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藻井砖 魏晋
彩绘木马 汉
彩绘漆木鸠 汉
西夏文手抄文书 西夏
中矢山虎画像砖 魏晋
“李广”铭骑射画像砖 魏晋
木舞俑 汉
彩绘剪布图 壁画砖 魏晋
北凉石塔
千佛 北魏
王杖诏书令册简 汉
彩绘采帛木几图壁画砖 魏晋
◎王建南
展览：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
展期：展至2025年11月23日
地点：吴文化博物馆
凉州，取地处寒凉地带之意，西汉武帝时得此名称，其地理与行政空间虽因时而变，但大致范围一直没有离开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且以西汉设置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代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推出的“新九州”系列展览的第四期聚焦于此，甄选了来自3个地市、6家博物馆的共272件文物，分6个单元加以呈现。
河西四郡凉州的第一块拼图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大多数人第一次认识凉州，源于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盛唐时期的玉门关是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重要关隘，唐代的凉州属陇右道，州治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随之成为唐代文化士人建功立业的重要去处。
37岁的王维负命到达凉州，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36岁的岑参辞别凉州时，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2岁的高适从军于此，写下“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众多诗人抵达边塞，面对壮阔辽远的景象，诗性勃发，催生出各具特色的“凉州词”，其中以王翰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最为脍炙人口。但凉州的故事还是要从唐以前讲起。
看地理版图，河西走廊虽为狭长的一条，却铸就为各方文化碰撞交流的核心地区。在华夏先民的版图中，这里属于古九州之一的雍州。早在春秋战国，河西一带成了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驻牧之地。到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因地域寒凉，雍州改称凉州，正式进入中原版图。公元前111年，又在武威、酒泉两郡下各分置张掖与敦煌两郡，设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被牢牢地纳入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随即有计划地实施了移民实边政策，最初为军队戍卒屯田，继而从中原地区迁入贫民和获罪的文士官员，不仅带去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更带去了汉地儒家文化与生活方式。
比如展柜中并列放置的王杖诏书令册简和彩绘漆木鸠，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法制史、民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杖诏书令册简正面有556个字，内容丰富，记载明确，既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做法，又有尊老养老的明确规定——赐予年事已高者王杖。王杖诏书令册简相当于汉代的“养老令”，而彩绘漆木鸠则可看作“敬老卡”。
1977年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的“长宜子孙”连弧纹镜是典型的汉代生活用品。“长宜子孙”四字常见于汉代的铜镜、玉璧、瓦当和砖铭上，是旧式大家族式家庭的长辈对子孙后代过上安稳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许。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有“永安宁以祉福，长与大汉而久存。实至尊之所御，保延寿而宜子孙”。那么汉代人在凉州的生活具体是何模样？
雕刻在木俑上的鲜活日子
磨嘴子汉墓群的出土文物给出了鲜活的答案。该遗址位于武威城南15公里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分布在开阔的黄土台地上。干燥少雨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使得大量木雕得以完好保存下来。
汉代木雕按其用途分为模型明器、建筑雕刻、生活用具和宗教器具等类型。木俑和动物形木雕多作为明器随葬于墓中。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木雕，人物题材大体分为侍俑、舞俑及六博俑；动物题材更为丰富多样，形态各异的家畜、家禽木雕生动地展现出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从内地迁徙而来的官僚士大夫生活。在常见家畜题材中，木雕马最具特殊性，突显汉王朝对于马匹的重视。
古代河西地区气候较现在温润，河谷纵横，适宜畜牧业发展。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又是西域良马东传的必经之路，很久以前便成为繁殖、培育马匹的主要基地。汉景帝时创设了马苑所。由于北方的匈奴成为汉王朝的劲敌，威胁西北边境及西域地区的商贸往来，为摆脱与之征战时的不利局面，汉武帝多次遣使赴乌孙与大宛寻求良马，即“天马”“汗血宝马”。引进的良马在河西地区经选育以适应环境，最终培养出既适应汉地生态，又具备优良体格性能的新马种。其基本特点是高矮适中，骨坚肌丰，力量与速度兼备，既适于挽车又宜于骑乘。
河西出土的木马俑，按照当时良马的标准雕刻，马头方直高峻显出力量感，马眼突出意味着心脏的强劲，鼻孔阔大代表肺活量大，耳小而尖是易于驾驭的象征，前腿部两块鼓起的肌肉喻示速度惊人，而平直的背部则利于平稳负重。通过这些超越现实层面的艺术雕塑手法，彰显出马与众不同的地位。
五凉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两汉结束后进入魏晋时期，中原陷入频繁战乱，相对稳定的河西走廊地区成为流民躲避战火的栖居地，与流民一起涌入这里的还有不少中原士人学者，学术随之西移。从中原输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士人的学识，推动凉州成为经济和学术文化蓬勃发展之地。
西晋永康二年（301年），担任凉州刺史的张轨开始了对凉州地区的苦心经营。他对外开拓疆土以卫凉州，对内复兴中原礼乐，以便协助管理急剧增长的外来人口。一时之间，远离中土的凉州成了中国北方最为安定之所。
318年，张轨之子张寔(shí)自称凉王，建立前凉政权，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从301年至439年，河西走廊及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史称“五凉”，一起构成魏晋南北朝凉州地区的政治格局。五凉时期继续保持着“天下丧乱，凉州独全”的政治局面。本展以详细的“五凉大事年表”标示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并配以详尽的疆域图。
从中可见“五凉”对西域、河西的持续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商旅往返、僧侣云游，凉州依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汇合点。各国、各民族的人口杂居，中原、西域、游牧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的魏晋南北朝之“五凉文化”。
其中又以佛教石窟寺文化最为兴盛。展览先以一幅醒目的《河西走廊主要石窟分布示意图》标明所有遗址的大致方位，又以壁画残片和石塔等文物加以具体呈现。北凉石塔是佛教初传中土时，新疆、河西走廊一带信徒广泛使用的一种供奉小塔，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实物。其基本形态为八面体塔基，以阴线刻护法神王、八卦及发愿文，塔腹常刻《增一阿含经》，塔肩作覆钵状，雕七佛与弥勒像，塔顶置多重相轮。北凉石塔见证了外来佛教与中华文化融合、共存与发展的历程。
举世闻名的天梯山，原本只是一支从祁连山脉分离出来的小山脉，呈东南—西北走向，因山势陡峻、登临困难如上天梯而得名。展厅墙上的天梯山石窟立面图以色块的方式标明了开凿年代。其中，北朝至唐代步入天梯山石窟鼎盛期；五代、宋以后不再开凿新洞窟，但仍是佛教活动的中心；西夏、元、明、清时期，主要是重修部分洞窟内的塑像和壁画。
与此相对应的石窟遗址内文物布置在图表周围。比如1959年发掘于天梯山石窟的千佛壁画残段上描绘了北凉时期的佛像。可见其头顶作小圆髻，高鼻深目，细眉厚唇，鼻梁高耸。在眉骨、上眼睑、鼻梁骨上面均加白色点染，这是天竺凹凸画法，使五官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天梯山石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后来，著名学者宿白先生结合多方研究成果与自己的考察实测，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提出包括北凉石塔、天梯山早期洞窟在内的遗迹构成中国内地佛教艺术的“凉州模式”。此一开创性论断对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影响持续至今日。
画像砖里的河西印象
最能展现“凉州模式”的天梯山石窟当然无法搬进展厅，但河西地区另一大艺术精品——魏晋彩绘画像砖却纷纷亮相，以独立区域加以展示。由于气候干燥，大量的墓葬壁画和画像砖得以保存，成为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
自西汉张骞通达西域，河西四郡设立，伴随当地绿洲新农业区的开辟，中原地区传统的美术形式也随之融入此地，与河西本土文化风貌结合，产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绘画作品，尤以河西魏晋十六国画像砖最为突出。这种独特的绘画形式活跃于3世纪至5世纪，广泛分布在黄河以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带。
目前，经考古发掘的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墓主要可分为嘉峪关酒泉的果园—新城魏晋十六国墓、敦煌的佛爷庙湾—新店台魏晋十六国墓、张掖的高台地埂坡墓群、骆驼城墓群、许三湾魏晋十六国墓等几大区域。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畜牧耕作、宴饮娱乐、坞堡出行，还是表现诸神信仰的四神、羽人、祥瑞等图像，都折射出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丝路繁忙，可作为一部形象的西部开发图像史看待。
来自张掖市高台县博物馆的彩绘采帛木几图壁画砖上留下了凉州丝织业兴盛的细节。画砖通长39厘米，宽19.5厘米，高5厘米。砖面左下方墨书两行为“采帛”和“木几”，意指收纳丝帛之案几。画面线条极为简洁，以一条横向红色粗线作案几桌面，以四条纵向红色“之”字曲线为案几支脚。案几之上置八个圆圈状图案，四枚为红色，三枚为浅黑色，一枚为深黑色。丝帛、丝束随葬以体现墓主人的富有。此图反映了河西地区蚕桑生产“兴于汉而盛于魏晋”的史实。事实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齐家遗址中，已发现用于纺织的石纺轮、陶纺轮等工具，说明此地丝织历史久远。
出土于佛爷庙湾—新台地墓群的骑射图画像砖和中矢山虎画像砖最吸引观众。前者绘飞将军李广正策马回身射箭，后者绘一只脖颈已中箭的山虎，圆睁双眼，血口大张，躯体的一半仍隐没于山林之中，两图合起来是对卢纶那首《塞下曲》的生动阐释：“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山虎身形修长，四肢矫健，前肢处似生羽翼，这种奇异的造型暗示它超出凡兽。通过战胜具有神性的山虎，李广自然而然成为勇猛的化身。有学者认为，河西走廊为丝路交通要道，商贸往来频繁，为避免土匪恶霸侵扰，亟须武力保护，当地百姓祈盼英雄的降临，故而选定李广作为他们的护佑，成为崇拜的对象。
凉州七里十万家
历经魏晋，及至隋唐，“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遥想当年，隋炀帝过凉州，临张掖，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一盛况在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便有记载：“凉州河西一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当时的凉州，市井繁华，胡汉杂居，是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大都会。在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中，呈现出盛唐开放包容的国际气象。但同时也应看到，凉州不仅是西方的门户，也是唐朝关中腹地的后方保障，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在面临北方突厥和回纥、西方吐蕃压力的时候越发凸显。为确保后防稳固，唐朝于711年在凉州设立河西节度使，统辖凉（今武威）、甘（今张掖）、肃（今酒泉）、瓜（今瓜州）、沙（今敦煌）、伊（今哈密）、西（今吐鲁番）等七州。这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对唐朝中后期、五代乃至两宋以降的政治制度演进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代乱世，以党项人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政权于1032年夺取凉州，1038年建立西夏，升凉州为西凉府。西夏立国后，与宋、辽两国大体保持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关系，朝贡贸易和边境的榷场贸易兴盛，并逐步确立了儒教治国之道，着力吸收和借鉴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崇信、扶持并弘扬佛教，佛教文化在此时发展到高峰。西夏还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官方文书、民间契约、儒家经典、汉藏佛经等均留下了西夏文版本。本展也给予了展示。
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凉州归附。到了明朝，为保证边疆稳定，建立起以甘肃为中心的卫所防御体系，与移民屯田等一系列举措相配合，构筑起明代西北基层边防体系。及至清代，随着西北边防线向西推进至西域，河西变成了清朝经营西域的后方，修城驻兵，崇文重教，确保了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纵观凉州演化的千年历程，观众会发现这不仅是一部河西走廊的开拓史，也是中国西北疆域的开发史。凉州的故事，是风沙掠过河西大地时翻开的历史画卷，上面记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艰辛历程与辉煌时刻，彰显着鲜明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本版图源/吴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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