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大运塔的飞檐倒映在三湾湿地的碧波中,与文峰塔、天中塔形成“三塔映三湾”的盛景,这座形似泊岸巨轮的建筑,便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之名,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坐标。
有人疑惑,这条贯通南北的文明动脉,起点在北京、终点在杭州,为何国家级博物馆偏偏落户扬州?为何无单一镇馆之宝却件件堪称“镇馆之宝”?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来探寻这两千五百余年的运河波涛与百万件文物的文明密码。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诞生,是历史必然与时代使命的交汇。2014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面对国内现有运河博物馆多局限于局部、难以展现整体风貌的现状,一座国家级展馆的建设迫在眉睫。
于是,由张锦秋院士设计,融合新唐风与现代美学的扬州大运河博物馆,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标志性地标,于2019年5月奠基,2021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博物馆之所以能冠“中国”之名,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大运河的历史格局与扬州的核心地位。
大运河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其开凿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挖邗沟,这是文献记载中第一条有确切年代的运河。
至隋代,隋炀帝疏浚邗沟、开凿通济渠,正式构建起以洛阳为中心的“Y”字形水运网络。
进入唐宋盛世,大运河愈发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支撑起王朝的繁荣气象;元代对运河进行取直改造,最终形成南北直行的京杭大运河格局;明清两代持续疏浚修缮,使其最终成为绵延近3200公里、贯通五大水系、横跨八省的中华文明动脉。
它不仅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延续最久的人工运河,更被誉为“半部华夏史”,是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水路命脉,促进了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扬州是大运河上最璀璨的明珠:它是运河“第一锹”开挖地,见证运河全程变迁;作为运河与长江交汇点,汇聚历代水利智慧;更是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世界运河组织所在地,“世界运河之都”实至名归。
扬州与运河同生共长,在此建立国家级博物馆,既是对运河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扬州文化地位的认可,当之无愧。
走进博物馆,你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镇馆之宝”,却被观众誉为“件件都是镇馆之宝”。
因为大运河的文明不是靠单件国宝支撑,而是由无数平凡却珍贵的文物,共同编织出流动的历史长卷。每一件文物都是运河生命的片段,是古人生活的写照,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它们或许没有耀眼的材质,却承载着最真实的历史记忆——从漕运的粮食到贸易的瓷器,从水利的工具到百姓的日用品,串联起运河沿岸的烟火人间与家国兴衰,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的精神内核,这便是“镇馆”的真谛。
在众多文物中,八件珍品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分别从不同维度诠释着运河的价值。
第一件是古汴河河道剖面图。这方长25.7米、高8米的遗址切片,来自开封州桥遗址,层层叠叠的地层线清晰标注着从唐代到现代的岁月痕迹。
黄河泛滥的泥沙掩埋了古桥,却封存了历史的年轮,让观众直观感受王朝兴替与运河绵延的沧桑,堪称“立体的史书”。

第二件《运河漕运图》。这幅长达28米的清代绢本彩绘,以鸟瞰视角全景式描绘了从北京至杭州的运河全线。
画中近万个人物形象、数百艘漕船、沿岸城市景观与自然风光交织,堪称“运河版《清明上河图》”。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清代漕运制度、沿岸地理变迁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件是唐符离县石界碑。这块残缺的石碑发现于隋唐大运河宿州段,唐宋时期扼守汴河要冲,既是运河畔的导航路标,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符离生活22年,写下“离离原上草”的千古名句,石碑默默矗立,见证着运河如何滋养出灿烂的文学篇章。

第四件唐代船型古墓。这座重达55吨的墓葬为唐代一对夫妻的合葬墓,采用独特的造船式工艺精心构建,整体造型仿造船舶,寓意夫妻二人死后“同登彼岸”、相守永恒。
墓室呈精巧的双莲瓣形,既象征夫妻同心合葬的亲密关系,又暗含佛教中的圣洁寓意;墓壁上清晰镌刻着青龙、白虎等道教神兽纹饰,将佛教莲花意象与道教四象文化巧妙融合。
它不仅生动反映了唐代墓葬艺术与宗教思想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更直观展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与工艺水平,是研究唐代丧葬文化、宗教信仰及手工业技艺的珍贵实物。

第五件是元青白釉波斯人物香插。这件文物堪称中外交流的活化石,香插上的波斯人物面带微笑,栩栩如生。
唐代扬州便是国际化商埠,波斯商人在此云集,“波斯献宝”的民谚流传至今。它印证了大运河作为“丝路枢纽”的重要作用,让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在此交汇共生。

第六件是清代苏州府铭官斛。这一标准量器是漕运制度的实物见证,漕船交粮时“起米过斛”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大运河催生了南粮北运的漕运体系,苏州府官斛的精准刻度,不仅体现了古代的计量智慧,更折射出运河作为经济命脉的繁荣景象。
“斛”和“升”、“斗”一样,是我国古代称量谷物用的量具,由官府制定发放的,叫做官斛,一个斛大概可以装80斤左右的稻谷。

第七件隋代萧皇后凤冠。这件礼冠出土于江苏扬州曹庄,虽出土时严重朽坏,经文物专家修复后,成为目前考古发现中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礼冠实物。
该冠以金、铜等10种材质,经锤揲、焊接等12类传统工艺制成,装饰12株花树、12枚钿花,配有宝钿蔽髻及博鬓,其部件配置与《隋书》所载皇后礼冠制度完全吻合,是研究隋朝服饰礼制的重要实证。

第八件为一组明代397件仪仗木俑群。它们出自明代鲁荒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的陵寝中。
这组仪仗俑是明代亲王陵中规模较大的仪仗俑群,以木质塑造文官、武将等形象,尽显明代服饰礼仪特征,印证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作为大运河枢纽,扬州历来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节点,唐代因经济繁荣出土三彩仪仗俑,明代借盐业兴盛,贵族墓葬常仿制京师规制陪葬仪仗俑。
这八件珍贵文物,从不同维度诠释了大运河的多重价值,恰似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理解这条千年运河的大门。
驻足扬州大运河博物馆,仿佛能听见运河水声穿越千年,而这些文物,正是文明长河中最璀璨的浪花,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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