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应老程之邀，安排了一趟安庆之旅。
老程，我以前的同事，当年关系甚好。老程总说欣赏我的才华，我也一直佩服他的能力。不过，我们确实有些年没见了。
我早已不工作，自奶奶脑梗后，一直陪她往返医院康复训练，至今六年有余。老程之所以回安庆，也是因为母亲有病需要照顾。
故而，如今的我们又互相增添了一份惺惺相惜之感。
安庆老城区
在安庆一个礼拜，老程每天好吃好喝招待着，并且全程陪游。
我以前来过安庆三次，但当时只是路过，并不曾深入，只欣赏过安庆的自然风光。为菜子湖冬天遮云蔽日的候鸟震撼过，也为菱湖夏天荷花盛开的美丽动容过；在长江边拍过日出，也曾沿着江堤漫步注视着这滚滚长江东逝水。
但这次，在老程的陪同下，终于将安庆市（迎江区、大观区、宜秀区）的人文古迹都走了个遍，国家级与省级的文保单位一个都没落下。
长江江堤
安庆，建城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安庆自古有“宜城”之称，更有“安徽之母、禅宗之源、京剧之祖、黄梅戏之乡”的称号。
作为国务院批复的第10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体现在近代。整个安徽省只有7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就占据2座，除了安庆市，还有安庆下辖的县级市桐城。
今天只谈安庆，不谈桐城，尽管老程就是桐城人。
“一座安庆城，半部近代史”，此言非虚，亦非夸张。
陈独秀、邓稼先、陈玉成、曾国藩、赵朴初、徐锡麟、熊成基、范传甲、刘文典……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安庆人，有的是在安庆完成人生壮举，成就人生霸业。
不管是如何同安庆产生交集的，他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安庆博物馆
安庆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看的。
作为市博物馆，安庆博物馆的级别并不比省级的安徽省博物馆低，它俩都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安庆博物馆更是做到了“三馆合一”，即安庆博物馆、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安庆市革命文物陈列馆，三馆实行一体化模式管理。
安庆博物馆有6个固定展馆，2个临时展厅。这其中，安庆古代文明陈列馆与安庆近代文明成列馆，显然是最重要的。当然，对黄梅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细品味黄梅戏艺术陈列馆。
在参观国内博物馆时，我们常会遇到一些共性的现象：历史陈述方式相对传统，展览内容还有待与时俱进；在展品的筛选与呈现上，也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真伪鉴定和展示效果可以更加完善。
安庆博物馆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个值得专程探访的地方。因为走上一遍后，对安庆乃至安徽省的历史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如缕，从而很多以往的困惑自然也能迎刃而解。
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丌北古剑
众所周知，行省制度起源于元朝。
元朝时，安庆路属于河南江北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即今天的开封；明朝时，安庆府属于南直隶，南直隶治所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清朝时，安庆府属于江南省，清朝初期的江南省和明朝的南直隶几乎没有区别，省会仍然在南京。
直至顺治时期，情况发生改变，清政府忌惮江南省的经济实力可能会威胁到中央政府，顺治皇帝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分别交由江南左右布政使司管理，这便是安徽省出现的雏形。最终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康熙皇帝将江南省正式拆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此格局沿用至今日。
故安徽省成立于1667年，距今350余年历史。但安徽省成立初始，省会仍然在南京，当时的南京曾同时管理江苏、安徽两省近百年。今天很多人总是戏称南京为“徽京”，看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安徽的省会正式迁往安庆。尽管因为太平天国战争、民国军阀割据战争、抗日战争等特殊时期，安徽的省会曾短暂临时迁至合肥、蚌埠、六安等地，可这些时间全部加起来也就20余年。
换句话说，安庆作为安徽的省会，实打实算都有160余年。如果因战乱迁往异地的临时政府不算，再加上安徽省刚成立的那近百年历史（虽然南京是官方名义上的省会，安庆已是实际上的省会），安庆作为安徽的省会更是拥有280余年历史。
然而，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至今才不到80年。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今天的安徽省省内并没有多少凝聚力：皖南人是跟着杭州走的；皖中人是向南京看齐的；皖北人只能和中原文化圈的混；安庆人还骄傲地抬着头，不愿放下身段，活在曾经无比辉煌的历史中。
江南省拆分为江苏与安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记忆。
我认为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安徽各个地区的人之所以有不同的心之向往，这和语系不同同样有着必然联系。
皖南的徽州，即今天的黄山，其主体属于徽语区。徽语今天是独立的语系，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定义为吴语的一支，即吴语徽严片。故而，徽州人同讲吴语的杭州人有着天然的认同感。更何况，浙江本就是当年徽商最重要的经商区域。
皖中，即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区域，其主体属于江淮官话区。尽管历史上的南京也曾属于吴语区，但随着东晋时期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南京话便由吴语开始向江淮官话过渡，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南京话被正式定义江淮官话的核心代表。同样都是江淮官话区，皖中人和南京人亲切也就理所当然了。
皖北，即淮河以北区域，其主体属于中原官话区。皖北人自然就和同为中原文化圈的河南人、鲁西南人更亲近。
安徽省内方言分布图
安庆，由于历史上长期作为安徽的省会，则是特殊的存在。
安庆的主体同样属于江淮官话区，理论上安庆人应该属于皖中文化圈，应该同南京人、合肥人亲密无间。但由于每个人都需要身份认同（尽管大部分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让安庆人与南京人、合肥人的关系相当微妙。
上文已经说过，江苏、安徽两省本是一家，即明朝的南直隶、清初的江南省，而南京一直是南直隶、江南省的省会，并且江苏、安徽分家后，南京仍然名义上代管了安徽近百年。安庆，作为一个新兴的省会城市，必然要同南京长期保持分庭抗礼的状态。它俩显然存在竞争关系。
至于合肥，尽管合肥也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但合肥的历史不属于才诞生350余年的安徽省，而是属于还不曾有安徽省的庐州。正是由于合肥在安徽历史上的地位远远不如安庆，安庆人似乎根本瞧不上合肥人。
何谓“安徽”？“安”即安庆，“徽”即徽州。故有“安庆是安徽之母，徽州是安徽之父”一说。虽是戏说，但这份量就不是合肥能承受得起的。
安庆长江边的日落
当然，安庆人确实配得上这份骄傲与自傲。
在中国近代史上，安庆曾创造过多项中国“第一”，安庆博物馆内亦有详细介绍。
安庆军械所，但凡上过初中历史课都知道，这是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官办军用企业，被视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也是清末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
就在安庆军械所内，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诞生了中国第一把现代手枪……
尽管安庆军械所只存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但确实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1864年，随着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安庆军械所亦随之迁往南京，并改建为金陵军械所。
当然，安庆军械所能够在安庆创办，本身是机缘巧合。湘军攻克安庆城后，曾国藩是为解决湘军急需的武器弹药而创办军械所。尽管只是临时性军事工业基地，安庆军械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历程的贡献应当被所有中国人牢记。
中国第一部电话机，安徽第一所大学，安徽第一座图书馆，安徽最早的发电厂，安徽最早的自来水厂，安徽最早的电报局……
这些“第一”，同样都是安庆创造的。
安庆军械所
既已谈到曾国藩和太平天国，那就不得不提一下英王府。
太平天国英王府及太平天国英王府壁画，省级文保单位，位于迎江区任家坡街。该宅原为清朝官员宅邸，因太平天国攻占安庆后英王陈玉成将其改造为自己的私宅而得名。湘军收复安庆后，此宅又成为了曾国藩的督帅行署。
据说，英王府内有四幅当年的彩绘壁画，文物价值极高。然而，实际看到的令我十分失望。墙上并非真壁画，乃打印在纸上的复制品粘贴墙上。至于所谓的真壁画究竟在何处，我无从知晓。为保护珍贵文物，或许真壁画就在打印纸的背后。我只能这样去理解。
除此之外，英王府内的真古迹不多。门口的石鼓，府内的柱基石，是我看到的唯一真古迹。
太平天国英王府及太平天国英王府壁画
当然，今天的英王府已被打造成安庆近代史陈列馆。其内容虽然和安庆博物馆有相当的重复，对参观者而言加深印象总是好的。
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在历史教科书里总是以正面形象示人，但太平天国运动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用“祸患”二字形容恐怕亦不足以反应当时的真实情况。清政府收复失地后，为彻底消灭太平军余孽，其手段之残忍同太平军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拿安庆城为例，太平军攻占安庆后，城内的各级官员及清政府的守军几乎被屠戮殆尽。曾国藩的湘军收复安庆后，更是对安庆城内的太平天国守军与平民进行了无差别屠杀。
短短十年内，安庆被屠戮了两次，整座安庆城可谓是人间地狱。太平天国战争，也让安庆这个蓬勃发展了一、两百年的新兴省会城市，开始走向衰弱。
不过，有一说一，尽管太平天国运动祸国殃民，但这场浩劫的的确确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江南士绅阶层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让清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江南赋税收入。同时，湘军、淮军等开始崛起，替代了原来的八旗军、绿营军。
至少，这为我们汉人推翻满清统治奠定了基础。
太平天国战争
经历太平天国战争的安庆城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凭借长江口岸的天然优势，清末的安庆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在安徽省内仍然是独一档的存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尔后的数十年内，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不断迫使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也就是从1860年开始，西方列强多次要求清政府开放安庆。但清政府认为安庆的战略地位过于重要，出于军事和政治安全考虑，长期拒绝开放。
这点不难理解。从地理位置上说，安庆处于武汉和南京之间，是控制长江水道的关键节点。更何况，才结束的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湘军为收复安庆城，这场仗在安庆前后持续了两年。收复安庆后，湘军便一鼓作气，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让太平天国彻底灭亡。可见，安庆一旦沦陷，长江下游可谓是门户大开。
故而，直到1902年，也就是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的一年后，在与英国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清政府才正式将安庆开放为通商口岸。
平心而论，安庆的开放更多是形式上的。安庆虽然设立了洋关，但由于长期未正式开埠，也不曾划定租界范围，西方势力的对安庆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曾国藩
如果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清政府这步棋对安庆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以上海为例，上海之所以是今天的上海，90%以上的因素要归结为《南京条约》后的开埠。上海1842年即已成为通商口岸，是中国最早开埠的五座城市之一（另四座城市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如果没有开埠，上海今天大概率仍然只是一个十八线的小县城。
武汉（当时指汉口）于1858年由《天津条约》成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第二批开埠的城市；重庆于1890年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成为通商口岸；南京本也应该由《天津条约》成为通商口岸，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南京实际到1899年才正式开埠。
昔日的长江五虎中，安庆是最后一个成为通商口岸的，并且所谓的开埠有名无实，这让安庆输在了起跑线上。不论是经济功能还是影响力，安庆当年在长江五虎中均列末位。
长江五虎
即便如此，洋人当年还是为安庆做出了一定贡献。
同仁医院旧址，省级文保单位，位于迎江区同仁路与海医路交叉口处。当年的同仁医院，也就是昔日的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今天的安庆一一六医院。
这所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6年，初创时名为“美国圣公会安庆医诊所”，改名“圣公会同仁医院”后正式对外营业。
时至今日，仍有四栋当年建筑留存，一眼便能看出是西式风格。其中，以三层砖木结构的同仁医院大病房楼最为壮观。历经百年风霜，大病房楼今天仍然作为功能设施在使用。当年的“圣公会同仁医院”石额仍在，是逾百年的真古迹。
西小楼，典型的西式洋楼。据说当年是同仁医院院长戴世璜（Harry Taylor）及其家人的居所。今天被打造成为了院史展览馆。
护校楼，中西结合样式建筑。据说当年同仁医院开设高级护士学校，该楼即教学楼。现为医院办公室。
同仁医院病房辅楼，看着同样有点中西结合样式。据说当年是同仁医院美国女医生居所，如今挂着“军人之家”招牌，或许是离休军官寓所。
同仁医院旧址——大病房楼
可以这么讲，教会医院与教会学校，就是西方列强当年强行打开清政府国门后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随便举几个例子：
燕京大学，撤销后各院系分别并入今天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圣约翰大学，撤销后各院系分别并入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齐鲁大学，撤销后分别并入今天的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
当年知名的教会大学另有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
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都受过当年教会大学的恩惠与馈赠。
至于教会医院，今天的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山东齐鲁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等，它们的前身都是教会医院。
毫不夸张的说，是教会大学和教会医院，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与医疗事业的基础。
基督教圣诞堂
就在安庆一一六医院不远处，另有两处市级文保单位，分别是：基督教圣诞堂与基督教办公楼。
圣诞堂，同样是由圣公会所建，据说当年是培媛女中的专用礼拜堂。培媛女中，全名“中华圣公会培媛女子学校”，从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除了圣诞堂建筑本身，另有三块当年的石额留存至今，其中一块赫然刻有“培媛女学堂”五个大字。
圣公会在安庆创办的教会学校还不止培媛女中一所，另有崇实英文男子学堂，即圣保罗中学。当年的圣保罗中学，如今成了安庆二中。
至于基督教办公楼，据说是当年李遹声牧师的居所。
这个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李遹声牧师可大有来头，其家族在美国可谓名门世家。南北战争中，南方军最高统帅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便是其家族成员。美国成立前，参与签署《独立宣言》总计有56个人，其中有2位（理查德·亨利·李、法兰西斯·莱富特·李）也来自其家族。
同仁医院院长戴世璜、圣保罗中学校长施赖奥克以及李遹声牧师，当年都是圣公会的核心成员。
离圣诞堂不远的地方，另有一座天恩堂，同样是圣公会当年所建。可惜，侵华日军在攻占安庆后将其拆毁。所幸天恩堂的门额今尚在，石额上“中华圣公会天恩堂”八个大字清晰可辨。
据说，圣公会当年在安庆建造了三座教堂，除圣诞堂、天恩堂外，另一座是圣救主座堂。
圣救主座堂今天尚在，乃市级文保单位。只不过，我尚未有缘一观。此次安庆之旅，原本安排的便是国家级与省级文保单位，市级的并未列入行程。能找到基督教圣诞堂、基督教办公楼这两处市级文保点，只是因为它们就在同仁医院旧址这个省级文保点附近，凑巧遇上而已。
基督教办公楼
再回到安庆的历史。
就在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五年后，安庆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两件足以改变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事。
说到辛亥革命，国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改国号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是，很多国人不知道的是，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N次起义，只是都没有成功罢了。
1911年6月保路运动；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在辛亥革命众多的前奏曲中，安庆就占有两曲，分别是：1907年7月的浙皖起义与1908年11月的马炮营起义。
浙皖起义，是光复会策划的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发起的联合起义。计划是，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发动起义，尔后秋瑾攻取浙江杭州。由于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浙江方面尚未起事，秋瑾即在绍兴被捕。
徐、秋二人，随后双双慷慨就义。
马炮营起义，是光复会的熊成基与同盟会的范传甲，利用清政府在太湖举行新军秋操城内兵力相对薄弱之机策划的起义，旨在拿下安庆城，从而建立新政府。由于城内革命党人未按原计划接应，亦以失败告终。
范传甲慷慨就义；熊成基东渡日本，后于1910年在哈尔滨就义。
为纪念英烈，民国元年安徽省政府即在安庆为熊、范二人建立祠堂。熊范二烈士专祠，已有百余年历史，据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辛亥革命纪念专祠。
该祠堂在迎江区沿江东路，目前是省级文保单位，祠堂内有熊、范二人及当时其他革命党人光荣事迹的详细介绍。
此外，大观区三祖寺街另有一处与马炮营起义相关的省级文保单位，即熊成基安庆起义会议旧址。
熊范二烈士专祠，据说该建筑始建于清顺治年间，距今已近400年历史。熊成基安庆起义会议旧址，看着只是一栋普通的四合院平房，其历史也应当超过百年。
对面革命英烈，建筑本身的文物价值已经不重要了，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的牺牲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熊范二烈士专祠
熊成基安庆起义会议旧址
缅怀革命党英烈的同时，我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徐锡麟与秋瑾是绍兴人，熊成基是扬州人，范传甲是寿县人，他们都不是安庆人，却为何都选择在安庆发动起义？
安庆是安徽的省会，更是控制长江水道的关键节点，政治地理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不想反复讨论这点。
此处，我只想从“人”本身的角度思考，剖析一下安庆人。
关于安庆人的来源，安庆博物馆内亦有介绍，大概可以追溯到“瓦屑坝移民”事件。
元末由于战乱等各方面因素，江淮流域人口锐减，大片田地荒芜，明朝政府强推“洪武赶散”政策，组织了大规模移民。
根据史料记载，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年这48年间，仅江西一省移民总数就多达230余万人。移民到安庆的江西人，主要来自饶州和九江两地，尤其以饶州居多。饶州，即今天的鄱阳县；瓦屑坝，即今天鄱阳湖畔的鄱阳县莲湖乡。
据说当年安庆府有居民42万，其中27万来自瓦屑坝。所以，安庆人的祖上，80%来自明初的江西移民。
别看今天江西经济并不算发达，与其周边省份比，似乎存在感不强。古时江西综合实力那是绝对的强，尤其是两宋时期。
宋时江西地区人口居全国之首，财政收入占全国20%以上。教育与文化方面，江西更是冠绝全国。江西地区书院林立，书院数量远超别的地区；两宋时期江西进士数量排全国第二，江西更有宋代文学半壁江山之称。
江西的衰弱，就是从明初移民开始的，毕竟在古代人口就是最大的财富。
言归正传，安庆人传承了江西人的“文”，这是基因里自带的。
瓦屑坝移民
太平天国战争后，安庆人口再一次锐减。据史料记载，这场战争让安庆府的人口损失了60%。于是，新一轮移民又开始了。
皖北、皖中，是安庆这轮人口输入的主要移民来源，亳州、阜阳、六安、霍山等地均有人口输出；毗邻安庆的湖北黄冈也输出了一定人口；
但是，皖南地区更惨。据说，宁国府人口损失高达70%以上。这其中又以广德州最甚，用“十室九空”都不足以形容，人口损失率达到了惊人的98%。
所以，与这轮移民的人口输入比，安庆人更多的是人口输出，主要迁往皖南地区的宁国府、池州府、广德州等。
但不管怎么说，迁入安庆的那部分皖北、皖中、苏北人，又让安庆人拥有了“武”。淮河流域人的“武”，就像江西人的“文”一样，也是基因里自带的。于是，造就了清末民初安庆人“能文能武”的特征。
能文不能武，总感觉缺少魄力；能武不能文，又有有勇无谋之感。我想，革命党之所以两度选择在安庆起义，也是看中了安庆人“能文能武”的优秀特质。
山东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考公？毕竟山东是孔孟之乡。温州人为什么这么拼命做生意？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逼着温州人当年必须去闯天下。扬州人为什么喜欢早茶与搓澡？依托漕运与盐商扬州富了近千年，有钱又有闲当然可以享受生活。
中国那么大，即便是汉人，每个地方的汉人也都有着不同的鲜明特征。我想说，特征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不同环境与不同历史铸就出的不同结果。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存在即有理。
聪明好学、重视教育、吃苦耐劳、敢闯敢拼，是安庆人最明显的优点。行事保守、清高自负、利己至上、略显排外，似乎就是安庆人的缺点。
陈独秀
从曾国藩到陈玉成，从戴世璜院长到李遹声牧师，从徐锡麟到熊成基、范传甲，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安庆人，他们都是在安庆迎来人生高光时刻。
下面谈论几个真正的安庆人，看看他们是不是符合上述的优缺点。
陈独秀，安庆近代史上最知名的人物。所谓“北李南陈”，北有李大钊，南有陈独秀。如果没有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恐怕会延迟不少时间。
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五四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陈独秀的履历没有必要过多赘述，世人尽知。
我只想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真正有理想的人。但有理想的人，做事往往又过于理想化。太过理想化的人生，可能并不会有太好的结局。正如陈独秀，晚年拒绝外人一切帮助，最后在穷困潦倒中病逝。
在友人帮助下，陈独秀死后才得以在四川江津安葬。五年后，即1947年，其子将其灵柩迁回故乡安庆，遂有今天的“独秀园”。
“独秀园”内的陈独秀墓，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园内另有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内容相当详尽。
陈独秀，字仲甫。其实，“独秀”与“仲甫”都是他的笔名，是他一生用过的38个笔名中的两个。
另有一点需要指出，说到陈独秀，世人都会认为他是安庆怀宁县人。其实，陈独秀的出生地就在安庆市，即同仁医院旧址、圣诞堂、天恩堂附近。只不过，当年这里属于怀宁县。
安庆老城，在历史上长期是怀宁县县城。事实是，怀宁县衙、安庆府衙、安徽省衙，当年是同城而设的，怀宁县政府直到1952年才迁出安庆城。今天安庆市主城区大部分区域当年都归怀宁县管辖，这才有了陈独秀是怀宁人一说。
故而准确讲，陈独秀是地地道道的安庆人。
作为中共工号001的员工，陈独秀无疑是敢闯敢拼的典型，但陈独秀的生平事迹说明他也是行事保守之人。
陈独秀墓
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同样是安庆怀宁县人（今属安庆宜秀区）。
与陈独秀在安庆度过青少年时期不同，邓稼先不到1岁即随母亲迁往北平生活，其人生轨迹几乎与安庆不曾有多少交集。
位于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的铁砚山房，是省级文保单位，邓稼先的出生地，也是邓家的祖宅。参观后我对老程发出感叹：我之所以不是成功人士，原来是祖上不给力。
虽是当笑话讲，但也是真心惊叹于邓稼先家族的辉煌。邓家出过的名人，光墙上有介绍的就有九位。书画家、教育家、美学家、科学家，可谓应有尽有。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邓稼先，以及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故“铁砚山房”又被称为“两邓故居陈列馆”，“两邓”即邓石如与邓稼先。
邓石如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清代碑学书法巨擘，邓派篆印创始人。
铁砚山房，即邓石如所建，距今已有200年以上历史。现存建筑据说重建于同治年间，距今也有近160年。门口的门枕石，宅内的柱基石，墙上的石额，均为真古迹。门枕石上的动物石雕十分精美。
此外，离铁砚山房数几公里外的虎山村另有邓石如墓，也是省级文保单位。
但邓石如墓乃现今重修，并没有多少古迹，只有墓前两根望柱或许是古迹。碑文由启功题写。别的就没什么了。
邓稼先与邓石如，可谓是安庆人聪明好学、重视教育的典型。
铁砚山房
邓石如墓
刘文典，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庄子研究专家，安徽大学首任校长及主要创办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我家中就有刘文典先生的两部著作，分别是：《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这两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分别来自《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与《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丛书，可谓经典。
当然，刘文典先生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属与老蒋的斗殴。
据说当年，安徽大学的学生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发生冲突并闹得沸沸扬扬，老蒋路过安徽欲调停此事，遂前往安徽大学并要求刘文典严惩闹事学生，被刘拒绝后二人发生冲突。老蒋掌掴了刘，刘飞踹了蒋。
后来刘的儿子澄清，冲突是有，但斗殴与肢体接触并不存在。但不管怎么说，刘文典先生不畏强权，当众顶撞老蒋是客观事实。文人的骨气与气节，那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更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抗战期间广东军阀陈济棠欲反蒋介石，得知刘文典与老蒋有过节，遂邀请刘到广东一同反蒋。刘登报发表声明，言虽与老蒋有过过节，但放眼全国目前唯有老蒋一人可担领导全国抗日之重任，在民族存亡之秋先前的一点小恩怨又算得了什么，为抗战胜利愿做老蒋的小卒。
我只能说，佩服佩服。
刘文典是合肥人，但祖籍是安庆怀宁县人。宜秀区大龙山镇有刘文典墓，也是省级文保单位。
刘文典先生的这一些列头衔足以证明，安庆人聪明好学是毋庸置疑的了。但与老蒋冲突的故事又说明，不畏强权的刘文典先生一定也是清高自负之人。
瑕不掩瑜，我还是表示衷心敬佩。
刘文典
刘文典墓
宜秀区大桥街道另有一处省级文保单位，安庆叶氏宗祠。据说，这是安庆市里唯一一栋祠堂类的古建。
不过，有一说一，祠堂几乎全部是新建的。原有的门枕石都没安置在祠堂门口，只是搁置在地上而已。这个祠堂文物价值不大。
祠堂外另设一馆——叶笃正生平陈列馆。我以前并不曾听闻叶笃正之名，参观后才知道他是知名气象学家。
与刘文典一样，叶笃正是天津人，只不过祖籍安庆而已。
叶笃正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但凡有寺庙，就能看见赵老的大名，因为各个寺庙匾额上的寺名，通常由作为佛教协会会长的他题写。
印象里，当代题字第一人就是赵朴初，第二人可能是启功。
但是说实话，在本次安庆之旅之前，我并不知道赵朴初是安庆人，直到规划行程时方得知安庆市里有赵朴初故居。
赵朴初故居，又名为“世太史第”，国家级文保单位，位于迎江区天台里街。
据说，该宅第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初为明刑部给事中刘尚志的私宅。清同治年间，翰林院庶吉士赵畇购得后又重修，始为赵氏府第。
赵家可谓名门望族，赵畇之父赵文楷，赵畇之子赵继元，赵畇之孙赵曾重，连同赵畇本人，皆官至翰林。“世太”即翰林别称。正因为赵氏四代翰林，遂有“世太史第”之名。
赵朴初，即赵曾重之孙，也就是赵畇的曾孙。
世太史第很大，东四进、西三进，总计七进五院，具备徽派建筑特色的同时，又融入了江淮古民居的特点。
门口一对抱鼓石极大，且动物石雕极其精美；石额上刻有“世太史第”四字，两侧楹联则分别竖刻“江山如画”、“物我同春”；石门框上则有五蝠捧寿石雕图案；宅第内柱基石上的石刻同样精美；另有古碑一块。这些都是真古迹。
此外，院内南侧有碑廊，乃赵朴初的书法碑刻。
既然“世太史第”今天以“赵朴初故居”命名，宅第内自然是关于赵老的生平介绍。平心而论，参观后我对赵朴初本人产生了失望之感。
原本以为，赵朴初是得道高僧。参观后方知，赵朴初压根不是僧人，赵老不但是佛教协会会长，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说白了，赵朴初就是一个玩政治的。
想想也是，不玩政治，又如何成为佛教协会会长。是我以前的想法太幼稚。
毫无疑问，赵家又是安庆人重视教育的典型，但我认为赵朴初一定也是利己至上的精明之人。
赵朴初故居
严凤英，安庆桐城人，黄梅戏一代宗师。
来到安庆，黄梅戏这个话题肯定是绕不开的。尽管关于黄梅戏的起源，安庆人和湖北黄梅县人历来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严凤英，那么黄梅戏或许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戏种。要知道，中国现存的戏曲剧种仍有数百个之多。
而如今，应该没有不知道黄梅戏的中国人。黄梅戏之所以能与京剧、越剧、豫剧、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严凤英功不可没。
当然，作为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我要说黄梅戏能够被中国人广泛接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黄梅戏相对容易听懂。
这点真的很重要。京剧、越剧之类的，我不看字幕几乎是完全听不懂的。
这里不得不说一个题外话，那就是参观过安庆博物馆后我才知道，安庆居然是京剧之祖。话说200多年前，一支从安庆出发的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这支徽班的戏不但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并且在京城立足。尔后，戏班融合南北声腔，最终孕育出京剧。
此外，京剧一代宗师梅兰芳的母亲，也是安庆人。
严凤英
安庆市里与严凤英有关的文保点有两处：严凤英故居与严凤英墓，均是省级文保单位。
严凤英故居在宜秀区罗岭镇黄梅村，据说这个罗岭镇原先属于桐城，2005年才划归宜秀区。故居内毫无疑问都是关于严凤英生平的介绍。
不过，听当地人讲，罗岭镇的这个故居只是严凤英养父的居所，严凤英本人根本没有出生在此处，也不曾在这里生活过。
通常情况下，穷苦人家出生的人，这样的出身背景很多事情往往难以精确考证。严凤英，毫无疑问是安庆人吃苦耐劳这一优点的典型。
严凤英墓，在大观区菱湖公园内。开篇我就说过，菱湖昔日有曾游玩过。只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严凤英是谁，更别说其墓了，去菱湖只是纯粹欣赏湖景。
严凤英生于1930年，死于1968年，死时才38岁。年纪轻轻，便死于非命，死后还被人开膛破肚，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是荒唐至极。
我也问了当地人，严凤英原本只是个放牛娃，分明就是贫农出身，怎么也会受到打击？人家回答我，严的确穷苦出身，但凭借唱黄梅戏后来还是相当有钱的。
这个回答让我豁然开朗，说白了还是人性，人性之恶。
这就好比，作为一个底层人，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上层人士赚再多的钱，你心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甚至还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和你一个阶层的身边的人，如果哪天突然发迹了发达了，赚上大钱了，你就会心里特别不平衡，乃至期盼他尽快将来一败涂地。
这就是人性可怕之处。
就像那场浩劫，我始终觉得把那场浩劫全部怪罪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他的政策，只是把人性的恶激发出来了而已，让你可以尽情作恶。
可你始终没有发现，最可怕的其实就是你自己。
严凤英故居
能写的安庆人物大概也就这些了。
一来，本次安庆之旅都在安庆市辖三区范围内，并未涉及安庆下辖的县市；二来，只去了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多如牛毛的市级文保单位尚未一一走遍。关于安庆其他值得一写的人物，只有留待下一次安庆之旅后了。
人物虽然言尽，本次旅行值得一观值得一写的古建筑还有很多。
迎江寺，位于迎江区沿江东路，是来安庆必去的一个点。
据说，迎江寺始建于宋，明万历年间、清顺治年间、清同治年间数次重建。今天在寺内看到的古建，大多是清同治年间留存至今的古迹。此外，同治年间那次重建对于迎江寺历史而言亦为关键节点，“迎江寺”之名即在那次重建后得来。
迎江寺内目前有三处文保单位，分别是振风塔、大士阁、广嗣殿。
迎江寺
振风塔，国家级文保单位，可谓镇寺之宝。该塔始建于明，明清两朝数度重修，砖石结构，乃八面七级阁楼式塔，因屹立于长江边古时具备导航引渡功能，故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誉。
塔内留存文物极多：第一层外墙有石额2块，石碑5块，石额分别刻有“九州锁钥”、“放大光明”，石碑为《重修振风塔记》、《竹庄吴中丞像赞》、《鹅泉王先生像赞》等，大部分是同治年间之石刻；第二层外墙有精美砖雕，塔内则有碑帽5块；塔身嵌有砖雕佛像千余尊，据说有数百尊是明朝真迹；塔内更嵌有石刻52块，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三层，石刻均来自明、清两朝，最早的石刻则可追溯到明隆庆年间，距今已有450余年历史。
据说，第三层壁龛中还有16幅壁画，可我始终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为保护壁画考虑，又将其封入墙内。
不过，振风塔最神奇之处当属内部的布局设计。如果不是因为今天已在地上标识有上下方向，很容易在塔内迷路。据说，这被称作脱节螺旋和反时针螺旋踏跺的迷津设计。
登塔后视野极佳，既可俯瞰安庆城，又可一观长江水。
振风塔
大士阁，省级文保单位，砖木结构，两层楼房，一眼便能看出是民国建筑，并且是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
“民国七年由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捐资兴建；屋顶采用传统抬梁式构架，檐口装饰西式线脚；立柱保留中式朱漆工艺，柱础采用罗马柱式雕刻；窗棂纹样结合江南格栅与巴洛克风格曲线”，这是我在网上能找到的关于迎江寺大士阁的所有介绍。
事实上，迎江寺内也没有关于大士阁的任何介绍，且大士阁并未向游客开放。
广嗣殿，市级文保单位。该建筑始建于清顺治年间，面阔五间，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式样。据说，广嗣殿原名“老大士阁”。殿内主梁上有字，“清顺治十六年建道光十五年第一次修”。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广嗣殿、天王殿、大雄宝殿的柱基石一看即知皆是真古迹，柱基石上的石雕都很精美，且大雄宝殿地基须弥座应该也是真古迹，石刻图案相当漂亮。那为何广嗣殿是文保单位，天王殿与大雄宝殿就不是？
恕我眼拙，实在难以辨析。
此外，迎江寺内另有赑屃碑数块。迎江寺，绝对值得一往。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尽管迎江寺属于禅宗临济派，但安庆“禅宗之源”的称呼与迎江寺并无关系。
禅宗二祖是慧可禅师，禅宗三祖是僧璨禅师。安庆地区确实是两位高僧当年弘扬佛法的主要活动范围。但二祖寺在安庆岳西县的司空山，三祖寺则在安庆潜山的天柱山。二祖寺与三祖寺，才是禅宗祖庭。
大士阁
广嗣殿
安庆南关清真寺，位于迎江区大南门街，也是国家级文保单位。
据说，南关清真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乃爱国将领、明世袭骠骑将军马义捐资所建。明清两朝多次重建，现今所见的清真寺，乃清光绪年间重建之古迹，距今亦有百余年历史。
清真寺内古迹不少：墙内嵌有石刻12块；竖有《重建清真寺记》石碑一块；“回教礼拜堂”石额一块；最精美的当属正门台阶上镶嵌的那块盘龙白玉汉石。
此外，清真寺内的抱鼓石、柱基石、石栏等，均为存留下来的真古迹。当然，这些古迹大多是光绪年间之物。
在南关清真寺东侧，另有一探花第，乃市级文保单位。
据说，该第主人马大用是清雍正年间的武探花，马大用则为马义的八代孙。要知道，在古时武状元比文状元难考得多。文状元，可以手无缚鸡之力；但武状元，必须文武全才。同理，武探花也一定比文探花难考得多。安庆马氏一族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事实上不管是哪里，回民都为当地做出过相当贡献。并且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回族比我们汉人团结多。故而，回人当年做出的贡献可以更好地被后人知晓。欲了解安庆回民史，探花第就是最好的去处，宅内介绍相当详尽。
探花第内亦留存有不少古迹：同治年间《奉宪永禁》古碑一块；“马氏试馆”石额一块；“清真阿文女子公学校”石额一块。
此外，宅第内的柱基石，门口的四块旗杆石，都是真古迹。旗杆石上的石雕尤为精美。
安庆南关清真寺
探花第
安庆天主堂，位于迎江区孝肃路，同样是国家级文保单位。
据说，安庆天主堂的始建与同治年间的安庆教案有关，最终以官府赔偿土地给教会建教堂告终。教堂在同治十一年（1871年）落成，距今已有150余年历史。教堂最初名为“安庆耶稣圣心堂”，光绪年间扩建后正式更名为“安庆天主堂”。
天主堂乃砖木结构，内部穿斗式，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一方面，教堂正面装饰有牌坊式的斗拱瓦檐，屋脊处配有鳌鱼图案，这是典型的中式风格；另一方面，顶部采用半圆形拱券，钟楼居中，上施十字架，又带有明显的西方建筑风格。
教堂正中处石额竖刻“万有真原”四字，两侧的石额则分别竖刻有“仁基远奠”与“圣域洪开”。
教堂一侧有神甫楼，三层硬山顶，砖木结构。
可惜，尽管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安庆天主堂并不开放。除非能遇上宗教活动日，不然难以进门。不过，幸而天主堂附近高楼林立，在农业银行与安庆市立医院高层位置，可以俯拍天主堂，效果也还不错。
在安庆天主堂南侧有一栋崇文楼，市级文保单位，同样不能进。
据说，崇文楼是崇文中学的旧址，而崇文中学当年是安庆天主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
安庆天主堂
上文提到的圣公会是基督教新教下面的宗派，这里说的天主教会自然属于基督教天主教。很多国人会搞不清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关系，认为它俩是不同的宗教。事实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是基督教，只是教派不同而已。
在基督教中，新教出现的时间最晚，是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才形成的教派，故被称为新教。然而在中国，“基督教”三字一般就特指新教。
新教之所以在中国成了基督教的代名词，这得感谢“日不落帝国”。英国是最早通过武力打开清政府国门的西方列强，英国人信奉的新教自然就先入为主地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了基督教的代名词。
尽管美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大国都信奉新教，但今天全世界信徒最多的教派仍然属于天主教。这要感谢当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让整个拉丁美洲人都成为了天主教徒。
安庆江西会馆
安庆市内达到省级文保单位级别的明清老建筑还有：安庆江西会馆、安庆谯楼、中共安徽地委旧址、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
安庆江西会馆，位于迎江区的依泽小学内。
关于江西会馆的始建年月，据说已不能考证，目前所见的建筑是清同治年间重建之古迹，距今已有160年历史。整栋建筑为砖木结构，抬梁式架构，乃典型的徽派建筑。
不过，当地人说，当年的江西会馆可比如今的大多了。如今看到的建筑，只是拆后用原件再建的。
不管怎么说，也有不少真古迹保留了下来。除了柱基石，另有石刻、古碑数块。
在古代，会馆的作用很大：是为同乡提供聚会与交流的场所；也是资助贫困同乡，处理同乡丧葬事物的地方；还是同乡商人商业洽谈的处所；当然更是背景离乡的人们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安庆江西会馆的存在至少反应出了两点：一是依托长江水道，安庆在明清时期一定商业繁荣；二是作为江西人的后裔，安庆人同江西人确实一脉相传。
有一点值得特别夸奖，尽管会馆在小学内，安庆的中小学在周末是对外开放的，我才得以近距离一睹会馆之貌。
安庆谯楼
安庆谯楼，位于大观区龙门口街。
据说，谯楼始建于元至正年间，现存建筑乃清同治年间重建。谯楼在古代城门上主要用于瞭望，此楼乃安庆府署与安徽布政使司衙署的警戒瞭望楼。
听当地人说，目前的谯楼确有不少砖块为160年前的真古迹，谯楼门口两侧的汉白玉石狮更是明朝古迹。
中共安徽地委旧址
中共安徽地委旧址，位于大观区安庆一中校园内。
据说，该旧址原为孔庙建筑群中的大成门，始建于明清时期，具体时间难以考证，面阔五间，砖木结构，具有明显的明清官式建筑特征。旧址现被打造为安庆一中校史陈列馆。
安庆一中，周末亦可进入，只需登记即可。这点我认为安庆市教育局做得真的很不错。
其实，安庆一中本身就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毛主席视察安庆一中纪念地。据说，毛泽东生前亲自视察过的中学就这么一所，安庆一中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毛主席视察安庆一中纪念地
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位于大观区万安局巷。
这是一栋清末民初的古民居，具体始建年月同样不可考证。今天被打造成了建党会议陈列馆。
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
写了这么多古迹，大家一定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安庆城的古建筑似乎与同治皇帝特别有缘分，哪儿哪儿都是同治年间重建。
这就对了。因为太平天国战争正是咸丰皇帝执政时爆发的，而曾国藩的湘军收复安庆时恰好是咸丰皇帝驾崩的两周后。于是，百废待兴的安庆城自然而然就是在同治年间重建起来的。
安徽邮务管理局旧址
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
介绍了那么多明清古建，再来说说民国建筑。安庆市里达到国家级与省级文保单位级别的民国建筑同样很多。
安徽邮务管理局旧址、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安徽劝业场旧址、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安徽大学红楼及敬敷书院旧址，这五处皆是。其中，前三者位于迎江区，后二者位于大观区。
安徽邮务管理局旧址，省级文保单位，始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两年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完工。这栋建筑已近百年，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它仍然是邮政局办公大楼。
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旧址，省级文保单位，据说始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曾是安徽省教育会的会址，1926年起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在此办公。今天成了安庆市老年大学。
安徽劝业场旧址，又被称为“市政大楼”，省级文保单位，民国四年（1915年）落成，先后作为安徽省立第一商品陈列所、安庆市政厅驻地，是安徽现存的唯一解放前省府办公旧址历史建筑。如今成了新华书店。
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省级文保单位，同样位于安庆一中内。其历史可追溯至安庆文昌宫旧址，据说旧址建筑原有四进，这第四进藏书楼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建筑。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原为省长公署，后规划为省立图书馆。
安徽大学红楼及敬敷书院旧址，国家级文保单位，位于今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内。然而，外人无法进入安庆师大校门。
这就十分可笑了。安庆的小学、中学，外人尚可入，大学居然不行。
高校本就是公共资源，被搞成这样，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刘文典校长，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不知道又要飞踹谁了？
更要命的是，这并非安庆师大个别现象，而是目前全中国的高校都这样。
安庆师大，是本次安庆之旅唯一让我扫兴的地方。
安徽劝业场旧址
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
安庆市另有古遗址两处，分别是：张四墩遗址与夫子城遗址。
张四墩遗址，国家级文保单位，位于宜秀区大桥街道。
其实，这类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在博物馆看看就可以了，去实地简直浪费时间。一来，特别难找；二来，除了一块文保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
夫子城遗址，省级文保单位，该遗址位于大观区与望江县交界处。实在太偏，故未前往。
张四墩遗址
谈完了建筑与古遗址，再来说说商业街。
倒扒狮街、国货街、四牌楼街，这一片属于安庆古城街区。
所谓的老街，一般都是最商业化的区域，也是普通游客最爱去的地方，安庆当然也不例外。何谓逛街？肯定不是去看文物，一定是去逛商铺林立的街巷。
当然，倒扒狮步行街，本身也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
倒扒狮步行街上，另有一处倒扒狮石牌坊，也是市级文保单位。别看如今的石牌坊残破不堪，可它见证了安庆许多历史。据说这是一座明万历年间的牌坊，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我觉得这三条商业街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除了石牌坊，还有不少有价值的去处。安庆百年老照片展、大清邮局旧址等，均值得细观。
这几条商业街，既商业化，又有文化内涵，安庆政府搞得很不错。
倒扒狮步行街
倒扒狮石牌坊
商业化的地方一般都有美食街。
但老程跟我讲，安庆其实没有属于自己的美食，尽管地处长江流域，物产丰富，鱼米之乡，但安庆人始终没有创造出带有自己地方风格的饮食文化。
关于中华美食，其实我向来不认可。
中国人常津津乐道于八大菜系。但所谓的八大菜系，所谓的色香味俱全的中华美食，我认为其实只是在做表面功夫——也就是用各种烹饪手段把食材搞得五花八门而已。真正的内核——营养价值，中国人似乎是不关心的。
我有一个菏泽的朋友，他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面食在北方之所以可以搞出那么多花样，本质是中国人在贫瘠的环境下也不忘犒劳自己。换句话说，哪怕是吃土，也要分辨出花岗岩和石灰岩究竟哪个更好吃。
八大菜系
这话虽然讽刺至极，但列举一下各大菜系的起源，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粤菜是怎么形成的？粤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岭南的古越人利用丰富的海产（鱼、虾等等）、野味（蛇、鼠等等）形成的独特的“杂食”饮食传统。
川菜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川菜是以明末清初辣椒的传入作为转折点（辣椒传入前中国只有花椒），从而形成的麻辣口味。这个时间节点的背景是，四川损失90%人口情况下的湖广填川，大量移民涌入四川。
鲁菜是怎么形成的？鲁菜在中国的历史最为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今天我们餐桌上80%的农作物都是外来引进的。
淮扬菜是怎么形成的？淮扬菜形成于明清时期，因盐商而兴，又因康熙、乾隆下江南而推向国宴高度。淮扬菜的形成，政治推手因素甚重。
八大菜系中，以鲁菜、淮扬菜、川菜、粤菜这四大为主，另四大（闽菜、浙菜、徽菜、湘菜）是近年来才加上的。
答案显而易见了。粤菜在岭南先秦时期蛮荒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川菜在四川明末清初90%人口被杀戮的凄凉环境下形成，鲁菜在中土大地食材匮乏的情况下形成，是贫瘠造就了它们。
正如老程所言，安庆鱼米之乡物产丰富，那又何须在表面做文章呢？上海菜、南京菜、北京菜，都不出名吧？上海、南京、北京都被誉为美食荒漠吧？甚至苏州、武汉、杭州、天津等等大城市也都被冠以美食荒漠之名。那是因为营养到位、食材丰富的情况下，根本不需要繁多的烹饪方式。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朴素。
当然，只有淮扬菜是例外。淮扬菜是因为政治推手而有了今天的高度。
大南门
说了这么多安庆的过往，是时候讲讲当代安庆了。
很多安庆人都对我说过，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将省会移至合肥，同陈独秀略有尴尬的历史地位有直接关。
陈独秀或许有一定因素，但我觉得这方面的因素并没有很大，毕竟陈1942年即已过世。但省会迁至合肥，对安庆发展停滞的影响确实极大。
省内所有的资源都倾斜向合肥，大的企业全部迁往合肥，安庆也贡献了自己的卷烟厂等等。更有人说，当年中科大南迁首先考虑的是安庆，并于1969年迁至安庆，但因为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于1970年迁至合肥。
合肥经济的崛起，可以说是在一张“白纸”上完成的。但是，确实是集全省之力绘画出来的蓝图。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合肥一直在吞并周边的县市。肥东、肥西、长丰、庐江乃至巢湖，今天全部成为合肥的管辖范围。
记得当年在巢湖湖边的中庙镇吃饭时，小店老板正是巢湖人，他义愤填膺地跟我讲，巢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吞并的地级市。
老程说，合肥还想吞并桐城，因为桐城市是安庆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县市。
相较合肥的吞并，安庆与徽州就正好相反。枞阳原本属于安庆，今天属于铜陵。绩溪与婺源原本属于徽州，今天分别属于宣城和上饶。
合肥作为安徽新崛起的省会城市，打散拆分安庆与徽州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当别人体量大于你自身时，你很难让别人听命于你。
但实际情况是，即便安庆和徽州受到了打压，安庆人和黄山人今天仍然对合肥这个省会很不感冒。
已划归铜陵的枞阳
有一位司机师傅是这么跟我讲的，安庆老城区的市政建设，大约是2005年到2010年间成为如今所见的模样的。2005年前的安庆，在他眼里十分落后，甚至是不堪。
老程跟我说的是，安庆曾经消失了五十年。老程的意思是，在2000年之前的50年里，安庆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2010年之前的安庆城什么样我不得而知。但我肯定是，今天的安庆同我七年前第一次来这里看到时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部新城与北部新城拔地而起，安庆城区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好多倍。
这就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虽然消失了五十年，但安庆在近二十年里终于是赶上了。
东部新城的日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想试着分析一下。
上文提到过安庆人的优缺点，我觉得安庆人同上海人挺像。行事保守、清高自负、利己至上、略显排外，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觉这些个缺点上海人同样有，并且很典型。
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在于文化，所谓的“码头文化”。
同为长江五虎，上海与安庆都因长江水而兴。当然，上海与安庆的码头文化又存在显著差异。
上海的码头文化源于开埠后作为国际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从而形成了带有都市市井特色的海派文化。
安庆的码头文化历史更悠久。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航运历史让安庆的码头文化在市井中又增添了现实主义色彩。
江湖道义与契约精神，是码头文化的优点。江湖习气与保守排外，是码头文化的缺点。关于这点，安庆人与上海人是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安庆和上海最终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安庆城
西化，似乎这是上海最大的标签。
如果要问中国哪座城市最西化，除了上海绝对不可能还有第二个答案。
有很多国人会困惑，同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为什么上海的西化程度要比广州高很多，为什么上海人就那么崇洋媚外？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如果没有开埠，广州仍然是广州；但上海如果没有开埠，那上海啥都不是。
广州有2200余年建城史，广州从秦朝开始就是广东地区的行政中心。可上海不一样，尽管上海建城史也有700余年，但上海从来只是松江府管辖下的一个小县城而已。更何况，松江府同它周边的苏州府、常州府、绍兴府、宁波府、杭州府、嘉兴府比，一直是最末尾的存在。
换句话说，上海没有任何文化与历史的包袱。这就让上海人能更大程度摒弃传统文化，接受新文化。
广州人做不到，安庆人同样做不到。
倒扒狮街
上海用100年的时间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用事实证明，上海人摒弃传统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而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有2000余年历史，汉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并且持续至今。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崛起来自明治维新后的全盘西化。
对日本而言，汉文化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西方文化同样是学他人的。日本的西化同样没有包袱。
今天西方文明的根源是什么？是20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文化。古希腊哲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基督教文化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创造的。
今天的西方人，也就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在古罗马人眼里就是一群没有文化的蛮族。
可正是因为没有文化就意味着没有包袱，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
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满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都开始汉化。他们之所以能汉化，根源也在于他们自身没有文明，没有任何包袱。
元朝统治阶级的蒙古人没有汉化，那是因为蒙古人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本身没有文明的蒙古人同样是迅速接受他人的文化。
可见，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历史底蕴是文化沉淀，同样也是精神负担与文化包袱。没有负担与包袱，才能轻装上阵。
国货街
安庆的历史底蕴，注定了安庆的发展模式与上海不同。
明清两朝全国最富裕的南直隶、江南省的重要城市；新成立的安徽省省会，安徽巡抚衙门所在地；长江防线的咽喉，兵家必争之地；长江五虎之一，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商贸港口；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
这些光荣的头衔，让失去省会地位的安庆人在身份认同中砥砺前行。
老程说安庆曾经消失了五十年。我认为，这话对，也不对。
说它对，那是因为安庆在2000年之前确实裹足不前了近五十年时间；说它不对，那是因为安庆人需要用这五十年时间卸下历史带给自己的偶像包袱，毕竟这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安庆人的确做到了。安庆近二十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黄梅戏，是安庆最有含金量的文化名片，今天的安庆人已经不再视黄梅戏为地方戏曲，而是积极推动黄梅戏出圈，通过黄梅戏将安庆融入长三角地区。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工作，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安庆市内（迎江区、大观区、宜秀区）现今有国家级文保单位7处，省级文保单位20处，市县级文保单位70余处，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保点更是多达上百处。
走遍安庆市内的国家级与省级文保单位，就花了我一周时间。若是要将70余处市县级文保点都看上一遍，恐怕还需要半个月时间。
与上海崛起的摒弃传统文化不同，安庆人则是在文化自信下浴火重生。
四牌楼街
摒弃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自信，看着是一对矛盾对立体，但对中国人所产生影响的结果而言，其实又是殊途同归的。
文化是什么？文化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只是信仰，是内心的一种精神支柱与情感寄托。人民信仰什么文化，对自古国家意志高于一切的中国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秦始皇称帝，建立君主专制社会，用的是法家治国。汉武帝独尊儒术，外儒内法，还是用法家治国。三民主义也好，布尔什维克也罢，法家治国的本质从没改变过。
既然如此，民众信仰什么文化又能对国家意志产生多少影响？微乎其微。
对中国人而言，按照国家意志执行即可。成功与否，99%取决于上层的政策与决策。
安庆长江大桥
扬州富了有上千年，今天一样沦落为三线城市。安庆曾经鼎盛过一、两百年，今天成为三线城市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开封昔日还是北宋的都城，繁华的东京汴梁，今天同样只是三线城市。
同理，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历史也已有一、两百年，将来会怎么样又有谁能知道呢？也许百年后的上海也将沦为三线城市，毕竟在中国国家意志可以改变一切。
尽管个人意志在中国需要服从国家意志，但这并不代表个人意志在中国是一定不能实现的。就好比安庆人，在身份认同中砥砺前行，在文化自信下浴火重生。
据统计，安庆2025年GDP为3300亿元，合肥2010年GDP为3000亿元。
瞧，如果按照老程安庆曾经消失了五十年的观点看，安庆人用短短20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合肥人将近60年时间才取得的成绩。
换个思路，这又何尝不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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