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5月26日。早上七点，我坐着家里有盖的马车离开北京，中午前到达通州（Tongtcheou）。当我穿过城市的街道时，我看到一个中国人手中拿着一个活着的，有黑色和紫色羽毛的斑阔嘴鸟（Eurylæma），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马来西亚和南部大岛特有的美丽鸟类会出现在北京。在我穿过的平原的沙地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苦参，这种植物直到蒙古中部那时我才见过。至于又高又漂亮的槐树，我观察到这里的叶子没有被那些无数漂亮的灰飞蛾的毛毛虫吞噬，它们在北京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它两年。
在通州，我找到了我的仆人托马斯（Thomas）和另一个中国仆人，他们非常艰难地雇了一艘有顶棚的船，价格是六两银子，从这里到天津的短途旅行是昂贵的。原因是所有的船只和马车都被来京城考取进士的两万名考生雇用了，他们考完就回家了。这座城市的港口挤满了从南方为都城皇宫运送大米的帝国船只。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巨额粮食的到来，使北京的小麦价格下跌了一半，还有银价，就像这里经常发生的那样。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收成是有保证的，由于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降雨，今年的收成有望异常好。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些通常遭受干旱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况了。大约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但被来自西南的一阵强劲而清新的风阻挡住了，这耽误了我们的前进速度。由于停靠的船只众多，我们不得不滑行，直到我们到达真正的北河（Péy-ho，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给它起这个名字）。
黄河
这条河虽然不宽，但很深，似乎即使在远离大海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潮汐的影响，这证明了这片广阔的平原是多么辽阔，它仍然因流入我们海湾的河流沉积物而继续扩大，而这些河流似乎注定要完全消失。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也可能发生缓慢的海岸线振荡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黄河河口的变化。虽然我们顺流而下，但只有靠桨或篙才能前进。我们继续走到傍晚，风已经停了，天气凉爽而安静。中国人夜间不出行，因此，我们的两个船夫停泊了船，吃了他们提供的米饭和一些草药，而我和我的基督徒中国人在结束祈祷时，恳求这个令人钦佩的宇宙创造者准许我们，在我们即将开始的漫长旅程，一切都会像第一天那样平静地结束，直到最后一天。
至于植被，河岸上是极其荒凉的：除了村庄里种植的几棵柳树外，没有一棵灌木，也没有一株木本植物。至于草本物种，种类不多，从开的花来看，大都基本一样。我顺便认出的那些是：蓼科酸模、旱金莲、Tournefortia arguzia、Mollucella incisa、世界性的蒲公英、大车前草、地黄、多苞斑种草、柄茎勿忘草。其他一些植物即将开花：益母草、东方花、空心菜、毛花、黄杨和两到三种蓼。
河蓼
5月28日。天亮前，我们又出发了，遇到了许多载着大米的国家船只。我被告知，每艘船的重量从3万磅到4万磅（2万7千斤到3万6千斤）不等，尽管受到南风的吹拂，这些船只还是被三个纤夫拖着。这些船大多是新的，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了1000艘，以取代前几年被太平天国军队摧毁的那些船。到北京旅游的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北京的人口比他们的联系人告诉他们的要少得多。
在古老的辉煌中，苦难和毁灭接踵而至，起义军摧毁了皇家船只，太平军和捻军一伙人占领了大米最丰富的中部省份。北京应该有二十万满族血统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他们靠帝国的工资和国家提供的大米为生。过去，每月发放的现金和大米足以养活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士兵通常是已婚的）。在过去的20年里，叛乱分子（起义军）剥夺了皇帝几乎所有的收入，北京变得没有收入来源，很快，北京就都普遍变得贫困，一场持续数年的干旱摧毁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北京的贫困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北京人死于饥饿，尽管中国的穷人使用野草、树根、树叶和树皮作为他们的食物来源。普通的谦虚和节约能够帮助一些不幸的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在首都和周边地区的许多基督徒，在过去的冬春两季里饿死。
随着帝国的和平与秩序的恢复，北京和其他被遗弃的城市很快就重新有人居住。因为这些东方人几乎都在很年轻时就结婚了，新出生的孩子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个巨大的人类族群里，欧洲人称之为“中华帝国”。
洪家楼
然而，这种迫切需要的和平似乎还没有到来，我们在1868年5月28日下午5点左右抵达天津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进入这座城市，我们必须通过一堵由军舰组成的真正的墙，它们封锁了河流，保护城市不受叛军的攻击。
事实上，离天津不远。从去年冬天开始，一些在中部和南部省份组织起来的起义军（应该是捻军），与一些从江苏（Kan-soo）造反的穆斯林联合起来，突然入侵山东（Chan-tong）和北直隶（Pe-chely，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沿途抢劫、杀害和屠杀。
北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向我们发出了令人感动的警告，因为人们认为欧洲人不太愿意与起义军和平相处。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慈禧皇后，警告我们要考虑拯救自己，因为当强盗接近时，皇室正准备逃跑。
从那时起，他们的意图就是镇压首都的基督徒和欧洲人。其目的首先是满足中国人对任何外来因素的不可战胜的仇恨。事实是，那些组织涣散、工资低、营养不良的帝国军队拒绝向敌人进军。几千名清军士兵，据说是按照欧洲的方式武装和训练的，从一开始就被派去对付起义军。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他们与起义军不期而遇，被吓得四散奔逃，把英国人和美国人制造的先进武器白白送给起义军。
更糟糕的是，剩下的军队与敌人达成协议，不战斗，而是一起抢劫和焚烧。一些没有被人注意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些人彻底摧毁了。这就是中国人的行动！因此，富裕的商业城市天津陷入了动荡，不断受到军队与起义军的威胁，他们主要是想要财富。
两条河在城市上方汇合，覆盖一大片区域。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在那里避难休息。不时地我们能看到强盗、受害者被水流冲走的尸体，这些尸体往往被残忍地肢解。对于那些必须留在这里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有点令人恐怖和不安。然而，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人和欧洲人每天都在生活。然而，后者似乎不需要为自己的人民担心，因为已经有几艘欧洲炮舰来到天津，保护他们，必要时将他们带走。当我抵达港口，看到两艘法国炮艇Aspic号和勒布雷松号（Lebrethon）的桅杆上飘扬着我们的国旗时，我被感动了，这是确保我们的机构得到尊重所需要的。法国的领事馆和其他领事馆相邻，建在对中国远征时割让给法国的土地上。
王府池子
据说它们是当地最好的木质建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当乾隆皇帝从北方到南方旅行时，这些建筑曾有幸接待过他。那是在上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善良的中国人仍然不满意被妖魔化的西方人建立的住所。我终于能够在夜幕降临之前在望海楼（Ouang-Hae-Lou，我们住所的名字）下船，并拥抱了我的优秀同事Chevrier先生，他在一些当地人的帮助下领导了这次任务。
就在今天晚上，我有幸结识了阿斯皮克号（Aspic）的指挥官内尔西亚（Nercia）先生和勒布雷松号的指挥官拉巴里埃（Labarrière）先生，后者从我们在北京的部长那里得知了我的旅行，他赶紧邀请我在他的船上住下。他说，等他将水池的修理工作完成后，很快就会动身前往上海。这是一艘落后的炮艇，根据海军上将罗兹（Roze）的计划在中国建造，装有一台旧机器，不足以保持大海的良好状态。然而，机会是如此之好，商船的通行费用又如此昂贵，我感激地接受了拉巴里埃先生的提议。
晚上，我还接待了另一位在天津生活了几年的法国人的来访，他是Coutris先生。他向我讲述了几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关于离城不远的叛乱分子，他秘密地告诉我，他鼓起胆量独自一人去了两次。据他介绍，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他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但缺乏战争的弹药，对在位的王朝尤其愤怒。然而，他们谨慎行事，还认为欧洲人对皇帝有利。
根据Coutris先生的说法，将帝国自己或伪装成长毛（Tehang-mao，长发）的李（鸿章）将军的军队犯下的屠杀和掠夺，归咎于他们是错误的。真正的叛逆者的行为还是有节制的，但是跟着他们的众多乌合之众却并不模仿他们。他们说他们对欧洲人没有怨恨。至于天津，如果他们想夺取它，他们会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他们几乎没有火药，但有足够的帐篷和武器，尽管他们最近丢失了四千支由广州船运来的枪支，这些枪支已被皇帝的手下夺走。他们中有许多穆斯林人和一些欧洲人，据说其中有一位前阿斯普罗蒙特（Aspromonte）的军官。
奇山所
有人强烈劝说Coutris先生留在他们身边，但徒劳无功，尽管在他看来，官吏并不比强盗好。毕竟，他们是野蛮人和小偷。他们的首领自称阎王（Yen-ouang，地狱之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很少让他的士兵看到他自己，那又怎样向他们下达他的命令呢？就是不说话，只是通过一个手势。他有很多女性以及他的几个卫队。在战斗中，他们沿途召唤男子，将他们放在纵队的前面，成为他们身体的壁垒。叛乱者不刮胡子，让他们所有的头发都长出来，长毛的名字由此而来。
关于自然历史，Coutris先生还是一名猎人，他告诉我，在离天津向西不远的地方，在一大片潮湿的沼泽平原上，有一些四不像（Sen-pou-siang），或麋鹿，他甚至猎获了一个。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动物是从海子公园逃走的，我自己就是从那里得到我送到欧洲的个体的。他还告诉我，在冬天，野兔（华南兔）在附近的未开垦土地上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他与Chevrier先生一起去那里的一次短途旅行中，他在一个下午就用猎鹰捕获了34只野兔！中国兔比欧洲兔稍小，但其他一切看起来都是一样。
在蒙古，还有另一个物种，Pallas被称之为托氏兔，它比中国兔大一点，除了臀部的白色外，几乎无法与其区分开来。野兔在中国没有具体名字——野兔和兔子在中国人那里有着相同的名字，在他们的心目中，野兔和兔子是不洁的象征，狗和乌龟也是如此。因此，用这些动物的名字来称呼一个人，是最恶毒的伤害。
5月29日。南风。这一天戴维会见了少数来自天津的法国人，他还注意到城里几乎没有法国人居住的房屋。在天津城内，只有领事馆、使团、姐妹之家慈善机构，以及几家商人的商店位于中国人的住宅；而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无论是出于不信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对黄色种族的厌恶，他们都居住在城市南面两公里，在一片完全与城市分开的，远离中国居民的，迄今无人居住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居住，中国人称这种做法叫欧洲特许权。
桑德里先生是一名意大利商人，一直在天津工作。由于欧洲的蚕出现病毒，如果没有办法在年底获得良好的蚕种，明年的丝绸产量就会大受影响。桑德里一直忙于养蚕，我向他承诺，在前往中西部省份的旅行中帮他寻找优良蚕种。
5月30日。东风很冷，天空灰蒙蒙的，白天下雨。今天没有新消息。戴维发现许多法国人都积极从事自然历史研究，几人打算与上海的几位合作者一起撰写了一部大型关于中国科学著作。戴维鼓励他们进行这个项目，不过他明白，在当时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才能够拥有足够的人手进行这项工作。
今晚，城里有一些骚动，人们谈论的是一场叛军的威胁。天津人非常依赖欧洲炮兵的能力，用其来维持城市的安宁。
5月31日。五旬节。在我们小小的中国小教堂里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两艘法国轮船的武装水手、军官和该市的欧洲天主教居民的一同参加。弥撒结束后，教堂为来自天津的军官和法国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在这里我结识了查尔麦森（Chalmaison）先生，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疯狂的猎人之一。这位年轻的绅士两年前与妻子一起来到天津定居，以满足他对狩猎的热情。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科迪勒拉（Cordillères）山脉、爪哇岛（Java）等地旅行了很多次。在这里，他没有找到与这些热带地区相同的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同样丰富的猎物。但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野兔和鸟类在天津和大海之间的贫瘠平原和沼泽中比比皆是，这些广阔的盐地以前被因为靠近海洋，盐碱严重，人们至今都不愿耕种而被遗弃。
戴维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六年，他几乎没有机会亲自研究海中的动物，而这里的查尔麦森和库特里斯先生给戴维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有用信息，使得他学会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午饭时，大家还谈论了他们为中国基督教所做的努力以及要注意的问题。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