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仁迹】地处川黔交界的“长坝槽”

仁怀市合马镇长坝槽，这个嵌在川黔边界上的村落，静静地躺在赤水河畔。从茅台镇出发，沿着旅游公路前行，目光掠过“美酒河”的摩崖石刻，再往深山里拐过几道弯，它便出现在眼前。

若非《合马镇志》记载着这里曾是“川盐入黔”古道上的物资集散地，你很难想象，这个如今静默的村庄，过去会是一个将两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场”——一个我们俗话里说的、用来“赶场”的热闹市集。在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之前，它与罐子口、火石坪、二合树等地一同，构成了合马镇乡土经济的网络。

长坝槽现状

去长坝槽之前，我想象过它的模样。但当那条“街”真的从山坳里露出来时，我还是愣了一下——它太短了，短得像谁不经意遗落在两省夹缝里的一段麻绳，在群山的襁褓中，几乎要被苍翠淹没。

如今整条街十几户人家，老屋已经很难看见。中间一条道，屋对着屋，长不及一声响亮的吆喝。同行的同事打量着说：“看，一脚四川，一脚贵州。”我低头，脚下的石板路并无标记，几十年前，街上属于贵州，山背就是四川，像一条无形的线犬牙般咬过人家的生活。后来，据说因贵州那头政策更暖些，好些人家便将户口悄悄挪了过去。那条曾经泾渭分明的界，便如融化的冰线，无声地退到了屋后的山沟里。行政的笔画，终究没敌过人间烟火的涂抹。

几位老人靠在墙根晒太阳，听说我是来询问“赶场”往事的，眼里倏地亮了。他们争着招呼，仿佛闲置多年的话匣子终于等到了开合的时机。时间若是不赶，我巴不得能在这儿沏上茶，陪着他们，任日影从东墙爬到西墙，听那些被方言腌渍过的旧事，一遍遍苏醒。

长坝槽“赶场”始于何时？老人们眯眼回想，约莫是解放前，1944年左右。74岁高龄老人何远权说，“场子最旺的年月，是六零年代初到1973年，三天一场，有时站在山对头都能听见这里”‘闹哄哄’的嘈杂声。”那是个匮乏与管制同样坚硬的年代。何远权说，当时他家门口便是米市坝，父母还在场上卖米粑，三至五分钱一个，一场可赚十多块钱。

其时在长坝槽周边，不乏更大的场镇，四川的土城坝、大山、丹桂彭家营等，贵州这边有合马、二合、三合、沙滩等，哪一个都比这儿更开阔。但这些长镇上规矩严，严禁赌博、投机倒把、倒卖国家计划物资等，这些帽子能压死人，轻者没收，重则游行，还可能被判刑。

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为了谋生，部分人不得不冒险。于是，长坝槽这“两不管”的缝隙，成了天然的喘息之地。它的生存逻辑，带着一种狡黠的智慧：“贵州来查，摊子就拖到四川檐下；四川来查，人马又溜到贵州地头；两省一齐来，便唿哨一声，钻了山林。”在这里，生存无需硬碰硬，只需要一副能在逼仄中求生存的柔软身段。

深山里的长坝槽

这夹缝里的自由，催生出一股难以复制的繁荣。四里八乡的人，四川那边的永乐、观文、龙山、皇华、石宝、丹桂、大村、东新、二郎、太平等地，从贵州这边的合马、二合、三合、沙滩、茅台、仁怀、习水等地。沿着山道汇拢而来。背篼里装着货，手里牵着牲口，心里揣着需求与胆量，像无数细流汇入这处浅滩。

于是，这条短街被撑得滚圆。柴米油盐挤挨着竹编木器，犁锄化肥旁边，或许就摆着山里捎来的黄历、字画，甚至不宜明言的票证与稀罕山货。摊位沿着山路蜿蜒，甩出好几里地。难怪村民们说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热闹。

街面上，赵记清的羊肉馆终日汽雾蒸腾，那句“招呼你的那锅羊肉，要看这一锅汤喔”在油烟里翻滚。任自民的面馆、何远权的米摊，在各式交易中守着一点踏实的烟火气。老人们眼神交汇，仿佛共享一个秘密，“那时候啊，别处卖不脱的，这儿卖得脱；别处买不着的，这儿买得着！”

然而，繁荣的阴影里，藏着丛生的江湖。有凭力气吃饭的，就有靠拳头立威的；有诚实交易的，就有扒窃行骗的。脆弱的平衡，最终被一些混迹其间的狠角色打破，斗殴成了常景。80岁的雷婆婆从四川平桥嫁来，她记得，当时本来就不安宁的街道，遇上了摸包扒手，打架斗殴的事情经常有，有次“杀”（打伤）了两个人，这个场子就散了。”势单力薄的外地客商渐渐散去，集市筋骨，终被自家滋生的毒瘤所噬。“场子啊，一半是饿出来的，一半是打没得的。”

《合马镇志》里的寥寥几笔，印证了这段溃散：1974年，共群公社武装部长罗永培到长坝槽阻止赶场，历时一月，场散人离。后迁到共群乡所地赶场，四川不法人员又混入市场进行小偷小摸作案，发生打架斗殴杀伤两人，不得已关闭了乡村市场。

长坝槽的戛然而止，是两种力量合围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治安混乱，地方政府花大力进行整治，规范了土城坝、大山市场，和四川联合停止了长坝槽的市场。另一个方面，是国家发展经济的方针，物资逐渐不再匮乏，在其他市场也能采购到计划性物资。长坝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停场也是时代翻篇的必然声响。当政策的夹缝逐渐合拢，这株在夹缝里长出的奇花，也到了凋零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