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说:“我又不是鸟，怎么飞？"
他说:“可是大家都认为你可以。你能救活死人，飞又算什么呢？在西藏，大家都相信基巧向达赖喇嘛上奏的说法。”
我说:“我是不是飞过来的。你不信的话，去我住的地方，我给件东西你看看就知道了。”
“什么东西？"
“就是凭那位基巧的命令才取得的出境通行证。上面证明了准许我和我的随从两人出境，你看了就明白了。”
“有这种事吗？你别骗我。”
“我何必骗你？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那时节大吉岭也是传言纷起:“那人说他是走过来的，这怎么可能，那么多行李他怎么带得动？我们拿一点行李就寸步难行，他带那么多行李，竟然一路顺顺当当，抵达大吉岭也毫发无损，不是魔法怎么也说不通啊。”
这其实都是基巧为了脱罪故意编造的。
这位地方长官看到准许我回拉萨的通行证才相信了我是走过来的，但却又认为肯定是我施法迷惑了基巧，他才发给我。
不过他们由我被捕下狱，我必须设法营救。
前财政大臣及其家人是否入狱尚不可知，但既然我的事情败露，他与我关系那么密切，而且耿直，平日树敌颇多，现在被那些人抓到把柄，假如有人公报私仇，他随时都会有危险。
还有为了我尽心尽力的查龙巴，以及色拉大学的老师和保证人等，他们遭受牢狱之苦，我恨不能立刻飞到拉萨去解救他们。
但我既不是神也不是佛，无力通天，只能日思夜想，希望找出什么办法解救他们。
最后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去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请他们命令西藏地方当局放了这些人；二是前往尼泊尔请尼泊尔政府出面为这些人说情。
如果用第一个方法，必须先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谅解与协助，由他们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协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侣，只怕人微言轻。
何况当今西藏对中央政府已不太信任，因为西藏风传中国皇帝纳了一个英国贵妇人为妃，所以与英国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个传言连西藏地方当局里都有人深信不疑；而且清政府积弱不振，对西藏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外友好的外交方针，使西藏地方当局大为不满。
这种时候让中央政府指示西藏如何如何恐怕要碰钉子，看来第一个方法并不可行。
考虑尼泊尔是因为这阵子他们对西藏的威慑力，尼泊尔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最近军队又接受了英国式训练，战斗力更强，所以西藏地方当局会尽可能对尼泊尔示好，求尼泊尔的帮助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何况尼国政府对日本也很有好感，还送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我想这是当前唯一的选择了。
但这需要很多钱，我不仅身无一物，还债台高筑。
幸好故乡的肥下、伊藤、渡边诸位亲友尽力相助，找了五六个人凑了三百日圆寄来给我，我决心以这笔钱前往尼泊尔寻求帮助。
但萨拉特师委托我帮他编纂一部藏语字典，我一时无法抽身。
萨拉特师已经写过一部《藏英辞典》，目前很需要一本收录完整的藏语字典，他认为我来撰述最合适不过。
当时我只写了二十来页，编字典和帮报纸、杂志写文章不一样，必须参考很多书籍，请教很多人，没办法随想随写，因此时间过去了三个多月，成果却有限。
我想，拉萨的冤狱事件教我无法专心，我要尽我所能去营救他们，同时我也该返回故里了，编字典是三年乃至五年的大工程可以慢慢来。
我向萨拉特师详细解释并取得他的谅解后，于十一月下旬出发前往加尔各答。
2
我在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学会逗留了两三天。
学会里既无日本人，也没人可以交谈，只有几个缅甸和锡兰的和尚，我并不想和他们深谈。
我有一个同窗好友大宫孝润久居加尔各答学习梵文，我就跑去找他。
我没有其他衣物，穿着藏袍就去了。
宫君租了当地一家商店的二楼，他一向讲究，里面很精致，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直接去楼下的会客室，那么长时间不说日语，竟然说得磕磕绊绊，不时就蹦出几句藏语，都赶不上英语说得流畅了。
我就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大宫君，大宫君也猛盯着我瞧，然后用藏语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问他:“您是大宫君吗？”
他又问:“您是日本人吗？”
他请我坐下，仍旧是盯着我看，我也直直地看着他，但我确定他就是大宫君。
他问:“您是哪位？”
我说:“我是河口啊。”
“哎呀！失敬失敬！”
场面真的是滑稽。
他把我看作中国内地人或者西藏人了，可见我的改变有多大。
大宫先生属于天台宗，为人洒脱。
十二月十四日傍晚，我刚要离开大宫君处，井上圆了博士来了。
他是我的师长，我曾在哲学馆受教于他，现在异乡巧遇自然非常高兴。
于是我就带他前往大吉岭。
次日凌晨三点我们一起爬上虎丘远眺世界第二高峰。
当时正是观赏喜马拉雅山的最佳季节，但到早上九十点钟云雾渐拢就观览不到了，所以我们起了个大早。
井上先生看着埃佛勒斯峰不禁发出“只看唯我独尊山”的感叹，我们也吟咏了许多诗歌。
二十三日我们回到加尔各答，当晚又起程前往菩提迦耶朝圣。
朝圣之外，我还想前往德里市。
这时日本的奥中将正在德里参加印度皇帝的加冕大典，我想通过他觐见尼泊尔国王，再请求尼国国王向达赖喇嘛转呈我的志愿书。
不过我与奥中将素不相识，承蒙大宫孝润君介绍，我先从孟买三井物产的负责人间岛与喜氏那里取得一纸介绍信，再拿着介绍信去面见奥中将。
我们去菩提迦耶，再朝谒瓦拉那西的佛迹，然后辞别井上先生，我去德里，他去孟买。
当晚我们从加尔各答搭上火车，次日午后在班基浦尔下车，等五个小时换搭前往迦耶(Oaya)的班车。
井上先生去打电报，我则在候车室看管行李，这时有一个讲英语的印度人走过来，问我:“您是西藏人吗？"
我说:“我不是。”
“那么是尼泊尔人啰？”
“也不是。”
“可是您不是打西藏来吗？”
“我是从西藏来的。”
“那怎么可能不是西藏人呢？”
“从西藏来的不见得一定是西藏人啊。”
这时有个人从厕所那边跑过来，兴奋地抓住我的手说:“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果然是您！”
原来是最近逝于法国马赛的文学研究者藤井宣正师。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见面；您活着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您现在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正要去菩提迦耶啊。”
“您一个人吗？”
“不，井上圆了先生也来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您出发前我祈求您平安回来，现在果然如愿了，您这一趟真是了不起啊。”他非常高兴地说。
井上先生打完电报回来看到他也是很意外，大家热烈地畅谈，并讨论下一步的行程。
迦耶没有旅舍，但可以住在驿站接待所，不过井上先生说那里人太多了恐怕没有床位，没想到藤井先生说:“这不成问题，大谷光瑞先生就在迦耶，可以住在他那里。”
“那真是太巧了。”
于是上车前赶紧给迦耶发个电报。
等我们抵达迦耶，大谷先生已派了两个人来接我们，我们坐上马车前往位于迦耶市区的驿站接待所。
到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但大谷先生和他的随行弟子仍与我们围坐欢谈。
大谷先生问我:“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呢？”
井上先生代我答道:“说起来很让人头痛，他还得去趟尼泊尔，而且问题还挺复杂的。”
藤井先生听了立刻跳了起来:“现在可不能去尼泊尔，对您非常不利。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要紧事，但千万不要去。”
井上先生代我回答说:“尼泊尔不得不去，一方面要去取回过去买的寄放在那的书籍，另一方面是要设法营救拉萨的友人。这是一桩大冤狱，不只河口师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在大吉岭也听到这件事，觉得非常冤枉。现在他要去尼泊尔设法营救，能否成功还说不定。不过我认为河口师应该尽早回到日本，把尚是未知之谜的西藏详情介绍出来，这才是重要的，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藤井师说道:“我赞成您的看法。河口君，您还是坚持要去吗？”
“我当然要去。”
“真是不可思议。井上先生，您怎么不阻止他呢？”
井上先生说:“怎么没有，他不听嘛。”
“那你也不能就此罢手啊。河口君，您固然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但您必须看得更远，您已经不复是从前的河口慧海了，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的河口慧海了。您要是途中罹患疟疾，或者被猛兽、强盗杀害了该怎么办？这不是因小失大吗？我认为您还是应该早点办好手续回国。”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井上先生问大谷先生意见，上人恳切地说:“我理解河口先生的想法，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应该以自身为重早日回国才对。我赞成他们两人的意见，您这样一意孤行真的不太好。当然没有这样一股勇猛的精神，你不可能完成西藏的探险，但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还是听从他们两位的意见回国吧。”
我说:“各位所言甚是，但如果我这样做，就失去了日本人的义气，尤其我身为佛教的修行者，即使没有任何因缘的人遇到困难都必须出手相助，何况这些人与我因缘匪浅，我受他们的眷顾才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顺利离开西藏来到这里。现在他们因为我而受苦，如果我只考虑一已祸福，放弃营救返回日本，我真的做不到。我现在温饱舒适，而我的恩人们却正在拉萨受苦，白天严刑拷打，晚上睡在冰冷彻骨的牢房。那是太阳照射不到的地牢，每天只能吃几口糌粑，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想到这些，我寝食难安，肝肠寸断。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3
由于我不愿放弃营救，藤井先生说:“您这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是所谓知小仁而不知大仁。我再把话说得详细些。我不知道这一事故中会有多少人遭受死刑，暂且假定十个或二十个人好了，这十几二十个人被处死，财产遭没收，对世界会造成多少损失呢？也就是让他们更加厉行闭关政策。可是如果您去尼泊尔途中不幸遇难，不是把将西藏介绍给全世界的大事业带进坟墓里去了吗？早日回到日本，向世界各国介绍西藏，又将造福全球多少学者呢？所以，您现在必须以全世界的利益为重，放弃对西藏少数人的义务。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妇孺一般拘泥于区区人情，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大谷上人和井上先生也表示同意。
我说:“您的说法我完全理解，但实难从命。马上回日本也许对世界是件好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佛法修行上的不圆满。不过是自保，却说成是对世界尽义务、为学者的造福，不是自欺欺人吗？这是不能不做的事，丢下它回日本，我内心如何安宁？连身边该尽的义务都做不到，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就算我把眼前对恩人该尽的义务丢在一边，回日本将神秘的西藏介绍出来，一时利益于学者或社会，谁能预料未来天下后世如何看待日本人？全世界的人都会说日本的某某明知恩人为他入狱受苦，却撒手不管回国了，太寡情少义了。现在在我看来，与其争取世界性的名誉，不如善尽搭救恩人的义务，即使为此而丧生，我也觉得非常满足。请各位不要再对我施加压力了。”
即便如此，藤井先生等人还是再三劝诫我。
一直到深夜三点左右，我已经撑不下了，于是对他们说:“我从昨晚就没睡好，现在很困，今晚就说到这里，大家睡觉去吧。”
藤井先生说:“除非您答应不去，否则我们大家都不睡。”
“您这是妨害别人的自由，我不能答应！”
“那您答应就是了。”
“让我考虑到明天早上再说吧。”
“不行，再困也要做个决定！”
“对不起，今晚就放过我吧。”
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放过我，我只好说:“这样好了，我马上要去找奥中将帮忙，如果奥中将同意帮我将写给达赖喇嘛的请愿书交给尼泊尔国王转达，那我就不去尼泊尔拿书，听从各位的建议马上回国。”
藤井先生还是不肯罢休，不过大谷、井上两氏则认为日本军人态度亲切，也很讲义气，这种事情应该会帮忙。
我这才得以休息。
隔天早上起来，大家准备吃了早饭，去朝谒菩提迦耶。
吃饭的时候，他们还不放弃对我的劝诫，不过这时我决心已定，不会再动摇。
还好马车来了，我们就一起前往菩提迦耶，一整天都在朝礼圣迹。
夜里井上博士和我一起别过大谷先生一行，前往瓦拉那西。
在瓦拉那西有一位俄罗斯来的麦钦森博士和我相熟，我们曾在大吉岭讨论过佛法，他略通藏语，现在在这里研究梵文，热衷于佛教的研究，我很佩服他，总是尽可能与他详细探讨，他非常高兴。
我们到他的住处打搅了一晚，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
翌日我和井上博士一起去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鹿野苑参谒，归途我们和奥尔科特氏一起去听著名的英国女性演说家贝赞特女士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和贝赞特女士也做了交谈。
井上先生当晚径赴孟买，我则在隔天从瓦拉那西搭车前往德里；抵达德里时已是深夜两点。
外地到德里来的人很多，很难找地方住，而且贵得让人咋舌，最便宜的一晚也要六十卢比，贵的要一百五十卢比。
我身上根本没什么钱，住不起旅馆。
尽管时间已是半夜，我决定去奥中将的住处。
想雇辆马车，一问要价二十卢比，实在太贵了，我跟车夫商量能不能便宜点，他理也不理。
我去找一名巡警帮忙，他帮我叫了个挑夫，挑夫说要五卢比，巡警和他大声吵了半天，才以三卢比成交。
到奥中将的住处只要三公里多一点，由于我身穿藏袍，尽管我用英语跟挑夫说我要去日本将军的住处，他却自作聪明径直带我去锡金国王行馆，因为英属锡金人都穿藏袍。
走了有八公里，天亮七点才到，到那里一看，却张着锡金王的大帐幕。
我知道搞错了，但我不会印度话，于是又找懂英语的，请他帮忙告诉挑夫，我是要去日本人的地方。
话是说清楚了，但挑夫却说他累得走不动了，我答应多给他点报酬他才勉强动身。
只有五六公里路，但挑夫走得非常慢，我自己也是茶饭没沾唇，一直到十一点左右才抵达中将所住的帐篷前。
那是临时军营，门口有英属印度的兵士站岗，要见奥中将并不容易。
我跟着里面的人去见一个姓伊藤的上尉，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您就是河口先生吧？实在很抱歉，我们接到间岛君的信知道您的来意后，立刻给您回了封信，不过大概还来不及送达您手上。我们已经做了决议，不好意思让您特别跑这一趟，请稍等一下，我们会给您一个正式的答复。”
说着就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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