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过曹操运兵道的森然土壑,我们转道前往亳州老街的花戏楼。世人常说,未走亳州老街的青石板,不算到亳州;而未入花戏楼的雕梁画栋,便未曾领略这座古城真正的魂韵。
还未走近,先撞见两根铁旗杆如定海神针般直指苍穹。十六米高、一万二千斤重,在秋日澄澈的阳光下泛着青凛凛的幽光——这便是花戏楼三绝之首“铁旗杆”。
风起时,檐角铃铎清响,恍惚间似听见三百多年前山陕药商在此立杆盟誓,要将异乡经营成一方基业的雄心。这旗杆不是戏文的点缀,而是力量的图腾,是花戏楼风骨的脊梁。
未入山门,先被那座三层牌坊式建筑上的水磨砖雕攫住目光。山门仿木构三层牌坊,镌刻着“参天地”、“大关帝庙”字样,通体镶嵌立体水磨砖雕,计人物115人、禽鸟33只、走兽67只,题材涵盖戏曲、城池、山林,堪称徽派砖雕巅峰——这是花戏楼的第二绝立体水磨砖雕。整座山门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立体长卷,目之所及皆精雕,寸寸砖石皆藏戏。
青砖本是无言之物,却在匠人手下重获生命。他们以刀为笔,化刚为柔。但见浮雕层叠:下层瑞兽奔腾,中层人物绰约,顶层飞檐接云。镂空处阳光透射,勾勒玲珑光影;实体处精雕细琢,尽显匠心独运。
细观正中《郭子仪拜寿》,七子八婿环立,老令公须发皆张,儿郎们或执笏板或捧寿桃,各具其态。左侧《白蛇传》里断桥残雪,白素贞执伞凝眸,许仙拱手施礼,小青俏立身后,连伞骨纹路都清晰可辨。右侧《三顾茅庐》中草庐掩松,刘备揖让之谦、关羽持立之威、张飞按剑之躁,无不跃然砖上。
最妙是檐角“狮子戏绣球”立体雕——母狮回眸,幼狮攀嬉,绣球丝绦飞扬,整个造型悬空而出,仿佛下一刻就要跃下檐头。这些被封存在砖石里的生命,历经三百年风雨,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鲜活。
日影西移,光影在砖雕间流转跳跃,给静止的图案注入了呼吸。这哪里是山门?分明是一部青砖写就的立体《山海经》,一曲凝固的华彩乐章。那些细腻刀痕不仅是技艺,更是匠人将魂魄熔铸于砖石的证明。
穿过山门,凸字形戏楼豁然呈现。整座戏楼宛如木雕宝库,这是花戏楼的第三绝三国戏文木雕。仰观梁枋,大杨木透雕层叠,十八出三国戏文次第铺展——《长坂坡》赵云单骑救主,《空城计》孔明抚琴退敌,六百余人物穿梭其间,构成流动的历史长卷。
台额“演古风今”四字鎏金,在岁月里愈发古朴。两侧楹联“一曲阳春唤醒今古梦,两般面貌做尽忠奸情”,既是戏曲的真实写照,更是人生的深刻隐喻。这满台流光溢彩的木雕,让我终于懂得“花戏楼”之“花”的真谛。
那些大木透雕最是震撼。工匠以刀为笔,在方寸间纵情挥洒:长坂坡前战马嘶鸣,赤壁江中战船列阵,人物眉眼传神,衣袂生风;战马肌肉贲张,蹄踏烟尘。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忠勇,诸葛亮空城退敌的从容,被永远定格在这木雕世界里。那恣意奔放的刀法,已超越技艺,达到物我两忘的化境。
恍惚间,丝竹管弦声似在耳畔响起。生旦净末丑曾在此演绎悲欢,水袖翻飞时掠过木雕云纹,唱腔婉转处应和檐角铃铎。台上的戏文终会曲终人散,而这些木雕却将千古风流凝固成永恒。真与幻、虚与实在此交融,三百载光阴在戏与雕的对话中静静流淌。
细品“花戏楼”三字,愈觉意味深长。鼎盛时期的大关帝庙,建筑极尽雕琢,彩绘绚烂如云锦,雕刻精美若天工,整座戏楼恰似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而台上轮番演出的各路戏曲,则如不断绽放的花蕊,为建筑注入生机——这正是“花戏楼”最传神的写照。
考究戏曲史,“花雅之争”更添深意。明清时,“雅部”指正统昆曲,而“花部”囊括梆子、秦腔、弋阳等地方戏,这些被称为“乱弹”的花部戏曲,以其活泼样式、通俗演绎、热闹氛围,深受市井喜爱。
亳州作为南北通衢的商业重镇,四方商贾云集。这座戏楼上演天南地北的声腔,既慰游子乡愁,也满足商旅娱乐。而支撑这座艺术殿堂的,正是其作为山陕会馆与关帝庙的双重身份。
巍峨的关帝大殿供奉着蜀汉名将关羽,这位被尊为“武财神”的忠义化身,不仅是山陕商帮的精神图腾,更寄托着他们对“诚信为本、义利兼顾”商业伦理的坚守。相较于雅部的清雅含蓄,热闹纷呈的“花部”戏曲自然更得这些崇尚忠勇精神的商帮青睐。
伫立在集财神与忠义象征于一身的关帝庙前,一股深沉的悲戚漫上心头。鎏金匾额下,彩塑的关公凤眼微睁,仿佛仍在审视人间信义得失。我不禁怅然——一个民族的忠义精神、商业信条,竟要寄托于一尊土木形骸来维系传承,这究竟是对神明的虔诚,还是折射出现实世界中道德自律的匮乏?
那袅袅香火,何尝不是飘荡千古的叩问?
然静观这方天地,又觉出另一重深意。花戏楼确实巧妙融合了晋商的务实精神、关帝的忠义信仰与戏曲的民间智慧。大殿香火与台上锣鼓在此交融,木雕《过五关斩六将》宣扬着忠孝节义,梆子秦腔倾诉着羁旅乡愁。关公的“义”、商人的“信”与艺人的“情”,在此相生相成,凝结成永恒的艺术篇章。
这座戏楼终究不只是清代建筑瑰宝,更是一座立体的传统文化丰碑。它见证着商业文明、民间信仰与表演艺术的融合,也以其独特方式,守护着一个民族对精神价值与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自花戏楼的绚烂中抽身,不过数步,便见张飞庙、岳飞穆王庙与主殿比邻而居,共处一院。这方天地将不同时空的忠义精神凝聚一堂,构成独特的文化图景。
张飞庙宇外观质朴,却在细节中流露沙场悍将的刚健雄浑。这座庙前身原是祭祀宋代名宦苏灏的苏公祠,历经元明香火,至清康熙年间由知州朱之琏主持改建。光绪九年,杀猪行业集资修葺,因奉张飞为行业始祖,遂塑像供奉,演变为张飞庙。
朱之琏这位兴文重教的州官,在任期间重修文庙、疏浚河道,更以独特文化视野将这座祀祠转化为承载忠义精神的新空间。其改建理念与他在城东创建朱公书院的文教抱负一脉相承——皆在重塑这座商埠古城的精神图谱。
庙宇以最本真的建筑语言诠释忠勇之义:粗粝砖石垒砌未加雕饰,红漆木梁未施彩绘,整座建筑如未经雕琢的璞玉。檐下斗拱以夸张体量撑起殿宇,恰似将军虬结臂膀;戗脊上镇瓦狻猊怒目龇牙,仿佛还带着当阳桥头断喝的余威。这种去伪存真的建筑美学,与朱之琏倡导的“返朴崇实”理念暗合,共同构筑起亳州城独特的文化风景。
与之相对的岳飞穆王庙,则呈现另一番气象。整体采用严谨官式构造,月台宽阔,螭首昂立,尽显威严庄重。
殿内岳飞等英雄塑像栩栩如生,诉说着往昔峥嵘;而秦桧夫妇跪像屈辱跪于殿前,供世人唾弃。入门屏风上“忠武”二字,正是对岳飞一生的高度凝练,恰似“精忠报国”在时光中的永恒定格。
伫立秦桧跪像前,胸中涌动的已非单纯憎恶,而是对历史更深层的叩问。这对承受八百年唾骂的铜像,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民族对历史认知的某种惯性。
这跪像令人想起郭世佑教授的名言:“什么时候岳飞墓前跪着的不只是秦桧夫妇,而是宋高宗赵构了,中国的历史就前进了。”此言如钟,在古旧庙宇间回响。细察中国历史叙事,始终延续某种思维定式:盛世功在明君贤相,乱世罪在奸佞小人。于是岳飞悲剧被简化为秦桧构陷,而龙椅上那位真正忌惮“迎回二圣”、恐失苦心经营帝位的宋高宗,却在集体记忆中悄然隐身。
这种历史叙事的诡谲之处,于明代于谦身上再度上演。
土木堡之变之后,于谦力排众议,拥立英宗之弟代宗。他身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堪称明朝的拯救者。然而,在明英宗复辟后的政治清算中,这位忠肝义胆之士却被扣上“意欲谋逆”的莫须有罪名,含冤受戮。于谦的遭遇,无疑是明朝忠臣悲剧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幕。
同样的赤胆忠心、英勇无畏,同样的蒙冤千古、令人扼腕,同样的是,那高高龙椅之上,端坐着需以忠臣之鲜血来稳固权位的帝王。
岳飞与于谦皆为历史长河中忠勇无双之士,然而他们的命运结局竟惊人地相似。这绝非历史不经意间的巧合,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逻辑。
他们的悲剧,并非源于朝中那搬弄是非的奸佞小人,而是帝王政治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它不禁让我想起上世纪毛主席在评《水浒》批宋江时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评语。它不仅是对中国人心目中那个“仗义疏财”宋江形象的颠覆,更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虽经时光流逝,毛主席的历史观依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可悲的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厘清中国王朝更替以及历史悲剧的基本逻辑,还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政治腐败简单归结为奸党佞臣的存在,总是把清平盛世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 。
跪像如镜,照见的不仅是奸佞的丑陋,更是权力结构的真相与历史书写的局限。当我们只敢让臣子跪拜谢罪时,或许我们离真正的历史反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两座庙宇与花戏楼主殿形成精妙三角对应——戏台上锣鼓铿锵演绎《长城坡》忠勇传奇;庙堂里香火缭绕已将传奇升华为不朽信仰。虚与实在此交融,艺术与信仰在此共鸣,令人立于院中,恍若听见穿越千年的金石回响。
移步向东,朱公书院静隐景区一隅。门楣“敬业乐群”匾额漆色斑驳,仍可辨当年匠人运笔筋骨。这座书院前身,原是一段感念清官的深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亳州百姓为感念知州朱之琏德政,自发为其修建生祠。
朱之琏在任期间轻徭薄赋、振兴文教,深得民心。这座最初奉祀其人的生祠,历经四十余载沉淀,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终演化成传道授业的书院。
青砖封火墙环抱的院落里,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与花戏楼的雕梁画栋形成奇妙对话:一边是商帮艺术的极致绚烂,一边是儒学传承的清雅持重。当年学子的琅琅书声,与墙外戏楼的檀板笙歌,共同谱写着这座水陆码头“商文相济”的独特韵律。
书院采用典型徽派格局:讲堂居中,斋舍环列,藏书阁翼然其后。最妙是其“左文右商”的空间布局——东厢与书斋一墙之隔,西窗正对戏楼飞檐。这般匠心独运的选址,恰似在商贾云集的闹市中安置了一方文脉净土。当年朱之琏将书院设于此地,暗含的正是“商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深意。讲堂内“经世致用”匾额,与戏楼里的忠义戏文形成微妙对话,共同诠释着这座古城“商文相济”的独特气质。
如今书院,讲堂轩敞,斋舍井然,藏书阁木梯犹存往昔印痕。这座由百姓爱戴始,至文脉传承终的院落,仍在梁枋砖石间,低语着德政与教化在这片土地上相生相成的古老智慧。
立于院中,青石庭院静谧无声,唯风过廊庑时,犹带当年弦歌不绝的余韵。这座见证三百年文脉传承的书院,仍在砖石梁柱间,低语着那个商业与儒学相互滋养的黄金时代。
信步踱出静谧院落,中华老字号承庆堂的馥郁药香扑面而来。这座始创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老字号,由清代亳州名医李泓德创办,是亳州历史最悠久的中医药老字号之一。其门联“正仁修良药,丰德存济世”,恰似一把钥匙,深刻诠释了悬壶济世的医术与医德。纵时光流逝,它依旧完好保留着往昔风采。
转过街角,南京巷钱庄赫然在目。
穿行悠长钱庄,其“行云”、“流水”两天井匠心独运——抬头是通过天井防盗密网看到的云卷云舒,低头是如水流淌的金银,寓意深邃。
门楣上启功先生题写的“汇通天下”四字,气势磅礴。
钱庄内,暗沉汇票台静默无语,墙上镌刻的“迷押诗”与“银色歌”,以独特密码体系守护商业机密。而那深埋地下的银窖,虽已空空,仍让人遥想当年白银堆积如山的盛况。
在这里,木质的温润与石质的清冷,与花戏楼的“花团锦簇”形成奇妙对照。忠义精神的礼赞、文脉传承的坚守、商业智慧的沉淀,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存,共同书写着亳州这座千年古城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密码。
巷子深处,街巷名字愈发耐人寻味。“花子街”、“干鱼市”、“竹货街”、“打铜巷”……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页鲜活的地方志。一位老者坐在门槛内,就着斜阳全神贯注编竹筐,篾条在他手中如金色丝线上下翻飞。不远处,推自行车的小贩用悠长调子吆喝:“打——散酒——咯——”,那声音在巷弄里回荡,与竹木清香、药材气息交织成一张温柔的网,将往昔与今朝、喧嚣与静谧,完美编织在一起。
此刻,我蓦然意识到:花戏楼上的精雕细琢固然是艺术的极致,但眼前这鲜活生动、从容不迫的日常,才是老街真正的心跳,是它历经风雨而魂魄不散的根基。
蓦地忆起,欧阳修也曾在此为官。那位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六一居士,是否也曾踱步此街,目睹不同的市井繁华,心中涌起相似的、关乎时光与人生的慨叹?滁州琅琊山让他放情林木,而亳州这条老街的烟火,或许曾给予他另一种人间慰藉。
暮色渐起,我转身离去。回望花戏楼飞檐在夕照下成剪影,而那老街深处,灯火次第亮起,温暖而寻常。我知道,锣鼓喧天的戏终会散场,但生活本身的长卷,正在这灯火里,不紧不慢地,一页一页,继续铺展。
(2024年11月17日草成于商丘,2025年11月29日修改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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