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运塔的飞檐倒映在三湾湿地的碧波中，与文峰塔、天中塔形成“三塔映三湾”的盛景，这座形似泊岸巨轮的建筑，便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之名，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坐标。
有人疑惑，这条贯通南北的文明动脉，起点在北京、终点在杭州，为何国家级博物馆偏偏落户扬州？为何无单一镇馆之宝却件件堪称“镇馆之宝”？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来探寻这两千五百余年的运河波涛与百万件文物的文明密码。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诞生，是历史必然与时代使命的交汇。2014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面对国内现有运河博物馆多局限于局部、难以展现整体风貌的现状，一座国家级展馆的建设迫在眉睫。
于是，由张锦秋院士设计，融合新唐风与现代美学的扬州大运河博物馆，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标志性地标，于2019年5月奠基，2021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博物馆之所以能冠“中国”之名，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大运河的历史格局与扬州的核心地位。
大运河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其开凿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挖邗沟，这是文献记载中第一条有确切年代的运河。
至隋代，隋炀帝疏浚邗沟、开凿通济渠，正式构建起以洛阳为中心的“Y”字形水运网络。
进入唐宋盛世，大运河愈发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支撑起王朝的繁荣气象；元代对运河进行取直改造，最终形成南北直行的京杭大运河格局；明清两代持续疏浚修缮，使其最终成为绵延近3200公里、贯通五大水系、横跨八省的中华文明动脉。
它不仅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延续最久的人工运河，更被誉为“半部华夏史”，是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水路命脉，促进了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扬州是大运河上最璀璨的明珠：它是运河“第一锹”开挖地，见证运河全程变迁；作为运河与长江交汇点，汇聚历代水利智慧；更是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世界运河组织所在地，“世界运河之都”实至名归。
扬州与运河同生共长，在此建立国家级博物馆，既是对运河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扬州文化地位的认可，当之无愧。
走进博物馆，你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镇馆之宝”，却被观众誉为“件件都是镇馆之宝”。
因为大运河的文明不是靠单件国宝支撑，而是由无数平凡却珍贵的文物，共同编织出流动的历史长卷。每一件文物都是运河生命的片段，是古人生活的写照，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它们或许没有耀眼的材质，却承载着最真实的历史记忆——从漕运的粮食到贸易的瓷器，从水利的工具到百姓的日用品，串联起运河沿岸的烟火人间与家国兴衰，共同构成了大运河的精神内核，这便是“镇馆”的真谛。
在众多文物中，八件珍品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分别从不同维度诠释着运河的价值。
第一件是古汴河河道剖面图。这方长25.7米、高8米的遗址切片，来自开封州桥遗址，层层叠叠的地层线清晰标注着从唐代到现代的岁月痕迹。
黄河泛滥的泥沙掩埋了古桥，却封存了历史的年轮，让观众直观感受王朝兴替与运河绵延的沧桑，堪称“立体的史书”。
第二件《运河漕运图》。这幅长达28米的清代绢本彩绘，以鸟瞰视角全景式描绘了从北京至杭州的运河全线。
画中近万个人物形象、数百艘漕船、沿岸城市景观与自然风光交织，堪称“运河版《清明上河图》”。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清代漕运制度、沿岸地理变迁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件是唐符离县石界碑。这块残缺的石碑发现于隋唐大运河宿州段，唐宋时期扼守汴河要冲，既是运河畔的导航路标，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符离生活22年，写下“离离原上草”的千古名句，石碑默默矗立，见证着运河如何滋养出灿烂的文学篇章。
第四件唐代船型古墓。这座重达55吨的墓葬为唐代一对夫妻的合葬墓，采用独特的造船式工艺精心构建，整体造型仿造船舶，寓意夫妻二人死后“同登彼岸”、相守永恒。
墓室呈精巧的双莲瓣形，既象征夫妻同心合葬的亲密关系，又暗含佛教中的圣洁寓意；墓壁上清晰镌刻着青龙、白虎等道教神兽纹饰，将佛教莲花意象与道教四象文化巧妙融合。
它不仅生动反映了唐代墓葬艺术与宗教思想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更直观展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与工艺水平，是研究唐代丧葬文化、宗教信仰及手工业技艺的珍贵实物。
第五件是元青白釉波斯人物香插。这件文物堪称中外交流的活化石，香插上的波斯人物面带微笑，栩栩如生。
唐代扬州便是国际化商埠，波斯商人在此云集，“波斯献宝”的民谚流传至今。它印证了大运河作为“丝路枢纽”的重要作用，让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在此交汇共生。
第六件是清代苏州府铭官斛。这一标准量器是漕运制度的实物见证，漕船交粮时“起米过斛”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大运河催生了南粮北运的漕运体系，苏州府官斛的精准刻度，不仅体现了古代的计量智慧，更折射出运河作为经济命脉的繁荣景象。
“斛”和“升”、“斗”一样，是我国古代称量谷物用的量具，由官府制定发放的，叫做官斛，一个斛大概可以装80斤左右的稻谷。
第七件隋代萧皇后凤冠。这件礼冠出土于江苏扬州曹庄，虽出土时严重朽坏，经文物专家修复后，成为目前考古发现中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礼冠实物。
该冠以金、铜等10种材质，经锤揲、焊接等12类传统工艺制成，装饰12株花树、12枚钿花，配有宝钿蔽髻及博鬓，其部件配置与《隋书》所载皇后礼冠制度完全吻合，是研究隋朝服饰礼制的重要实证。
第八件为一组明代397件仪仗木俑群。它们出自明代鲁荒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的陵寝中。
这组仪仗俑是明代亲王陵中规模较大的仪仗俑群，以木质塑造文官、武将等形象，尽显明代服饰礼仪特征，印证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作为大运河枢纽，扬州历来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节点，唐代因经济繁荣出土三彩仪仗俑，明代借盐业兴盛，贵族墓葬常仿制京师规制陪葬仪仗俑。
这八件珍贵文物，从不同维度诠释了大运河的多重价值，恰似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理解这条千年运河的大门。
驻足扬州大运河博物馆，仿佛能听见运河水声穿越千年，而这些文物，正是文明长河中最璀璨的浪花，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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