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爱杰
蓬莱历史悠久，是山东半岛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城市。历代日本、朝鲜使臣往来不绝。明末，西班牙人到过登州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经海路前往北京的途中，分别到访过登州，并与当地官员进行过交流。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登州为开埠口岸，各国商人、传教士纷至沓来。美国北方长老会和南方浸信会的传教士们由此登陆，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第一所聋哑学校的创立，大花生、苹果、樱桃等农作物的引进，都离不开登州传教士们的工作。我们深入挖掘他们遗留的历史遗迹，可以丰富蓬莱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蓬莱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桥头堡的地位。
今日的蓬莱教堂（郑新迪摄）
登州圣会堂位于蓬莱画河西岸，周边居民都非常熟悉，这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圣会堂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距今已有153年的历史，这座建筑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1949年后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屹立在画河西岸。其早期的修建与维修资料缺失，恰逢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之际，我将自己近几年收集整理的圣会堂历史资料与读者分享。
高第丕夫妇1851年从纽约前往中国前的照片
登州圣会堂的修建者为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高第丕夫妇于1852年到达上海，随后一直在上海从事传教工作。1863年，因健康原因，高第丕夫妇离开上海，前往山东登州（今蓬莱）。高第丕夫妇初到登州时，与另一对南方浸信会夫妻海雅西夫妇住在北街靠近北门的一个院落里。后来，由于传教理念及生活习惯不同，两个家庭出现矛盾，高第丕于1866年离开北街的住所，搬到了现在的圣会堂附近居住，并于1866年12月成立了戚家牌坊街浸信会教会。[1]
牌坊街教会刚成立时，教会成员少，活动可以在高第丕院落的一间临街房里举行。随着教会成员不断增多，临街房已经容纳不下，这制约了教会的发展。1871年，高第丕提前做出了规划，申请南方浸信会拨与3000美元资金修建新的教堂。
高第丕先生写道：“我正在购买一块用来建造教堂的土地。为建设教堂，我必须筹集三千美元。我不能因为没有教堂而停止工作，哪怕是造价低一点的教堂。我满怀信心地期待海外传道部提供资金。我已经在中国辛苦耕耘二十年了，我有资格在自己的教堂里训练会众。这个教会（作者注:牌坊街浸信会教会）是我白手起家，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来的，现在有了这么多会众。”[2,3]
不光高第丕牧师呼吁，牌坊街的浸信会成员们也对海外传道部发出修建新教堂的呼吁。“我们现在的礼拜场所狭小拥挤，只能容纳几十人，但我们实在太贫困，无力建造一座大礼拜堂。几天前，听说美国的弟兄们打算帮我们建造这座迫切需要的教堂时，我们的心因喜乐和感激而欢呼跳跃。没有你们的援助，这座教堂根本无法建成。” [4]
在同一年的会议日程上，我们也看到了海雅西牧师的申请，他也申请建立一座自己的教堂。“海雅西弟兄说：登州的两个教会（北街教会和牌坊街教会）都没有自己的礼拜堂，只能在租来的房间里做礼拜，而且两个教会没有一处房子能容纳下一百人。若我们的事工要顺利发展，为这两个教会各自建造一座礼拜堂是绝对必要的。出于对登州教会仁爱之心的信任，海外传道部已经授权这两位传教士各自建造一座礼拜堂，每座预算为三千美元。他们的信任不会落空。”[3]
据此可以看出，1871年海外传道部批准了海雅西、高第丕在登州各自建造一座造价三千美元的教堂。教堂建设虽然获得批准，但是否能够建成则取决于很多因素。美国内战期间（1861-1865），身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得不到美国国内资金支持，只好各自为政解决生计问题。高第丕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收益颇丰，可以先行垫付修建教堂的资金。而海雅西夫人身体不好，海雅西夫妇移居烟台；且其经济状况远不如高第丕，海雅西修建教堂之事迟迟未见行动，否则登州城就会有两座浸信会教堂了。
到1872年年初，牌坊街教会已经有四十五名成员；当年又有五人受浸加入，到年底已经有五十名成员了。好在这一年，圣会堂也建好并投入使用，满足了会众对聚会场所的要求。“1873年大会会议记录”中记载：高第丕弟兄在登州的教堂已经建成并举行了落成典礼。高第丕写道：“每个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说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声学性能很好。总成本约为三千美元。”[5]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尝试寻找登州圣会堂最初的建筑信息，可惜总是无功而返。在花费很长时间尝试解读高第丕夫人（Marha Foster Crawford）的手写日记后，我终于可以阅读她的日记了。一天，我偶尔翻到一页，看到的图片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孜孜以求的圣会堂设计效果图吗？这份资料并没有出现在1872年的日记里面，因是散页，被夹入了1853-1854年的日记中。[6]
1872年建成圣会堂的设计图纸
1871年高第丕拟建自己的教堂，并于1872年开始建设教堂，据此推断，这应该是高第丕在购买土地之前就请上海设计师设计的建筑图纸，时间应不迟于1871年，其设计具有典型的哥特式复兴风格。
从建筑图纸上看，教堂的四个角都设有高耸的尖顶，这是典型的哥特复兴风格元素，象征着对上天的向往。主立面的中央钟楼比侧翼更高，强调了建筑的纵向感。窗户为哥特式窗，窗户为狭长的尖拱窗，带有明显的垂直线条，增强了建筑的向上延伸感。教堂屋顶的山墙坡度陡峭，并带有装饰性的女儿墙，这是哥特复兴建筑的常见特征。入口拱门采用尖拱门，符合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并具有象征性的宗教意义。门口设有阶梯，可能暗示着地势稍高，或是一种礼仪性的设计。入口上方有一个菱形的装饰窗，可能设计为彩色玻璃窗，常见于同时期修建的教堂。最重要的标志是门楣上方的圣会堂（聖會堂）字样。
实际建筑与设计图上的圣会堂字样
建筑专家也认为这张图纸大概率绘制于19世纪晚期，这符合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造教堂的建筑风格。钟楼和四角塔楼高耸，强调向上的垂直感，象征对上帝的敬仰。尖拱形窗户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元素，有助于增强内部光线。正立面中轴对称，入口上方设有小型装饰窗，以增强视觉层次感。整体材质可能以砖石为主，并采用石雕装饰，以突显神圣感。
长老会梅理士写给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的信件
圣会堂建好以后，其壮观华丽轰动了整个登州城，这也引起同行的嫉妒与猜疑，并向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总干事（Corresponding Secretary，相当于以后的主席President。）Dr. J. B. Taylor写信举报，认为这是高第丕的炫富行为，并诋毁高第丕的财富伤害了登州的传教事业。高第丕不得不求助于登州的长老会负责人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梅理士写信给海外传道部，解释了高第丕夫妇资金来源，为何自筹资金建起规模宏伟的圣会堂。这封信件对于高第丕夫妇非常重要，因为它洗脱了高第丕蒙受的不白之冤，所以玛莎也保留了一份抄本。无独有偶，这封1872年7月17日的信件也被夹在了1853-1854年的日记中。[7]
设计图纸上的登州圣会堂精美绝伦，建成后引发了教会内部风波。那建成后的圣会堂后什么样子呢？当年的传教士留下的历史照片让我们可以一睹其风采。
1920-30年代的登州圣会堂照片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实际建筑与设计总体风格一致，但在钟楼设计、正立面设计以及建筑整体比例等方面有所不同。设计图中的钟楼形式复杂，而建成后中的钟楼显得更为简化，尤其是顶部的尖塔数目和造型有所调整。设计图中正立面入口上方设有一个菱形窗户，而实际建筑没有此元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较为简约的矩形窗户，并在下方刻有“圣会堂”字样。设计图中建筑整体比例更为高挑，特别是钟楼部分，而实际建筑比例较为低矮。
实际建筑与原始设计方案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由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作用所致：（1）材料、工艺与资金限制。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受限于当地可用的建材、工匠技艺水平以及经费不足等现实因素，施工方可能对原有设计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例如，前面提到建造的是一座“价格适宜的教堂”（cheap chapel）。（2）本土化适应与风俗考量。登州当地的风土人情，迫使建筑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当地使用和维护的实际需求。例如，有传教士记载提及，当地人反对建造高楼，认为二层建筑不仅“破坏风水”，而且可能“偷窥邻家女性”，因此建筑不能建得太高。（3）技术与施工条件制约。虽然当时的登州是北方沿海重要的城市与宗教传播中心，但建筑施工仍然受到本地施工技术的限制。一些设计中的西式建筑元素，可能因无法在当地有效实施，而被简化或改为更易实现的形式。
1873年5月的南方浸信会大会日程
1873年5月的南方浸信会大会日程记录了高第丕在1872年的工作。“高第丕弟兄在登州建造的礼拜堂已经完工并举行了献堂礼。整座礼拜堂的总费用大约为三千美元，其中大约还有一千美元需由海外传道部支付。高第丕牧师建起的大礼拜堂，被命名为为圣会堂（Shing Whe Tong）”[8]
1922年烟潍汽车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城市之间交通更为便捷，登州的传教中心地位被撼动，南方浸信会的美国传教士们逐渐撤离登州，合并到其它传教站，根据1923年南方浸信会年鉴，最后撤离登州的是祁牧师夫妇（T. F. McCrea, Mrs. McCrea），他们搬到了烟台，至此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在蓬莱的传教活动终止，蓬莱浸信会的宗教活动全部交由中国人管理。[9]
1923年撤离登州的祁牧师夫妇
作为最后离开登州的南方浸信会传教士，有必要对祁牧师夫妇做一简要介绍。祁牧师（T. F. McCrea），密西西比州纳奇兹人，1877年7月1日生。1899年毕业于密西西比学院，1902年毕业于罗切斯特神学院。1904年4月20日接受任命，同年8月30日启航前往中国。在烟台及其周边地区从事布道工作。祁夫人（MRS. McCREA.），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人，接受过城市学校教育。1893年毕业于芝加哥浸信会宣教培训学校。曾为妇女浸信会国内布道会宣教士。1896年6月与祁牧师结婚。1904年年4月接受任命，同年8月30日一同启航前往中国。在烟台从事妇女布道工作。[10]
此后，圣会堂一直由中国人进行管理，抗日战争时期依然如此。根据1943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中记载，当时蓬莱画河西崖教会，旧属公会为中华自立会，当时牧师为王毓瑶，还有一位女传道员的姓名是王迺锦。是年有男女信徒各二十人，合计四十人。[11]
此后登州圣会堂的身影从历史上消失。1978 年后，落实宗教政策，清理归还历史上被没收占用的宗教资产，境内基督教逐渐恢复活动。1988年10月30日，基督教登州圣会堂秦迦业牧师(1923 年出生)发起成立蓬莱基督教“三自”( 自传、自治、自养)爱国运动委员会，时有教徒96人。[12]
1995年5月照片 1997年蓬莱教堂照片
圣会堂复堂后，美国南方浸信会的信徒们带着朝圣的心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拜访慕拉第、高第丕夫妇、花撒勑曾在此耕耘过的教堂。1995年5月美国南方浸信会国际传道部（IMB）主席Rankin夫妇与摄影师Don Rutledge到访，留下了秦迦业牧师以及背后教堂的身影。[13] 通过搜集蓬莱老照片，我们又发现了1997年戚继光故里改造时留存的圣会堂照片。
从两张照片可以看出，1995年，圣会堂主体结构及风格未变，但钟楼消失，网络资料显示，“最初三层的钟楼，后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1987年修缮，将其改造为二层结构”。另外，窗户外形发生变化，由矩形变为圆拱形，限于资料匮乏，窗户何时被改成拱形，有待研究。
早期圣会堂照片未见明显的围墙，而1995年的照片显示教堂已被传统中式青砖围墙包围，并设有带瓦檐的中式门楼。这一变化可能与1949年后，教堂被军队使用有关，因此增加了围墙以进行分隔管理, 这无形中起到了保护作用，避免了特殊历史时期对古建筑的破坏。
1987年钟楼被从三层改建成两层的说法，我一直未找到可信出处，只能存疑。通过走访，蓬莱教会李永前长老提供了两张珍贵的1970年代圣会堂照片，照片显示当时钟楼已被改建成两层，窗户已被改成拱形，圣会堂西侧建有围墙及大门。
1970年代圣会堂的西立面 圣会堂的南立面
通过美篇作品，我联系到了原驻蓬405医院退休的妇产科孟涛主任。孟主任自幼就出生、生活在这周边，且对405医院的历史非常了解。根据孟主任的介绍，1949年后，登州圣会堂，以及小十字口南街附近的大户人家人走屋空，被军队用作海军长山要塞区医院（405医院前身。1956年，该院番号被统一编号为“海军第405医院”），直至1958年搬迁到新院址。在此期间，基督教堂院内的平房成为大外科的病房，圣会堂钟楼一楼被用作医院的大外科手术室。随后，圣会堂及院落一直被军队使用，圣会堂及周边被用作仓库和军马科。直至1978 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地方。鉴于1949年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我确信圣会堂的拱形窗户当为1949年前所改建；而钟楼的拆除应在1949年之后，这或许出于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出于维护成本。
另外，登州博物馆馆长袁晓春先生提供的线索也否定了“钟楼在1987年由三层改为二层”的说法，袁馆长当年参与过登州圣会堂老建筑修缮保护工程，所以对圣会堂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提及1987年没有对钟楼进行改建，但对圣会堂进行了维护和修缮，以便于圣会堂重新开堂。
1970年代的老照片、孟涛主任以及袁晓春馆长的口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登州圣会堂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线索，期待文章的发表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不同历史时期的线索。
圣会堂西立面今昔对比
教堂开放后，蓬莱教会于1999年恢复了三层钟楼的历史旧貌，并于2000年重新安置了铜钟，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圣会堂。2001年，因信徒日增，登州圣会堂已难容纳，遂于其南新建教堂。新教堂于当年 10月竣工，殿堂面积 1800 平方米，可容纳约 1400 名教徒，是烟台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一老一新两个教堂，相映成趣。
登州圣会堂与母子节孝坊
登州圣会堂与相邻的母子节孝坊，相距不过五十米，却跨越了中美间万里的距离，在此相遇。建于1872年的圣会堂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挺立，母子节孝坊承载着明代将门荣耀，庄严肃穆。两者分别象征西方文明与中国儒家礼教，它们跨越文化鸿沟，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百年，共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圣会堂至今仍是信徒聚会、祷告的重要场所，不仅是登州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未来。
附录：圣会堂部分物品的来源与归宿
1873年，慕拉第抵达登州，在她1873年11月1日的信件中提到了圣会堂情况，以及当时教堂需要风琴、铜钟。
慕拉第1873年11月1日写的信件
I wish you could see Mr. Crawford’s beautiful new church........ I wish some liberal -hearted brother would reward her and encourage the church by the gift of a good organ. A bell is also needed. The present of the communion service sent by the young ladies of the Richmond Institute, was both timely and acceptable.
“我希望你能看看高第丕牧师漂亮的新教堂。.....我真希望哪位心地慷慨的弟兄能送她（高第丕夫人）一架好风琴，以此作为奖赏并鼓励教会。圣会堂钟楼还需添置一口铜钟。里士满女子学院的年轻女士们赠送的圣餐器皿，送来的恰逢其时，备受欢迎。”[14]
蓬莱教会李永前长老采访知情人，得知圣会堂的铜钟（70厘米高，内径50厘米）后来被拉到了蓬莱一中，并在1966年前的某个冬天被敲钟人敲碎了。圣会堂的脚踏式风琴，据张世峰老师介绍被附近的武霖小学（1960-70年代的卫红小学）拿去使用，长老会教会的风琴则被易三学校使用。
成稿2025-12-17
参考文献
1.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by H. A. TUPPER. 1880. p227.
2.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by H. A. TUPPER. 1880. p234.
3.Proceeding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872. p48.
4.Proceeding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872. p15.
5.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by H. A. TUPPER. 1880. p234.
6.Martha Foster Crawford diary, 1853-1854, and loose items from pocket of diary. p203-204.
7.Martha Foster Crawford diary, 1853-1854, and loose items from pocket of diary. p188-189.
8.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873. p42.
9.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923. p56, p89
10.Album of Souther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ies.1926. p63.
11.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1943.同工录，p109.
12.蓬莱市志. 2013. p2713.
13.Jerry Rankin, Don Rutledge. A journey of faith and sacrifice, retracting the steps of Lottie Moon.1996. p53.
14.The Home Foreign Journal. Feb, 1874, p2.
来源 ：文会研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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