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李 舫：庐山笔记

庐山笔记

文 | 李 舫

庐山的雾，是从陶渊明的菊篱间漫过来的。

那团淡青色的水汽，裹挟着东晋的月光，掠过慧远大师的莲社，浸透过陆修静的道袍，飘过了胡适的哽咽，最终凝聚成牯岭的晨霜。

这些拔地而起的群山，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绝存在，而是中华文明脉络上一枚温润的玉纽，串起了儒释道的千年对话，映照着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乙巳年酷夏的一天，我终于站在含鄱口，俯视峰峦叠嶂，拥抱如怒云涛。山麓的鄱阳湖，此时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明亮，澄澈。须臾间，我懂得了陶渊明，明白何以庐山的每一道山脊都是打开历史的密码，每一滴山泉都在诉说文明的密语。

一、山水道场，三教合流的精神海拔

慧远大师的东林寺钟声，至今仍在庐山的雾霭中回荡。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这位雁门楼烦人杖锡南来，路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在香炉峰下见此地“林穷路尽，岩壑幽邃”，遂立精舍，凿莲池，弘法济生。

此后，四方高僧名士慕名而来者增多，龙泉寺不敷使用。太元十一年（386年），在江州刺史桓伊资助下，慧远大师于庐山西北麓创建东林寺。作为集众行道的场所，东林寺渐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

慧远大师在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专心于净土修行，著书立说，潜心研究佛法。他为表示决心，就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下誓约：“影不出户，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过访，慧远大师同两人谈得极为投契，不觉天色已晚，慧远送出山门，怎奈谈兴正浓，依依不舍，于是边走边谈，送出一程又一程。忽然，三人听得山崖密林中虎啸风生，悚然间发现，早已越过虎溪界限。他们相视大笑，执礼作别。据说，后人在他们分手处修建了“三笑亭”，以示纪念。有多事者，还写下一副对联：

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慧远大师或许不会知道，他在虎溪畔送别友人过溪的身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动人的隐喻。陶渊明荷锄归来，陆修静策杖来访，慧远大师莲开旧池，那声老虎的啸叫，恰是儒释道三教在庐山完成的第一次融合。

如今，虎溪不过尺许宽，石桥横卧如琴，而当年那场跨越教门的对话，早已成为庐山作为“文化圣山”的精神海拔。

陶渊明的栗里，就在东林寺不远处的柴桑。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用他的澹泊、恬淡将庐山的云雾酿成了诗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朵在暮色中绽放的菊花，至今仍在五老峰的岩壁上摇曳。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勾勒的田园图景，实则是庐山给予中国文人的精神原型——当仕途失意，当世道浑浊，庐山永远会敞开它的怀抱。陶渊明故居在不远的星子县，据说这里还能见到曾映照过诗人身影的“洗墨池”，池水清冽甘甜，倒映着庐山的山峰和云影，也倒映着中国士大夫的伟岸气节。

“三人三笑语”中的另一位主人公陆修静，他的简寂观藏在庐山南麓的密林深处。这位南朝道教大师在此整理道经，制定科仪，使道教从民间信仰升华为成熟宗教。

慧远、陶渊明、陆修静的“虎溪三笑”，或许并非真实存在过的文人雅集，只是一个时空错位的美丽传说。

唐宋时期，这个故事开始在坊间流传，有学者考据出于《庐山记》和李公麟的《三笑图》。同这故事同时发生的，是儒释道三教融合。或许，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宗教对话奇观，竟仅仅出于人们的美好期待。当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家的中庸在庐山的云雾中相遇，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性就此诞生。

而今，东林寺香火鼎盛，简寂观却早已倾颓。欣喜的是，观前古柏仍在，枝干虬曲如道经上的符篆，诉说着当年三教论道的盛况。

白鹿洞书院的朱漆大门，至今仍回荡着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论辩声。

淳熙二年六月初五，铅山鹅湖寺的浓云裹挟着江南暑气沉沉压向飞檐。浙东吕祖谦策马驱驰八百里，终将朱熹的紫阳学派与陆九渊的金溪学派邀至这方禅院。《陆九渊年谱》载：“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 白鹿洞书院的山长与象山精舍的主人在此相遇，造就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碰撞。十日激辩，青砖地痕被往复步履磨出光泽，《宋元学案》谓之“朱陆异同，自此始判”。

当陆九渊挥毫题壁“斯人千古不磨心”，当朱熹归途舟中刻下“留情传注翻榛塞”的慨叹，鹅湖的雨帘已浸透中国哲学的天幕。七百年后，王阳明龙场悟道，心学光芒里仍跃动着鹅湖星火。书院门前残存的半副石联“鹅飞天地外”，见证着那场伟大辩论如何突破时空桎梏——当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与朱熹的“天理流行”在暴雨中激烈碰撞，每一条溪流便蜿蜒着自然的奥妙，每一块岩石都浸润着哲思的汁液。

观音桥畔的“天下第六泉”，则见证了茶圣陆羽与庐山的缘分，他在此品泉论茶，将庐山云雾茶写入《茶经》，让自然山水与饮食文化达成了奇妙的和谐。

这种儒释道兼收并蓄的气度，正是庐山给予中华文明最珍贵的馈赠。

二、从主权沦丧到救亡图存的呐喊

李德立，一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

1886年的冬天，庐山人迹罕至，异常冷清。一天，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来了两个身穿传教士服装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德立。

这一年，李德立仅仅携带一本世界地图、一只望远镜，一本英国传教士编写的《来华指南》，便只身来到中国。1861年，九江被迫成为对外开放口岸，许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淘金，李德立也不例外。虽然天气奇冷，路也不好走，但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到中国寻找商机的李德立敏锐地发现，那个年代长江边的许多城市每到夏天，就酷热难耐，瘟疫横行。许多在华的西方人都希望有一个避暑胜地。就在这个时候，李德立把目光瞄向了鄱阳湖边的庐山。在这寒冷的冬天，他登临庐山的目的，竟是要在山上建造一个避暑胜地。

李德立翻山越岭，寻找理想中的土地。一天，李德立登上庐山牯牛岭，立即被这里的地理环境吸引。他像往常一样举起了望远镜，对准远山勘察。这一次，呈现在望远镜里的，是庐山长冲河谷。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阳光明媚，他觉得在这里建造别墅，将会是人间的天堂。

1895年，李德立选择对这个地方进行开发。

这个英国传教士不会想到，他用五百大洋和一纸契约撬动的，不仅是牯岭的千亩山林，更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缩影。在《牯岭开辟记》里，他得意地描述着“用西方文明唤醒沉睡的山林”，却刻意忽略了契约背后的欺诈与强权。当那些红瓦白墙的别墅在庐山次第崛起，当“牯岭公司”的旗帜在山巅飘扬，庐山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了中国主权沦丧的见证。

1928年，胡适登上庐山，在《庐山游记》中感慨：“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这番话道破了庐山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坐标。

1937 年，周恩来两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山风里飘荡的不再是孤寂的松涛，而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

抗战时期的庐山孤军，是刻在庐山岩壁上的悲壮诗行。1938 年武汉会战后，庐山成为孤岛，保安团与游击队在此坚守九个月，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

如今在太乙村，还能见到当年守军构筑的战壕、荒草掩埋下的弹壳、早已锈蚀成历史的印记。更令人动容的是美国飞行员的故事——1944 年，美军飞机在鄱阳湖上被击落，庐山游击队冒死营救，将飞行员藏匿在慧日寺，最后辗转送回后方。这段跨越国界的生死情谊，让庐山的云雾里多了几分人性的温暖。

彼时，当蒋介石在美庐别墅召开军事会议、宋美龄在牯岭街举办舞会之时，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特约记者白修德在庐山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观察写下《中国的惊雷》。初到中国，他曾经与《时代》周刊一道将蒋介石包装成“民族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迄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

白修德“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他感慨，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关键在于，“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

此时，这座山早已超越了自然景观，成为政治角力的舞台，在双方看似风云莫测的角逐中，其实胜败早已昭然。白修德敏锐地观察着时代的草蛇灰线，在层层迷雾中大胆作出预测：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

三、时光永续，穿越千古的文化根脉

庐山，非仅一座山岳，乃是千年光阴流转中凝成的丰碑。

《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汇集近16300首诗词，如长江浩浩荡荡奔涌不息，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华夏文明的璀璨光芒。太史公在《史记》中那“南登庐山”的寥寥四字，便似初启文脉的晨钟，回响不绝。李白五度登临，其魂灵早已与三叠泉的银河瀑布相融，所以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浩荡奇观；白居易徘徊花径，寻觅春归芳踪，故而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佳句；苏东坡于西林寺壁题写禅机，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玄思；更有毛泽东于指点云海，挥就“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迈。诗人的笔墨，早已凿穿地理界碑，将庐山升华为浩荡于时空长河中的精神图腾。他们笔下的庐山，早已不是地理符号，而是文化坐标。

庐山之奇，在于它承载了文化血脉的奔涌。慧远驻锡东林寺，创立净土莲社，彼时山间缭绕的梵呗清音与经卷幽香，令庐山成为佛光普照的灵境。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于此立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圭臬，琅琅书声遂如穿谷清风，吹拂千年不散。更令人神往者，是陶渊明归耕于庐山怀抱，斜川之畔歌咏“临长流，望曾城”的悠远闲情。据《陶渊明集》记载，彼时诗人手持羽觞，醉眼观山水，竟恍然不知天上人间之别。斜川诗境，从此如清泉渗入大地，使庐山南麓水泽从此弥漫着不朽的文学灵思。

今天，文人雅士仍循古意，于斜川畔举行雅集，手持羽觞临流赋诗，岂不正应和着《游斜川诗序》中“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的千年邀约？这诗酒风流，穿越了漫漫岁月，依旧在斜川柔波里荡漾生辉。

庐山，其形胜乃自然造化之伟力，其魂魄是历代文心共同铸造的永恒圣殿。当那“一山飞峙大江边”的磅礴气势，化为李白笔下银河倒泻的壮丽诗句，化为慧远手中轻抚的贝叶经文，化为朱熹案头明灭的烛火，化为今日斜川雅集上清朗的吟诵……庐山便不再是土石草木所聚之山，它早已从大地的脊梁，升华为华夏一柱顶天立地的精神图腾。

此山此魂，在历史烟云中屹立不摇，在文脉奔流里愈发巍峨——因为它所承载的，正是我们民族心灵深处那永恒仰望星空、俯察万类的高度与辽阔。庐山作为千古名山，描述它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

庐山嶙峋奇崛的峰峦间，摩崖石刻如星斗散落。每一道斧凿之痕，皆是先贤在天地岩壁上镌刻的文明奥秘。

观音桥畔深涧幽邃，“金井”二字若惊鸿游龙，据《庐山志》载乃书圣王羲之墨迹入石，笔锋穿透千年烟雨依然吞吐风云。秀峰寺内巨碑巍然，“庐山高”三字如钟大吕，欧阳修《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手迹在此凝固成永恒的敬仰，其文《赠刘中允归序》更言明此乃追怀恩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巍峨人格。太乙峰下“忠孝廉节”四字如雷霆贯谷，赫然昭示儒家精魂已随朱熹讲学之音渗入庐山岩髓。东林古寺的唐代经幢尤令人屏息，《大唐西域记》所载梵文经咒历千年风霜仍棱角峥嵘，与慧远大师《念佛三昧诗集序》中“藉芙蓉于中流”的佛光遥相辉映，这石上莲花，正是天竺智慧在震旦大地上绽放的永恒印记。

如果将目光转向含鄱口北麓，便会发现另一种文脉正在青翠中绵延。公元1934年，植物学家胡先骕手持《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计划书》，与秦仁昌踏遍峰壑，在此奠基中国首个亚高山植物园。

在这座植物园里，他们将科学精神引入这片文化圣山。如今园内的“三宝树”，相传为慧远手植的银杏与柳杉，树龄已逾1600年，而温室里培育的庐山云雾茶苗，则延续着陆羽时代的茶香。当科研人员在海拔 1474 米的汉阳峰采集植物标本，他们接续的不仅是科学探索，更是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的多元内涵。

当王羲之的墨韵在石纹间呼吸，当慧远手植的银杏在实验室焕发新生，当欧阳修的敬仰与植物学家的数据共同滋养这片山野——庐山便显露出其最深邃的容颜：它不仅是地理的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将诗情、哲理、信仰、科学熔铸为不朽山魂的圣殿。

四、永恒之山，在变与不变中守望

庐山的云雾，是最善变的历史叙述者——

有时，它是慧远大师讲经时的智慧氤氲，慧远于东林寺结社念佛，《高僧传》记载其“清泉环阶，白云满室”；有时，它是李德立拓荒时的殖民烟尘，殖民者的雪茄烟雾与山岚纠缠成屈辱的尘瘴；有时，它是抗战时期的战火硝烟，1937年夏，庐山谈话会发表《抗战宣言》，含鄱口奔涌的云涛浸透铁血硝烟；有时，它是消费时代的迷离雾幔，缆车穿行处，五老峰铁色山脊始终如古老的青铜鼎彝镇守苍穹。

唯有伫立于汉阳峰顶，方能见云海怒卷、山魂铮铮，才会明白庐山的伟大——它既承受着历史的重压，又拒绝被历史定义；它既见证着文明的兴衰，又保持着自然的本真。庐山的雾啊，云舒云卷之际，漫漶着华夏文明的万千气象。无论如何变幻，云雾下的山脊始终如铁，坚守着某种永恒的精神品格。

鄱阳湖的潮汐，与庐山的心跳同频共振——

这片水域滋养了庐山的万物，也接纳了庐山的故事。当枯水期的湖滩露出远古的河床，那些被水浸泡的树桩如同历史的化石，诉说着自然与文明的此消彼长。丰水期的湖面如同巨大的镜子，映照着庐山的倒影，也映照着人类的命运。这种山水相依的关系，正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的最佳诠释，也是庐山成为世界文化景观的深层原因。

当暮云在月轮中熔炼银锭，当夜潮在星斗下吟诵《楚辞》，庐山便显露出其淳朴的本真：花岗岩书页间，既铭刻着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菊魂，也回荡着朱熹“格物致知”的讲学声；云涛深处，既飘散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的浪漫诗魂》，也沉淀着胡先骕创建植物园的理性星火。在这云水激荡的宏阔剧场里，华夏文明将佛道玄思、殖民伤痕、抗战烽烟、科学星火悉数熔铸，终淬炼成这尊雄峙长江之滨的永恒的庐山精神。

庐山的石头，记录着时间的辩证法——

锦绣谷的岩石断层，展示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青白岩层如龙蛇盘踞，据《庐山地质志》载此乃震旦纪至三叠纪10亿年沉积而成，那锯齿状断层线中凝固着第四纪冰川的痕迹，恰似造物主以冰刃刻写的古老铭文。

白鹿洞的石碑，则镌刻着近千年的文化记忆。朱熹手书《白鹿洞书院揭示》在青石上已沐浴八百载风雨，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训谕，至今仍在摩崖间铮铮回响。当我抚摸着“朱熹手植柏”粗糙的树皮，当我转动着东林寺的唐代经幢，我知道，我触摸到的是时间的肌理，感受到的是变与不变的永恒命题。

鄱阳湖与庐山，是天造地设的文明佳偶。

这片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滋养了庐山的草木，孕育了独特的江湖文化。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展开决战，当石达开的太平军在此与湘军对峙，当红军在湖滩上留下行军的足迹，庐山始终沉默地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铁血风云。

如今，站在含鄱口远眺，鄱阳湖如一块碧蓝的绸缎铺展在群山脚下，而湖滩上觅食的白鹤，正衔来远古的传说，将它与庐山的云雾编织成新的故事。

群山如鼓，激荡着历史的回响。

群山如问，这是大地撰写给人间的《天问》。

当地质锤敲响寒武纪的岩层，当拓片纸轻覆朱熹的笔锋，庐山便显露出其最深邃的容颜——这尊雄峙长江的巨石，既是时空折叠的档案馆，亦是东西方智慧的结晶体。它用最坚硬的物质，镌刻最易逝的流光，终将亘古与须臾熔铸成顶天立地的华夏精神。

庐山，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诗。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既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也需要坚守本心的定力；既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也需要自成一家的品格。

挥别庐山时，正逢一场细雨。雨丝如弦，弹奏着群山的往事。

我想起李渤在白鹿洞读书的夜晚，想起胡适在牯岭写作的清晨，想起无数个像我一样的匆匆过客，从庐山走过，留下一串脚印，发出一场冥思。转瞬之间，这些脚印和冥思都被风雨和时光带走。

匆匆，如何太匆匆。

庐山，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却包容了所有的时代；庐山，从来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却孕育了丰富而复杂的多元文化。

驻足回望，庐山已化作一片朦胧的剪影，如同中华文明的一个隐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在具体与抽象之际，在真实和幻象之间，抑或——在远与近、高与低、你与我之间，永恒地矗立着，等待下一个千年的解读。

来源《百花洲》

李 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十月》《钟山》等报刊。代表作有《春秋时代的春与秋》《在火中生莲》《沉沦的圣殿》《泊中的永恒》《千古斯文道场》等。编、译、著作四十余部，出版著作有《魔鬼的契约》《在响雷中炸响》《纸上乾坤》《自在心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