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求学”两个字，眼前便不是方正的教室与黑板，而是一条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山路。
路的这一头，是我白溪镇彭家村的老屋;路的那一头，是孟公镇太阳村的中学。
将我牵往那头的，是星燎村的外婆家，它像一颗温热的纽扣，使我与那片异乡的土地紧紧系在了一起。
路途本身，便是一部厚重的书。
从彭家村出来，第一道关隘便是石高岭。
五百米的海拔，在平原人眼里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于一个身量未足的少年，它是一面需仰视的、沉默的巨人胸膛。
攀爬时，只听得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黄书包里的书、咸菜罐子偶尔的磕碰声。
汗湿了又干，在单薄的衣衫上结出地图般的盐渍。
及至岭上，总要回头望一望，来路已模糊在苍苍的林木间，而前方的群山，依旧层叠不尽。
下山的路轻快些，风从耳畔过，带着野草与泥土被晒暖的气味。
过了岭，路便柔和了，朝怡庵茶亭进入了我的视野。
朝怡庵茶亭，坐落在石高岭顶上的一块平地上，依山而建。
我不但见过茶亭的伍宝生老人，而且在九十年代写过一篇《五代行善石高岭 茶香八十载》的5000字通讯稿，发表在《湖南科技报》上，引起很大反响。
如今茶亭虽已消失，但伍家五代人坚守茶亭泡茶为过往山民解渴的事迹，深受当地人传颂。
秀芳亭，一个端庄秀丽的名字，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
秀芳亭也是我通往外婆家及中学求学生涯的必经之路。
秀芳亭，虽没建在莽莽大山之中，荒芜人烟之地，但亭子的作用，同样发挥得淋漓尽致：避雨的港湾，憩息的驿站。
再走三公里，太阳中学那排低矮的砖房便蹲在山坳里了。
学校小，却收纳了我整个的少年时光。
记忆最深的是“床”。
我们这些寄宿生，是没有床的。每日放学，值日生便将几张课桌拼拢，拂去粉笔灰，铺上从家里带来的、卷成筒状的草席与被褥。
白日里承载着“之乎者也”的木头桌面，夜晚便贴着我们的脊背与梦境。
翻身时，关节与硬木相触，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岁月在暗里磨牙。
每逢暑假时，卖冰棒成了我勤工俭学的必修课。
中学附近，有一家冰厂，我的货源就来自那里。
一箱冰棒，用厚棉被严严实实裹了，背起那只刷着白漆的木箱，便开始走村串户。
“卖冰棒——绿豆冰棒——”稚嫩的吆喝声，在山谷间撞来撞去，惊起竹林里的麻雀。
嗓子冒烟时，也舍不得吃一根完整的，只轮流着，小心地舔一舔木棍上融化的一点点甜。
那甜，是沁到心里去的，带着一股用自己气力换来的、理直气壮的骄傲。
更寻常的乐趣，在放学后的水田里。
挽起裤腿，赤脚踩进沁凉的淤泥，十个脚趾缝里便满是滑腻的温柔。
屏息，看准一处微微泛起浑水的小涡，双手猛地插下去——一条黄褐色的泥鳅便在掌心里扭动了，滑溜得像个淘气的念头。
捉了，用狗尾巴草从鳃下一串穿起，黄昏时在食堂的灶膛边烤得焦香，便是人间至味。
那香味里，有泥土的腥，有禾苗的清，更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属于田野的自由。
许多年后，我走过许多平坦宽阔的路，睡过许多柔软舒适的床，尝过无数精巧的甜品。
可当我闭起眼，最先升腾起来的，永远是那条需要攀爬的石高岭，是茶亭里那瓢苦茶入喉的激灵，是课桌拼成的“床”上，透过漏瓦的星空，是冰棒木箱压在肩头那份沉甸甸的期待，是泥鳅在掌心挣扎时那活泼泼的生命感。
我终于明白，太阳中学给我的，从来不止是印在课本上的知识。
它给我的，是一条需要用双脚去丈量、用汗水去浸透的、实实在在的“路”，和一副能在最简朴甚或清苦的物质上，安放身体与心灵的“床”。
这条路，教我懂得何为远，何为近，何为馈赠;这张床，让我早早地学会，如何与坚硬现实相拥而眠，却依然能梦见柔软的星辰。
外婆家的炊烟，早已散入岁月的深空;那所中学，早已变了模样。
但我知道，那条路，已铺在了我的骨骼里;那张“床”，已构成了我精神最初的形状。
它们让我此后无论行至何方，脚下总有山岭的力度，喉头总有茶亭的清冽，背上总有一片木头教给我的、沉默而温暖的支撑。
作者 彭剑峰 (网络媒体人 娄底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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