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历史视角重解河山大地

12月18日，中国旅游协会七届六次理事会在广州召开。在交流分享环节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为参会理事做《历史视角重解河山大地》分享，现将施展教授分享内容整理刊发如下：

一 武威撬动中国历史的三大支点

六年前我撰写《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时，每写到一处必亲自用脚丈量。我第一次去到河西走廊时，走到了河西四镇最东边的郡——武威，在过去这里叫作凉州。当地领导向我抱怨：“武威的旅游资源这么好，为什么就是做不起来？怎么宣传都火不了呢？” 他很困惑。

之前我一直在研究这些地方，当时也跑了武威的主要景点，晚上跟领导聊的时候我说：“武威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确实特别好，但你们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我来尝试帮您总结一下。”我说这个地方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这是一个撬动中国历史的支点”。领导听了很吃惊，武威能有这么高的定位吗？我说可以从三个角度说明它为什么是撬动中国历史的支点：第一，文化的交融性；第二，视野的敞开性；第三，帝国的建构性。没想到，我们刚准备深度合作，疫情就来了，项目搁置至今，但这个思考却成为我今天分享的起点。

（一）文化交融性

武威市中心有一座年代很久的古寺庙——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是古西域龟兹人，前秦末年、后秦之前，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龟兹“半抢半请”带了出来。因为吕光带他回来的半路上，前秦皇帝苻坚在东南打了淝水之战，大败亏输，前秦崩溃了，吕光觉得回去没有意义，就在武威停下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中的后凉，国都定在武威，也正因此鸠摩罗什被困凉州17年。

按说这是鸠摩罗什人生的低谷，但某种意义上，这是命运馈赠给他的礼物。因为在他之前，佛教已经进入中原有两三百年了，但那时的佛教和中原传统儒学有很强的文化排异反应，佛教徒以胡僧、胡商为主，中原信徒较少。而鸠摩罗什来到武威时，中原战乱，儒家世家大族纷纷跑路，其中一支“走西口”来到河西走廊，最集中的地方正是武威。

吕光是五胡中的氐族人，不信儒教也不信佛教，不会借助政治打压任何一方。这是佛教首次遇到既有儒教高手、又不受政治压制的场域。17年间，鸠摩罗什摸清了佛教如何与儒教有机融合。17年后当他最终抵达长安，译出《金刚经》等经典时，书中“如是我闻”等美妙词句，正是在武威锻造出来的。

佛教传入中原，不仅仅是中原又多了一个新的宗教，经鸠摩罗什传播的佛教，给儒教带来了极强的挑战，儒教此前从未见过这么宏大的宇宙观。直到宋代，儒教通过回应佛教的挑战，形成宋明理学，才重新回到C位，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儒教已经被佛教深刻定义。所以鸠摩罗什对整个东亚世界的精神世界改造是全方位的，这离不开武威。

再看武威东郊的天梯山石窟，它号称“中国石窟鼻祖”。鸠摩罗什之后，河西的北凉政权开凿了天梯山石窟，这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石窟。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灭掉，北魏掳走了北凉的重要工匠，到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工匠和技艺都来自武威，后来云冈石窟工匠的徒弟又开凿了龙门石窟。同时，天梯山石窟还有一部分工匠跑到了敦煌。所以武威从佛教翻译、佛教造像和艺术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影响着中国历史。这是文化的交融性。

（二）视野敞开性

读唐诗，最让人血脉偾张的是边塞诗，而边塞诗中最重要的品类就是凉州词。凉州词不只是王之涣的那一首“黄河远上白云间”，而是自成一派。因为凉州是从中原通往西域最关键的通道，没有凉州，中原无法打开大陆级视野。

这种视野的穿透力惊人。南宋陆游写下“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时，西域已脱离中原直接统治近500年。凉州成了古代中国展开世界想象绕不开的门户。这种“敞开性”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精神的、诗意的、帝国想象的。

（三）帝国建构性

凉州的白塔寺见证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1227年成吉思汗灭掉西夏，窝阔台当大汗时，把儿子阔端派到西夏故地当西凉王，驻地就在武威。当时蒙古已经灭掉了北边的金，淮河以北都纳入了统治，蒙古不再是单纯的草原帝国，接下来要打南宋，但北人不喜水战，于是想到了战略大迂回——先打大理，从背后夹击南宋。要去大理，就得走青藏高原，阔端派大将拿下了青藏高原，却发现这里易于征服，却难于统治——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统治成本太高。于是大将建议：藏人全信藏传佛教，若搞定宗教领袖，则可控制全局。

阔端于是让他带信，要求藏传佛教领袖下来，最后只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愿意下来，于是他带着侄子八思巴抵达凉州。1247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武威签订“凉州会盟”，而蒙古贵族则受到藏传佛教影响。这是中央帝国首次将青藏高原纳入直接统治，我们今天对高原主权的历史正当性，法理源头就在1247年的凉州。

会盟第二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都去世了。继承者忽必烈与八思巴继续延续这一传统，后来忽必烈成为大元开国皇帝，八思巴则成为大元帝国帝师，掌管天下佛教。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占领河西走廊，再次“隔绝羌胡”，切断了高原与草原的联系，萨迦派衰落，蒙古贵族回归萨满教。

退回草原的蒙古人建立了北元政权，把中原的父终子及继承制带了回去，取代了草原原本的兄终弟及，导致草原法统危机。1578年，实力强劲但血统不符的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面，两人互认对方是忽必烈和八思巴转世，前缘续上，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复兴，俺答汗还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后来草原上多个王爷被喇嘛认定为“大汗转世”，草原统一法统因此破碎，相互攻伐。这正是皇太极的机会，他意识到要对抗明朝，必须建立满蒙联盟，而精神纽带就是藏传佛教，因为满洲人也信奉藏传佛教，以此为基础整合中原资源与草原军力，最终奠定汉满蒙回藏的庞大疆域。

若仅看明朝疆域，只有长城以南不到400万平方公里，我们今天的960多万平方公里是清朝留下的结构。而这一结构的源头，就可追溯至1247年的“凉州会盟”。没有凉州，就没有藏传佛教纽带；没有纽带，就没有满蒙联盟；没有联盟，就没有大中国。

我跟武威的领导说：“不能只讲白塔寺发生了什么，要告诉游客——没有武威，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当武威与每个中国人产生关联，文旅资源就纳入了更大的叙事，甚至可以讲得比敦煌更宏大。

二 用体系史转换历史认知范式

我们中学历史课基本等同中原史、汉族史，但真正的中国史是多板块互动的体系史。如果我们对历史地图足够熟悉，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汉人所主导的王朝中，西汉几乎把它的疆域扩到了极限，之后的汉人王朝疆域都比它小。也就是说纯汉人王朝的统治没有哪个越过了长城，光打过去不算，打完之后，必须在那进行有效统治才算。后面的唐朝能突破这一极限是因为它不是纯汉人王朝，而是鲜卑和汉的混血王朝。

（一）400毫米等降水线是文明的天然分界线

为什么纯汉人王朝过不了长城？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古代如何定义“汉人”？今天我们可以看身份证，古代则是以文化定义，即是否按儒家伦理生活。儒家文化有很强的地理依赖性，它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皈依，而是儒家构建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人际关系结构。这种结构要求定居，而定居依赖农耕，农耕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又受制于降水量。所以400毫米等降水线是农耕的生死线，也是汉人的定居线，进而成为儒家文化的分布线，也构成汉人的分布线。

长城正是中原农耕帝国在定居极限处修建的防御工事，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大致重合，形成了长城以南农耕、长城以北游牧的基本格局。纯汉人王朝难以越过长城有效统治，并非是人不能跨越，而是越过之后就必须游牧化，那么儒家伦理体系会随之瓦解，人群也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汉人”了。

想通这一点，我意识到，中国历史不能理解为儒家社会不断扩张的过程。长城以南的中原不到400万平方公里，剩下的600多万平方公里是在长城外的，中国史应是这个庞大体系的演化史。所以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中原和草原上有什么样不同的逻辑，研究之后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逻辑。

（二）中国历史是中原与草原的互构

中原靠什么统治大帝国？靠官僚系统。官僚系统靠什么养活？靠财政。财政又靠税收，而税收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定居社会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原的定居性使其能建立税收-财政-官僚体系，进行大规模治理。

草原正好相反。流动性导致收税成本高于收益，无法建立财政，养不起官僚，也就无法用规则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靠熟人关系，而根据“邓巴数字”，人的大脑能处理的熟人关系上限是150人。所以草原自然形态是150人左右的小部落，繁衍超出就会分裂。

那么匈奴、突厥这样的大帝国是如何出现的？实际上就是在中原统一之后，草原上才会突然出现大的游牧帝国。原因在于草原上因为生态所限，很多必需品，那帮兄弟自己没有办法生产，必须从中原获取，而要从中原获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任何人都会首选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获取。中原分裂时，诸侯国竞相与草原贸易，购买重要战略物资——马。草原上小部落各自跟中原贸易，产生市场竞争，使草原无动力统一。中原一旦统一，帝国用政治手段垄断贸易，甚至关闭市场，草原上无法获取必需品，小部落就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实现抢劫或谈判，于是大游牧帝国“从天而降”。

中原与草原相互构造、相互生成。离开草原压力，就无法理解中原历史；没有中原，也解释不了草原。中国史是这个体系内各要素互动、塑造、生成的演化史。

三 山、水、城、人的历史叙事

（一）山水带来的差异与联通

我在研究中提炼出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山带来差异，带来交往的动力。大山的存在阻挡了水汽流动，形成气候差异，而这种差异使山两边形成不同的人群，这些不同的人群彼此之间的碰撞才是历史演化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如果都是同质性人群碰撞，碰来碰去往往都是“物理反应”，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无所谓历史的演化，一定是异质性人群之间的碰撞，才会有“化学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甚至是逼迫彼此学习的高效手段。

第二命题，水带来联通，带来交往的可能。大河都是在山上发源的，水在山里会切割出很多通道，通道两端的出口上往往会由于防御、战争、贸易等原因形成重镇，而这些重镇之所以会在那个位置，又是因为山水关系的存在和塑造。我们以山水关系为线索、脉络，可以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梳理，讲成完整的、连贯的故事。

将这一逻辑放到更大的世界视野，约五千万年前印度次大陆撞击欧亚板块，隆起的不仅是青藏高原，更重塑了整个行星风系，江南从沙漠变成烟雨，新疆从烟雨变成沙漠。撞击在远方制造的褶皱，形成中国的重要山脉，而这些山脉构成的骨架，分隔出东北渔猎区、蒙古草原区、华北农耕区、西域绿洲区、青藏高原区、东南海洋区，每个区域的社会组织、观念系统、宗教信仰完全不同，所谓的中国史就是这样的庞大体系的演化史，你是无法脱离开这个体系来完整理解中国是怎么回事的。

（二）关键节点的历史重构

进一步落实到山、水、城、人的具体叙事上，由于时间所限我不全部展开了，主要讲两组地方。

龟兹与于阗

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与于阗（今和田）是古代中国的精神枢纽。龟兹是小乘佛教中心，于阗是大乘佛教中心，佛教东传不是直抵中原的，而是以它们为枢纽进行转化的。

于阗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华严经》并非印度人完整写出，而是零散片段传入于阗后，由当地高僧拣选整合而成。可以说没有于阗就没有《华严经》，没有《华严经》就没有华严宗，那么中国佛教史将完全改写。唐朝佛教八大宗派中教理最深的华严宗，立宗之本就是这部“经中之王”。甚至《般若经》传到于阗后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原大乘佛教接受的经典，本质上是于阗编辑后的版本。脱开于阗，根本无法解释中原佛教的演化。

龟兹的苏巴什大寺是鸠摩罗什出家开悟的地方，寺中残存的雀离浮图（又称转轮王塔）和洛阳永宁寺佛塔、邺城佛塔一脉相承。这种塔不是普通建筑，而是象征转轮王身份的政治符号。这个符号的源头要往西追溯，翻越帕米尔高原，在兴都库什山南麓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伽修建了史上最高的雀离浮图，作为佛教世界中心的标志。这个象征形态翻过帕米尔，在天山南麓的龟兹扎根，再沿太行山传递到洛阳、邺城。古代中国的帝国自我想象，正是通过这条跨越欧亚大陆的精神线索连接起来。龟兹因此不只是绿洲，而是把欧亚大陆在精神层面连为一体的枢纽。

怀朔镇与武川镇

这两个今天几乎无人知晓的小镇，定义了隋唐盛世。为何如此？北魏原本定都长城沿线的大同，这是整合鲜卑军事与中原财政的二元帝国最佳选择，当时其在阴山北麓设置了防备柔然的六镇，怀朔镇和武川镇就是其中之二。后来孝文帝为了追求汉化迁都洛阳，全盘抛弃草原传统，导致军事基础瓦解。二十多年后，北魏六镇叛乱，帝国崩溃，天下大乱。这场动乱最终卷出两位“蛊王”：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奠定了北齐和北周的基础。隋唐的制度主要承袭北周，文化主要承袭北齐。而北齐统治阶层大部分来自怀朔镇，北周统治集团大部分来自武川镇。这两地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制度与文化母体。

为何这两地能出这么多“人中龙凤”？我最初的猜测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重要，北魏必派牛人镇守。但实地考察后颠覆了我这一想法，从包头穿越阴山到怀朔镇，越走地势越平，镇城残高仅及膝盖，四周一马平川，可谓易攻难守。

绕墙数圈后我突然醒悟，若目标不是防守而是进攻，这种选址就完全合理。易攻难守之地，敌人来得容易，我也出击得顺畅，恰是进攻基地的理想形态。这揭示了北魏与秦汉的根本不同——秦长城的易守难攻预设了“长城以南是我的”这一前提，而北魏则是预设“长城南北全是我的”！

想通了这一点，我就明白了为何秦汉疆域止于长城，而唐朝却能北抵贝加尔湖、西达咸海，用突厥人打仗，必须懂得草原秩序，拥有超越中原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就藏在怀朔镇的地理结构里。

四 视角转换下的文旅价值升维

我书中所写之地几乎都进行过田野调查，现场行走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当我们转换到体系史视角，所有元素相互影响、相互生成。就像汽车中一个小小的螺丝掉了，可能整个车子都会散架，体系中任何不起眼的小地方，都可能让整个体系发生重大转变。而每个地方都能找到自己在历史体系中的支点，讲出让本地人振奋、外地人感兴趣的故事，让大家对“中国是谁”“我是谁”有更深的认知。

如果能讲出这些东西，文旅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那便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会进一步转化为更生动的文旅产品。让人认识到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是因为那个你或许没听过的地方，曾经在你身上烙下了痕迹。

现在我也在和一些地方政府、文旅部门合作，比如在新疆和田，我们通过八集短视频，把和田放在中国大背景下，展现它如何撬动中国历史，再转化成旅游路线、重写导游词，将宏大叙事落地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