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山水的魂魄里藏着土地的命运。漓江的烟雨与邕江的潮汛本应谱成和弦,却总在历史的峡口分作两股急流。若说八桂大地的发展总带着些滞重的步履,倒不如说是三座城池的脉搏,在时光的暗河里敲着不同的节拍。
南宁
桂林的青石板路还镌刻着千年省府的记忆。靖江王府的断壁在月光下仍会吐出旧时的官话,象鼻山下的渔火曾映照过多少羽檄传书的驿马。当新时代的曙光将首府的金印移向南方,那些捧着紫砂壶的老绅士们依然用桂北官话吟诵着《独秀峰赋》。表面的恭顺里藏着宋瓷般的骄傲——他们给省城交去的文书工整如碑帖,可建设工地的夯歌声总缺了半拍力道。我见过穿中山装的老参事在榕湖畔下棋,棋子落盘时忽然喃喃:“秦汉的郡治,明清的藩台,如今倒要学僮人唱山歌了。”
桂林
柳江的钢铁轰鸣声里,站着另一群不服输的灵魂。工厂的汽笛教会他们用生产指标丈量世界,烟囱林立的天空下,穿工装的技术员会捏着报表轻笑:“我们给全区造着火车头,倒要听芭蕉树下批公文的人指挥。”财富铸就的自信让他们既睥睨邕江边的官僚,又看不上桂林的旧纸堆。在柳州人看来,龙城的工业血脉才是广西的脊梁,那些关于首府备选的议论,不过是被铜钱染绿的酸葡萄。我曾在柳侯祠前遇见个给工人发年终奖的厂长,他拍着新下线的汽车钢板说:“诸葛亮征南中还要七擒七纵,现在倒想用一纸文件让我们低头?”
柳州
而南宁在亚热带的风中捧着突如其来的机遇,像得到传国玉玺的年轻土司。凤凰花开得太过炽烈,反而照见了手足无措的影子。他们把东盟博览会的请柬印成烫金册页,却在深夜的会议室里反复推敲如何看住北边的兄弟。邕江新修的堤岸垒得比宋代城墙还高,防的不仅是洪水。某位在青秀山练太极的老者说过真话:“我们就像突然继承祖宅的养子,既怕嫡系子孙回来争产,又疑心账房先生暗中做手脚。”
这三股力道拧成的绳结,在八桂大地上缠成了死扣。桂林的文人用诗词典故争夺话语权,柳州的商人用纳税数额彰显存在感,南宁的官员用规划图纸巩固控制权。当长三角的夜航船装满集成电路驶向大洋,珠三角的流水线正组装精密仪器,广西的堂屋里还在为谁坐主位推让不休。我收集过三地的土壤:桂林的红土适合种碑刻,柳州的褐土宜于埋齿轮,南宁的沙土忙着培育会展中心的钢桩——它们本该在改革的熔炉里烧成青花瓷,却各自凝固成孤傲的陶胚。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省份,见过黄河岸边的麦浪如何托起中原城市群,见过长江三角洲的方言怎样在产业链上融合。唯独在故乡,仍听见三种时钟在错落报时:桂林的漏壶滴答着唐宋的韵律,柳州的机械表恪守工业时代的节奏,南宁的电子钟追逐着东盟时区——若不能将时序校准到同一个春天,木棉树如何开得出满枝烈焰?
暗夜里我常梦见骆越先祖的铜鼓沉在江底,鼓面上的青蛙图腾睁着十二只眼睛。壮锦上的云雷纹其实早就给出启示:经纬线若不能相互成全,再艳丽的图案也会在岁月里绽线。或许某天,当桂林的墨汁能润泽柳州的钢钎,当南宁的枇杷愿甜透桂北的苦茶,当三江的帆影终于共悬同一阵东风,北部湾的潮信会送来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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