦啊。”婚姻对她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选择。苏提分手，常常是在手机上进行的，她听说一些新闻，得出结论，如果当面说分手，“怕他杀我”。但苏又总得依靠另一个男人将她“解救”。

我刚认识苏不久，苏便请我帮她找在中国的两个儿子。去年11月，我在中国的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很快有人私信我。第二天，对方发来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加上微信，头像就是她的两个儿子。男人的朋友圈发自己在山上找野蜜蜂的窝，野蜂蜜是他的收入来源。他对于我的出现并不惊讶，他告诉我，他们的感情其实并不好。但他说，孩子们很想她，现在她过得好吗？她妈妈身体好吗？他发来很多孩子的照片和视频。

我们给苏下载微信，她给中国打去视频。但很快，她提到了要钱回中国。对方没有给她，她告诉我，只是试探，不会真的回去——怕被扣住，不让回越南。不过，她打算春节再试探一次。

找到失散的孩子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对于苏，像是生活里需要权衡的一环。她的生存策略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形成的——灵活、果断、有时甚至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之后，苏和中国的丈夫联系越来越少，直到再次失联。这次是因为新丈夫不允许。

今年三月，我最后一次见到苏，她带着新丈夫来农场看望亲戚。新丈夫不是女儿的爸爸，而是在TikTok上认识的男人，比她小，没有结过婚，还中了彩票。她给我看手上的金戒指，说，有钱的感觉真好。他们在生产衣架的工厂上班，“他对我很好，逗我开心，还会给我洗衣服”，那时候她看起来是快乐的。之后，苏也不再联系我。我以为她要过去彻底决裂，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她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但奇怪的是，她也不再更新TikTok，她在网络上的痕迹几乎全部消失了。这会是她自己的意志吗？

这样的命运轨道不止是苏的。2025年秋天，农场的一个女工人也将嫁去中国。她发了护照的照片，说，中国我来了。之后她的妈妈会帮她照顾她两岁的儿子。她今年18岁。她在等男人来接她，她不用再去给香蕉喷水，在房间里玩手机，学中文。她说要去福建。一段时间又说是江苏。或许对她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整体，在哪里都一样。女孩在网上表达对中国丈夫的爱，即使他们没见过几次，语言不通。但我想那是一种出于求生的自我说服。以为这样的爱会将她引领到更好的生活。

在运送香蕉的索道上攀爬的女孩。

共生

去年12月，我和爸参加了阿平的婚礼，场地就设在五场的打包厂。香蕉园难得有这样盛大的喜事。那天晚上，爸非常兴奋，和越南宾客又搂又抱，频繁地和其中一个人敬酒。我后来知道那是橡胶公司的前保安队长。橡胶公司的管理层没有来，爸有些介意，但又找理由，因为不是周末。我跟着爸走来走去，劝他不要再喝了。但阿平在我耳边说，你爸真给我面子。阿平和我们同村，和爸有交情。2016年，他欠了很多债，爸叫他来越南前，他还以为我爸“不要”他了。他知道爸在越南种香蕉，也知道爸会给他一个机会。

快要散席了，爸在办公室休息，坐在为了婚礼充门面新买的沙发上。爸告诉我，明天他要回国了。场长阿兴（化名）坐在他旁边的木凳上，让爸回国之前去找他坐一坐。

坐什么坐，有什么事现在说，爸喝了太多酒，口齿有些不清。

也许看到办公室里还有别人，阿兴说，没什么事现在。

我明天就要走了，现在说。也许也是因为旁边有人，爸更坚持了。

两人来回了几次，外头的音箱还在唱歌，他们只好扯着嗓门说话。然后爸就说到了钱的事：你要借多少钱去买房，我借你，但是不能太过分，懂不懂？

你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阿兴没说完，爸就打断了他，什么意思你就说。

音乐响声下我听不清他们的对话，只有一句话盖过了音乐，爸说，你以为你很牛逼！

爸把茶杯摔在地上，站起身，往阿兴身上扑去。

在钱的问题上，爸和这群中国人的关系是在信任的基础上运作的。农场一般两年分红一次（如果有盈利的话）。这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没有入股金，用劳动置换股份，爸和其他股东会将自己的股份分给他们。明面上，每个人每月工资是5000元人民币。但这笔钱不会直接发给他们。而是每个月给他们折合约3000元的越南盾作日常消费，剩下2000元可以存下来。如果需要人民币，他们可以找爸预支。细算下来，他们的日常开支都超过了每个月工资。但他们并不指望每个月的工资生活，而是指望分红。

在场的人拉住爸，但爸紧紧拽住阿兴，他情绪激动，快喘不过气。

因为爸觉得阿兴不信任他。 阿兴被人拉去了外面，爸坐下，说自己越想越烦闷，越想越难过。这是他心头上的一片曲折山脉。他认为阿兴欲言又止，是在责怪他占了钱。因为爸握着财产大权，没到分红的时候，这群中国人拿不到钱。但这触犯到了爸的底线——“难道他是觉得在赚钱给我花吗？”

你爸是不容易走过来的，爸爸这个人只能吃亏不会占人便宜。但不能跟我躲躲藏藏……他嘴里嘟囔着。他又摔一个茶杯，转头安慰我：没事，你爸爸没事。你爸从来什么事都看得开。

办公室里，其他人安抚爸，说他“牵”着这些人从失败中起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走到这里不容易。

但这不能让爸释怀，抽了几根烟，爸起身去外面找阿兴。他今天非要把事情说清楚。爸和阿兴坐在同一条石凳上，两个人像是扭打又像是拥抱在一起。阿兴对着众人说，我们兄弟就这样，没什么事情。

我问过中国人关于钱的问题。他们的回复是：你爸不会亏待我们的。他们相信爸。除了小孩上学、国内日常支出向爸预支外，像结婚、买房之类的大事，也需要和我爸商量，从爸这里拿钱。

爸和农场是共生关系，虽然他不在越南长住，但还是掌控农场的发展。农场是以你爸为核心的，三叔说，现在能赚钱，是因为你爸的勇气和魄力。但今晚看到爸的失控，我意识到他身上背负的压力。

虽然他们都仰仗我爸，但农场一旦亏钱，那就很严重了，我说。

三叔说，不要说亏钱，没赚钱，这里就散了。很现实的。

三叔破产后被爸安排来管理农场，爸和几个股东凑齐了“足够翻身”的股份给他。三叔和五叔虽然从出生起就被送走，但在爸看来，他们依然是亲生兄弟。

但因为中国人多数负债，入股没有本金，如果农场亏钱，是爸自己承担。今年夏天，爸的二弟、五弟也因为负债来了。所有兄弟都来投靠他，爸又多了要背负的人生。

这是爸的角色，也是他认为的责任。爸10多岁时，奶奶带着他去一户人家，告诉他，以后要来认弟弟。这是奶奶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养不起只好送人。爸一直记得那条路。是在2007年，爸在村里建了房，也买了车，他叫上二弟、三弟，一人开一辆车去认亲，兜里还揣着两万块钱，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来占便宜的。

那次回国前，爸和阿兴说清钱的事。又说，这是一片山的人，“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些”。

香蕉打包厂。

我和爸第一次飞越南时，他说，和我的女儿一起出门，我很高兴。我没反应过来爸会说这样直白的话。他问，你高兴吗？我说，第一次坐公务舱很高兴。我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转移情感交流。

我和爸无法以一种亲密的方式交流，从来不。我们总是争锋相对。只有在他喝酒之后，在他开车的时候，我们会聊起他的过去——吃不起一碗白米饭。如果有别人在场，他会说，因为我的女儿在这里，我不能再多说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会适当地描述当年的贫穷和痛苦，但绝不会多，多到我无法承受。他清楚地守着那个界限。这是他的克制。所以我只能瞥见那些重复的、可言说的东西，不多不少的痛苦。除了一次，是他彻底喝醉了，在家里客厅硬邦邦、象腿一样粗壮的木头椅上，他闭着眼，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说，我就是要让他们都看得起我。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村里的人。这些人曾经嘲笑过他、与他斗争过，因为他的家庭一无是处，他一无所有，还欠了很多钱。直到他必须建起楼房，种了香蕉。有人开始恭维他有“将军的血统”。他的母亲是一位台湾将军的后代。因为战争，奶奶出生后就在医院被亲生父母送了人，到乡下生活，因为落后的医疗条件，她残了一条腿，嫁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的孤儿，爸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我理解这些历史如何造就了他。

让人看得起，这个执念里，除了财富，还有“生儿子”。而我不是儿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妈不断怀孕，又意外流产。妈的配合使得她成了生育的容器。唯一活下来的是妹妹，女儿。如今，妈还背负生不出儿子的骂名。这样的乡土社会，不仅歧视女儿，也歧视只有女儿的父母。

与人发生冲突时，对方会说：就算你在越南有一万亩香蕉有什么用？你没有儿子。

曾经我想远离的就是这一切。爸希望我有自己的事业，同时又要留在他身边，确保他有后代的后代。还上大学时，我问过他，到底有什么是儿子能做的而我不能的？他说，你是女的，就是不行。之后，我封闭了我的疑问，也不再告诉他我的想法。到他的地盘，也是我自己决定，辞职，搬来，再告诉他，我不走了。我就待在这里了。

有一天，在农场的办公室，爸还是坐在那个位置，突然说，我本来应该有个儿子的。

我走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湿了湿手，走出来，说，如果你有儿子，他已经在坐牢了。

他没有说话，我看到他眼里的惊讶。这样一句看似无来由的、恶毒的话，是我在那个时刻唯一能给出的反应。因为我又想起了那个名字。在爷爷奶奶的墓碑上，排在“孙”那一列的最前面。立碑的时候，我高中，爸妈让我取的。那是妈又一次意外流产之后。爸作为长子，不愿意让弟弟们的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最前面。而我，一个长孙女是没有资格的。他们让我取一个男孩的名字，排在我前面。仿佛他存在过，或者说未来可能被生产出来。妈最后一次意外流产的，是个男胎。

我曾经想做的一切就是反叛爸的希望。反叛他说的女孩不能做的事，之前是不顾他的反对报考北京的学校，现在是放弃一份在他们看来体面的工作，到越南来。反叛在日常生活中变成疏离，变成封闭。而我装模作样的洗手，是一个暂避激烈冲突的假动作，让接下来的伤害更自然。我用最平静的语气回击，仿佛自己也没有受到伤害。我看到爸在越南的商业企图，是建立在责任和牺牲之上的，我敬佩他。但这一切也建立在观念、他人的眼光里，而这注定是脆弱、随时可坍塌的。

那个无人认领的名字是，商衍。像是当时的我，对他的一种祝愿。

有限的行动

苏离开后，我意识到，我不能也不愿意只当一个旁观者了。我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但如何去获得、行使权力，依赖于你对此地的了解、对各方的认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老板的女儿”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了正当性，在各个群体之间获取信息、权衡利弊、主动出击。我减少了对这个身份的羞耻和抗拒——要利用身份做事而不是为它所困。

机会很快出现。今年六月，农场人手短缺。招工是工头的职责，工人越多，工头拿到的钱也越多（工人每出一工，工头便能从公司拿到一万越南盾）。农场需要青壮年工人，但五场来的大多是老人、孩子和孕妇。工人流失也与工头的苛政分不开。

如今的局面，中国人都告诉我，这不是工头阿河的错。中国人认为一定是那个男人从中做梗。他们认识离婚之前的阿河——2021年之前，阿河投资了很多土地，笑容满面，工作认真。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被男人打，儿子去把她带回家。但她在婚姻和男人之间，选择了后者。离婚后，她和男人搬进了工人房的小卖部，经常打架。她变得憔悴。土地价格下滑，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之后他们搬去外面居住。2024年，47岁的她怀孕，和男人生了一个女儿。她是名义上的工头，实际上男人干涉了很多。特别是在她生产之后，她承担了更多照顾的女儿的责任，工头的事务更多交给了男人处理。

我和三叔重新讨论起制衡阿河和她男人的可能性。三叔已经警告过他们数次，说的话也越来越直白——工人是你赚钱的工具，你要长远打算。但很显然，警告是失效的。

这一次，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对付他们。我说。由公司发布公告——统一工人的房租、免去杂费、明确补贴，并且让阿河签名，统一告知工人他们有的权利。

第一次谈判，是在阿河家附近的咖啡馆。去见她的前一晚，我梦见自己被镰刀砍手。左边三次，右边三次。我听过不听话的工人被她用暴力处置的事。也许恐惧潜入了意识。但比想象中顺利。阿河不承认私吞了工人的房租补贴，乱收房费，但同意发布公告。不到半个小时，三叔收起桌上的两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说，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戴总已经说了，如果不好好干，之后不会让你参与了”，三叔不放心，又补充了一句。

隔天我便以公司的名义拟好了公告。越南语版本里，我反复推敲符号和措辞，但我没有想到，大部分工人都不识字。

第二次谈判，发生阿河拖延签名之后，她坚持独居工人不得补贴，还要收双倍房租。我和三叔拒绝，毫无道理，且会影响已经独居的工人。我们开放公司的工人房给阿河收房租，要求保留工人独居的权力。她同意了。我去她家里，让她在公告上签了字。

我在劝阿河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公司。公司赚钱了，你也才能赚钱。我不再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而是试图去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是我从这件事里学到的——我不再说工人有多么需要帮助，而是说这件事能给我和你带来什么好处。我意识到，人的处境、尊严，公平与否，在这里的话语体系里是失效的。这也意味着，我不再藏在三叔身后了。

副工头拉拉正在为不识字的女工一句一句念公告的内容。

6月14日，我和翻译小琼去看阿河和她男人发工资。小卖部茅草屋顶下，工人纷纷上交自己的账本，考勤卡夹在里面。工人的日常消费是在小卖部赊账的——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账本记录每笔消费。发工资前，工头会先扣除他们在小卖部的债务和房租。账本堆在桌上，本子表皮上用涂改液写着一个编号。工头用编号叫本子的主人过来算工资。

开始前，阿河就说，独居的工人不给房租补贴。这又回到了我们的争执点。在阿河签名的公告上，写着所有符合出勤条件的工人都有补贴，“所有”二字被我加粗了。我转头寻找贴在小卖部墙上的公告，发现已经不知所踪。工人已经在等着拿钱，我没有和阿河争论。但这时我意识到，即使阿河签了名，公告依然对她没有约束力，她随时可以反悔。

阿河在薄薄的、对半撕开的日历纸背面写下几个数字，工资，减去房租，减去债务。但她的笔像是有记忆一样，没有加上房租补贴。我和小琼站在她身后，方便纠正她。但工人们默默接受错误的账单，被我和小琼拦回修正。没有人抗议。也许知情权对工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用，他们不敢捍卫自己的权利。知道这是无用且会引来不好后果的行为。我几乎可以想见，当时苏在领工资时和阿河的冲突。阿河的男人当场拍桌子，骂了苏。因为没人敢这么做。绝对的压制让沉默成了唯一的选择。

是在那里，我才意识到有这么多陌生面孔。我所认识的工人只是极少数。灯泡昏暗，工人坐在台球桌上，蹲在地上，脸庞模糊。几乎没人说话，没人笑，都望着这里，等待被叫到编号。

我每个月都要去监督，确保工人拿到房租补贴。三叔说，“为了这么点小钱？”

每个工人补贴10万越南盾，不到30元人民币，当然是一笔小钱，但这已经是一个工人房租的一半。而且，工人没有钱看病。我告诉三叔，有工人去药房赊账，还不上钱，现在药房已经不给工人赊账了。外界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

你不要可怜工人，他说，不是钱不够，而是他们拿了工资就挥霍一空，先享乐，看病的时候才没钱。工人没有储蓄意识。他的意思是，10万越南盾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我还是认为，每笔钱对工人都很重要，而且钱就应该以对的方式给对的人。

下一次发工资时，我和小琼准备好了说辞，我也带来阿河欠公司的账单。估计是有工人在场，她也识趣，答应给所有工人补贴。但阿河的男人爆发了，他把一捆钱摔桌上，大喊大叫。小琼告诉我，那个男人生气，因为我们像在监视他，搞得他们像没有信誉。还说，工人房的钱他爱怎么收就怎么收，因为这是他的房子。这不是事实。而且是他们先破坏规则。我们离开后，还听到那个男人在摔东西，大叫，对着工人和阿河出气。

其实在第一个月，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做法难以为继。小琼和我是农场唯二的女性，讨论的总是工人的事——那些中国人不在意的事。我很依赖她。但小琼的中国丈夫形容我们的行为：因为我的身份，我可以无所畏惧，但小琼是单纯的——他担心阿河找小琼麻烦，也觉得工人的事本与我们无关。在他眼里，我的介入也只是感情用事，不符合商业逻辑。这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看法。

苏离开几个月后，阿环夫妇也带着小香蕉不告而别。阿环的丈夫在木材加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年轻人总是最先走的，他们有力气，也有选择。

那时我也不再住在租来的房子。一次我回国，那房子遭了贼，中国人说不安全。我们拆走了电线、空调、洗衣机、灯泡和热水器，带不走的铁皮顶只好留在那里。几个工人则搬走公司弃置的木头沙发、吊床、拖鞋、脸盆和酒杯。那所房子很快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壳。我租下它时，还幻想过能给孩子们放电影。但最终只有苏和孩子们来过一次。

我搬回打包厂的房间，也明白是阿河和她男人的胡作非为才让我进入这个缝隙——介于中国管理者和越南工人之间的真空地带。真正的工头是要与公司对抗，为工人争取福利，而我的作为并未触及公司的利益。我也难以撼动这里根深蒂固的势力纠葛和权力结构。我被支持，是因为我的行动符合公司的需要：留住工人。我所做的一切，也始终是框架内的，很快就到了头。

所在之地

七月底，我和爸从越南胡志明飞往老挝巴色。越南的地租陆续到期，爸决定不再续租。

农场的衰败和市场环境有关。2024年上半年，越南取代菲律宾，成为中国最大的香蕉供应国。本地和外来资本正在越南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承包种植涌入市场。而我们依靠运气、经验、直觉和有限技术，很难与之竞争。这是一片注定要被放弃的土地。

我对香蕉的未来也不抱有太多希望。如今市场上几乎只有一种香蕉——“卡文迪许”。与它的前辈“大麦克”相比，它个头小，味道也不算香甜。但“大麦克”在上世纪因巴拿马病——也被称为黄叶病、香蕉的癌症——而灭绝。“卡文迪许”被迫登场，成为唯一能大规模替代的品种。但它依然受制于新的巴拿马病变种。人类在这种命运单一的作物身上追求稳定和可靠，却无力改变它的根本脆弱。

被“复制”出来的香蕉苗。

这一两年，黄叶病也席卷了我们的农场。骑摩托绕一圈，衰败清晰可见：叶片从边缘开始泛黄，像一圈圈被火烫伤。黄叶病的根源在土壤，病原是一种土传真菌，尖孢镰刀菌。植株感染后，会被砍倒，但这种真菌能在土壤中潜伏多年，不会因为母株倒下而消失。砍伐和清理只能延缓，无法彻底拯救。土壤种植的年份越久，真菌积累就越多，感染也越普遍。常规的香蕉苗生存几率太低，农场只能选择更“抗菌”的品种，但黄叶病并没有如预期般退场。这种抗菌的香蕉苗不仅生长周期长，还容易长斑、口感下降。

黄叶病就像一场看不见的火，把土地一点点烧空。曾经整齐划一的绿色断裂了。就算母株死去，子株依然会不断从母株的根侧冒出。你会看到一圈盎然的新芽，围绕着一棵枯死的母株——但那只是一种无用的生命力，它们只会重复母亲的命运。

同样在七月，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死在了工人房。

小孩的父母没有钱办葬礼，副工头来公司请公司捐钱，她抹着眼泪。我听懂她反复说的越南语是，他们没有家。家的第一层意义是房子，这对夫妻在老家没有土地，在工人房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五个人，如今夭折的婴儿是第六个成员。家也意味着支撑，但小孩妈妈父母双亡，没有依靠。买棺材、买冥币、去寺庙的路费，工人们东拼西凑。

火化那天，他们把小棺材送到附近的高棉寺庙，却因没有死亡证明，被迫把孩子留在那里，再回农场找公安。我们才知道，这对夫妻没有身份证（丈夫因为欠债抵押了自己的身份证），也没有结婚证。她怀孕时依旧下地除草，用隔壁女人的身份证去医院生产。她已经有3个孩子，最大的12岁，却从未上过学。我买来书，想和翻译一起教她，但她说“不想学”，女孩经常帮别的女工照顾孩子，来赚取生活费。

第二天，婴儿被火化了。在视频里，我看到一个密封的骨灰盒。有人用小刀一点点在顶部转圈割开，镜头往下，她留下的痕迹铺不满一层。刚出生时，我给她拍过一张照片，也摸过她。她去过几次医院，被诊断出肺炎。但是这家人没有钱让她住院。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氧气面罩扣在这个孩子脸上，大人用手扣住的，是在家里，不在医院。那可能是她最后的时刻。翻译小琼说，死亡，对这个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公安以慰问的名义来到农场，但转头把车开到农场的打包厂，拍摄在厂里工作的孩子们。12岁、13、14岁的孩子，在家长的请求下进入厂里做贴标签、推纸箱等简单工作。家长说，否则孩子无事可做，容易学坏。上学从来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内。这被管理者看作是对工人的怜悯，却触碰法律边界，也牵扯出中国人的问题。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看到公安，中国人最好躲进香蕉园里——一些中国人没有工作签证。

那段日子，给工人房遮阳的橡胶树被悉数砍尽。工人猜测工头是为了卖钱，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些中国人要走了。确实，工人比谁都清楚，香蕉正在大片死去。没有一种完美的、可以对抗黄叶病的香蕉品种被研发出来。如今农场寄希望于一种来路不明的香蕉苗，从柬埔寨的香蕉种植园挖来的，正在进行苗的复制。

一旦失败，会加速中国人离开的进程。爸也下定决心，放弃这片土地。

到更荒僻的地方去。在巴色，湄公河穿城而过，水面开阔，缓慢，奔腾向前，像是拥有永不疲倦的欲望。我们的车行驶在跨河大桥上，爸忽然说：做人要闯湄公河。他相信，只要闯过去，就会有一个崭新的，所在之地。

本作品为「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五季得奖作品。 「在场」始于2021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 「在场」除写作奖外，还有翻译奖、短片奖与漫画奖等奖项，为不同类型作者的创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IP支持，更多信息欢迎查阅官网 frontlinefellowship.io，或来信 hi@frontlinefellowship.io 要求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参考书籍：

1. 《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辛西娅·恩洛

2. 《香蕉的报复》，约翰·索鲁里

3. 《绿色的监狱》，拉蒙·阿马亚·阿马多尔

4. 《Banana:The Fate of the Fruit That Changed the World》，Dan Koeppel

5. 《the Khmer Landsof VietnamEnvironment, Cosmology and Sovereignty》，Philip Taylor

6. 《Bananas：How the United Fruit Company Shaped the World》，Peter Chapman

作者———戴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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