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22日上午，天空灰暗得像一块浸了水的旧棉絮，寒气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11岁的我攥着口袋里皱巴巴的一斤粮票和五角钱，独自从豫西南唐河县城西25里地的家乡出发，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我此行的目的地是经过县城去太和寨。
太和寨如今归社旗县管辖，那时还是唐河县最北边的一个公社。我哥刚参加工作，就在那里当公社干部。从家乡到县城是25里土路，脚下的布鞋踩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每一步都像在跟寒冬较劲。我裹紧身上那件带有补丁的旧棉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天黑前赶到县城，再转道去太和寨。
中午刚过，我终于望见县城内那座古塔。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我咬着牙没停，想着赶路要紧。穿过城北的小路时，寒风卷着细碎的雪沫打在脸上，冷生生地疼。没走多久，就到了五里河渡口——那是唐河县城通往太和寨的必经之路。
五里河渡口两岸挤满了人，有拖儿带女的妇女，也有挑担卖货的老汉，还有背着竹筐的儿童，大家都裹着厚厚的棉衣，呼出的气体在空中凝成一团团白雾。人们自觉地排起长队，队伍弯弯曲曲的，像一条灰扑扑的长龙。船老大站在破旧的木船上，慢悠悠地拨弄着木桨，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民谣，跟岸边焦急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知谁的规定：单人过河免费，骑自行车的要5分钱，拉架子车的则要1角钱。收钱的小伙计蹲在船头，手里攥着个小铁盒，每收一笔就用炭笔在纸上划一道。我夹在队伍里，手心里全是汗，既怕耽误时间，又怕突然下雪让渡河变得困难。河面上的风较大，吹得木船左右摇晃，船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我攥着衣角，眼睛死死盯着对岸，生怕一个浪头打来，木船会偏离方向。
终于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总算登上了木船。船身晃得厉害，我紧紧抓住船舷上的木栏杆，指节都泛了白。看着对岸的人群渐渐变大，心里才稍稍松了口气——至少，已经很快就要过了五里河这道坎。
下船后，我加快脚步，顺着公路一路向北。雪花开始零星地飘落，落在头发上、眉毛上，很快就化成了冰凉的水珠。
赶到源潭镇时，天已经全黑了，街上的昏黄路灯像一个个模糊的光晕，在雪夜里显得格外孤寂。我顺着路灯下的街道走，肚子饿得更厉害了，几乎能听见肠子蠕动的声音。这时，我看到一家挂着“国营饭店”牌子的店铺，暖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像黑暗里的一团火。
推开虚掩的大门，一股热气混着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饭店里没几个顾客，墙上贴着“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标语，柜台后的卖票小伙正低头记账。我掏出粮票和钱，花去二两粮票和两角钱，买了一碗热面条。面条端上来时冒着热气，汤面上飘着几滴油花，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吃完饭后，我才注意到饭店的卖饭流程很有意思：卖票小伙把取饭的纸片用夹子夹牢，然后朝着厨房方向吆喝一声，夹子就顺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铁丝刺溜一声滑了过去，不一会儿，饭碗就顺着一条橡胶做的“传送带”慢慢移出来，像变魔术一样。那时的我只觉得新奇，现在想来，这简单的流程里，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智慧与节俭。
走出饭店，夜色更浓了，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我站在昏暗的街道上，心里一片茫然——晚上住哪儿？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街道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只有风吹着雪粒打在树上沙沙作响的声音。
就在我六神无主时，看到十字街口有间房子透着暖黄的光亮，门口挂着个“茶水店”的木牌。我赶紧跑过去，推开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屋里很暖和，两个小伙计正拿着扫帚打扫地面，看到我进来，都愣了一下。
我搓着手，小声问能不能在灶房里借宿一晚，哪怕睡在柴火堆旁也行。没想到，两个小伙计对视一眼，其中一个小伙计说前面不远就有旅社，一晚只要五毛钱，让我赶紧去旅社住，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到门外。我站在街道上，看着茶水店的门在身后关上，心里又冷又慌，只好拖着疲惫的脚步，继续在街上寻找。
没走多远，天空开始下大雪了，雪花越来越大，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不一会儿，街道就被盖上了一层白雪。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寂静得可怕，雪落大地静无声。我找了街边一个屋檐下，那里稍微能挡点雪，就蜷缩在这家门店的沙堆旁。
沙堆虽然是干的，但摸上去冰凉刺骨，我裹紧棉袄，把头埋在膝盖里，浑身冻得麻木，牙齿咯咯打颤，根本没法入睡。夜里，雪越下越大，冷气像针一样扎在身上，我只能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天快点亮吧，天一亮就能继续赶路了。
次日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积雪已经快到我的膝盖深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昨晚的茶水店门口，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个小伙计看到我满身是雪，像从雪堆里钻出来似的，都吓了一跳，忙问：“昨晚你住哪儿了？”
我小声说：“就在外边屋檐下。”他们吃惊地说：“没把你冻死啊？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敢睡在外面！”说完，赶紧把我拉进屋里，抱来一堆木柴，在灶旁生起火来。
火苗噼里啪啦地烧着，我坐在火堆旁，却感觉不到冷和暖，浑身僵硬得像块冰。其中一个小伙计看着我说：“干脆你睡到我俩的被窝里吧！我俩的被窝还热乎着呢！”我犹豫了一下，但实在扛不住寒冷，就照他们说的办了。钻进那暖乎乎的被窝，一股热气瞬间包裹了全身，我冻得发麻的四肢渐渐有了知觉，心里满是感激。
没过多久，有人敲茶水店的门，原来是源潭公社的书记带人查看雪情。领头的书记穿着一件黄色军大衣，戴着棉帽子，看起来很威严。他一进门就质问小伙计：“谁让你们一大早就用烧水的劈柴烤火？劈柴不要钱吗？”两个小伙计赶紧把我的情况如实汇报，书记听完皱了皱眉，问：“那孩子现在在哪儿？”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小声说：“我在这儿。”书记看着我，语气缓和了些说：“起来，跟我走！”我赶紧穿衣起床，跟着他们走出门外。
不大一会儿，他们把我带到公社大院里的招待所。招待所的一个大房间里有几个床，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讨论年终算账或者写年终总结，房间里弥漫着茶水和纸张的味道。书记对那些干部说：“这小孩昨天晚上在雪地里冻了一夜，幸好没出什么事情，要是咱们这儿出了冻死人的事，那可就麻烦了！你们今天招呼他一下，别让他再受冻挨饿。”说完，就指定一个空床让我住下。
早饭时，我跟着那几个干部去公社食堂。食堂里很热闹，炊事员们正在忙碌着，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那位老厨师听说了我的事，特意把我拉到灶台旁边，说：“锅里有炒萝卜丝，蒸笼里还馏着热馍，你随便吃！”我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鼻子一酸，赶紧拿起一个热馍，咬了一口，真好吃啊，炒萝卜丝虽然没什么油水，但吃在嘴里却格外温暖。
那天的大雪一直没停，我吃完早饭又跟着那些干部回到招待所睡觉。房间里虽然有干部们讨论问题的声音，但我实在太累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很香。中午吃饭时，干部们喊我：“小家伙，起来吃饭了！”我又跟着他们去食堂，又吃了一顿热乎饭。
就这样，我在公社招待所吃住全管，整整住了一天。那里的热饭、暖床和人们的关心，让我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次日，雪终于停了，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积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街上的积雪被人们清理得差不多了，公路上的雪被风吹得只剩一层薄薄的冰碴，勉强能看清路。
干部们问我：“今天走不走？”我点点头说：“走！”于是，向他们一一告别，其中一位干部还特意把我送到源潭—太和寨的公路上，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一路北上，中午就可以到达太和寨了，路上小心点，别再冻着。”我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感激。
告别干部后，我挎着我的小布袋，这是我唯一的行囊，继续赶路。吃饱喝足后，浑身充满了力气，虽然风还有些冷，但心里暖烘烘的，只觉得走路两腿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不到中午，我就走完了25里地，到了太和寨。
我哥下乡查看灾情刚回到公社门口，当他看到我时吃了一惊，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老家离这儿有80里地，还下了这么大的雪，半天就到了？”我把路上的经历，从渡五里河到茶水店借宿，再到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天，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哥听完，叹了口气说：“你真是遇到好人了！昨天县里开电话会议，专门指示各公社干部都要下去访贫问苦，灾害天气各地绝不能出现冻死人、饿死人的事！”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尾期，大家都很重视。我点点头，心里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更加感激了。
在太和寨，我住了几天。有一天，我哥带我参观了太和寨解放前财主李子炎创办的“蔚文中学”。校舍是青砖灰瓦的，虽然有些旧，但看起来还是挺气派的，据说是用李子炎父亲名字命名的。
校园里有几棵老槐树，枝丫上还挂着积雪，显得格外肃穆。看着这些校舍，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学生们在这里读书的情景，也对后来在县城上中学时参观的“李子炎罪恶展览”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原来，那些曾经的繁华与罪恶，都藏在这一砖一瓦里。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六十五个冬至如白驹过隙，匆匆即逝。如今，我已经从当年那个在风雪中独自赶路的少年，变成了饱经沧桑的老人。
那些曾经的寒冷、饥饿和无助，早已随着时间淡去，但那个冬至夜晚的温暖，却始终刻在我的心里。茶水店小伙计的善意、公社书记的关怀、老厨师的热饭，还有干部们的叮嘱，都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后来的人生路。
而这个冬至，却使我在人生中印象深刻，难以忘记。
它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艰难，更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依然能融化冰雪，给人带来希望。这份温暖，我会永远记得，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别忘了，世界上总有善意在等待着我们。
作者简介
陈英超，原籍河南唐河，中学毕业回乡当农民，1969 年 10 月参加修建焦枝铁路，1970 年8 月进入铁道部洛阳机车工厂当工人；1973 年 9 月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学习，1976 年 12 月毕业分配到机械工业部洛阳拖拉机研究所从事知识产权工作，并任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拖拉机分会秘书长，退休后返聘十年，现居住北京。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