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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读军事作家王树增的纪实小说《长征》，由于缺乏地理认知，一直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境内。直到去年自驾，从桂林市区到下辖全州境内探访湘江战役纪念馆，才搞明白，原来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在湘桂边界的广西境内。

去年驱车到湘江战役纪念馆，结果那天纪念馆要接待重要领导，不对外开放。只得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资料，去附近湘江边的大坪渡口实地走访。

大坪渡口是当年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于1934年11月27日，率先从湘江东渡江到西侧夫人渡口。当时由北向南围剿的湘军还没有抵达全州境内。红一军团渡江后，迅速南下到兴安境内，控制了从全州到兴安30公里的渡江安全区，准备迎候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按照当时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军委纵队居中，左翼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策应和护卫，右翼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策应和护卫，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作为后卫掩护。按照毛主席说法，长征途中中央军委是被“抬轿子”前进的。

当时，领导中央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担任。其中博古和李德负责党的领导，周恩来负责军事。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首府瑞金，基本的思路是要去湘鄂皖地区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方面军汇合并开辟新的根据地。所以，当时从瑞金撤退时，中央要求，苏区首府各部门所有的物品都要打包，并征用民夫一起搬运。包括印刷机、工厂设备、X光医疗器械、锅碗瓢盆，甚至医院用的玻璃器皿一律要搬走，至于军事上的重武器包括大炮等都要一起跟着部队撤退。也就是说，当时从瑞金出发时的红军，不仅有军人，还有中央各委办局干部、还有负责搬运的民夫，浩浩荡荡八万六千人左右。

当时的想法是，一旦开辟新的根据地后，这些“共和国资产”都还是要派用场的。

界首湘江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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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乘胜追击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看来，红军已经大伤元气，他们应该是往北进和贺龙、任弼时部汇合。而这也正是当时三人团的决策方向。当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北伐回到南京后，在红军路过的地方“剿匪”都要仰仗当地派系军人，比如桂系的白崇禧、湘系的刘健、黔系的王家烈。自己的中央军薛岳部队虽然装备和实力先进，但是异地作战加上翻山越岭都能发挥作用。

各个派系军阀都有自己的小算计，第一怕老蒋借用剿匪名义将中央军势力渗透到自己地盘上，第二也怕红军在自己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剿匪”的积极性并不高，像白崇禧就很有心机，他只要把红军赶出广西就好。湖南的刘健、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这种心态。

但是，蒋介石是下了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地区。他给前线各部队的手谕中均标注 “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为了鼓励地方军委系统剿匪，不仅给他们大量资金和武器，更用曾国藩的诗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来激励部下。其用意是告诫各路 “追剿军” 将领，既然集结兵力就不能无功而返，追击和攻击红军要像寻找失踪的孩子、救助溺水者那般急切坚决，以此督促各部全力作战。

在这种前后左右都有围剿部队的情况下，红军要渡过湘江遇到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红三军团指挥部三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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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林彪和彭德怀部队最早控制了湘江三十公里沿线渡口，各方围剿部队还没有到湘江边的情况，如果11月28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界首渡口，就能比较顺利渡过湘江的，会让蒋介石的“追剿军”扑空的。或许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湘江战役，红军也不会减员五万多。

问题出在博古、李德要求的“搬家式”行军，军委纵队大量辎重物资，行动缓慢，一天一夜才走了不到二十公里。北边的湘军、南边的桂军都是熟悉地貌的本土军队，加上武器装备和蒋介石的军费保障，部队还是有相当作战力的。

11月2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希望他们当天到达，结果军委回电中央军委至少要到12月1日才能抵达兴安的界首渡口，并要求部队死守三天确保中央军委领导安全渡江。

后面的三天，就是湘江战役最惨烈和血腥的时刻。其中，离界首以南二公里不到的山坡地光华铺，成了红三军团将士阻击桂军的拼死地。彭德怀安排红四师负责各渡口阻击，当时的师长是张宗逊，政委是黄克诚。他们安排第十团在光华铺正面阻击北上的白崇禧部。

如果说中国革命中最危机、最惨烈的是湘江战役，那么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就是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由红四师第十团坚守，苦战两天两夜，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结果也壮烈牺牲。红十团牺牲了400多位红军战士，桂军也是丢下700多具尸体。

当时，红三团的指挥部就设在界首渡口的一座祠堂中，这座祠堂就在江边数十米，光华铺的枪炮声都能完全听到。如今这座修缮一新的当年叫三官堂的祠堂，已经被改名为红军堂了。我去参观时，遇到一位从外地打工回来也去红军堂参观的当地人。

我去的时候也是十一月底，也是阳光明媚的晴天，但是气温不是很低，江面的水流也很平静，一派旅行休闲的好时候。祠堂外的空地上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农民集市。如今界首湘江的东西两侧架起了公路桥，往来十分方便。如果没有对湘江战役这段历史了解的话，很难想象在九十一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涉及到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惨烈战役，这场战役导致红军队伍减员五万。据说，当时知道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德国军事专家李德拿着手枪准备自杀，被翻译伍修权发现后阻止。

12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先到界首查勘渡口情况，知道情况的紧急和严峻，致电后方军委纵队加快步伐前进。12月1日上午军委纵队陆续抵达界首渡口，下午五点半，博古和李德等中央领导安全渡过湘江。

热闹非凡的界首渡口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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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光华铺阻击战的原址上，当时修建了红军墓和纪念碑。供后人来瞻仰和祭奠，我也是站在墓前毕恭毕敬地低头默哀。

光华铺战斗的惨烈牺牲，也让党的领导和军队领导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搬家式”转移导致的行军迟缓、“甬道式”部署分散的兵力、对正确作战建议的拒绝，最终让红军在光华铺等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部队中对左倾领导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愈发强烈。可以说，光华铺的鲜血，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红军军事路线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从危急存亡到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