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武威,也是曾经的西凉府。
党项人从这里策马扬鞭,也在这里埋下一个王朝最后的背影。
在河西走廊的东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汇聚成石羊河,孕育出一片名为“凉州”的绿洲。过年假期,当我踏上甘肃武威的土地,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马踏飞燕的矫健,也不是葡萄美酒的夜光,而是一个神秘王朝的名字——西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西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听过它的金戈铁马,知道那个“自称嵬名”的李元昊,但当它消失在蒙古铁骑的烟尘中后,连《二十四史》都不曾为它留下一纸传记。它的文字成了“天书”,它的历史成了谜团。
而要解开这个谜团,钥匙不在别处,就深藏于武威闹市之中的这座西夏博物馆 。
走进博物馆,我没有急着去看那些精美的瓷器,而是直奔一方黝黑的石碑而去。这便是被誉为“解密天书”的国宝——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就是俗称的“西夏碑” 。
我站在玻璃橱窗前,凝视着这块通高2.5米的巨石。碑阳是一种奇怪的字,乍看像汉字,方正挺拔,每一笔你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一个字都读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你隔着八百年的时光长河,与一个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灵魂对视,他张嘴对你倾诉,你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这是一种让人抓狂的陌生感。
导游牌上写着,清嘉庆九年(1804年),一位名叫张澍的武威籍学者,在清应寺一座被泥灰封死的碑亭中,拂去尘土,才让这块沉睡了近600年的石碑重见天日 。当时,张澍看着这种文字,同样茫然。幸运的是,他绕到碑后,看到了对应的汉字释文。那一刻,一扇尘封的大门轰然洞开。
原来,正面这种方正繁复的笔画,就是由野利仁荣奉李元昊之命创制的西夏文 。这块碑,就像罗塞塔石碑对于古埃及文明一样,成为了后世撬开西夏王朝秘密的支点。
这块碑为何会立于武威?碑文给了我们答案:“大夏开国,凉为辅郡” 。
在西夏的版图上,政治中心在兴庆府(今银川),而武威(西凉府)则是它的陪都,是它放眼西域、经营河西的战略后方。站在博物馆中环顾四周,那些从武威大地上出土的文物,似乎在无声地讲述着陪都的繁华。
我看到了一件西夏扁壶。两只小耳,便于穿绳,扁圆的壶身贴合马背。这不是书斋里的清玩,而是党项人在马背上颠簸的生活。武威古城镇的塔儿湾,曾是西夏的“官窑”,那里窑火熊熊,烧制出的不仅是瓷器,更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武威这片土地上的融合 。
我看到了一页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纸张泛黄,字迹有些模糊,却比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晚了不多久。在佛光的照耀下,武威不仅是军事重镇,更是西夏的佛教中心。亥母洞石窟的幽光,天梯山石窟的梵音,都在证明这个王朝对信仰的虔诚 。
我还看到了一只木缘塔。通体呈褐色,由小木板雕凿镶嵌而成,绘有中原传统的图案。这是一位西夏贵族最后的归宿。据说,党项人早期有火葬习俗,而到了后期,却开始使用如此复杂的棺木。这是一种文明的演进,也是汉文化对党项人最深层的渗透。
然而,文明的演进没能抵挡住战争的屠刀。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带着复仇的怒火席卷而来。那些精美的瓷器被打碎,那些庄严的佛寺被焚毁,那些记录了历史的典籍化为了灰烬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的途中驾崩,这种刻骨的仇恨,导致了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消亡。
走出博物馆,夕阳的余晖正好洒在隔壁的武威文庙和大云寺的唐钟之上 。耳畔仿佛响起了那口古钟的低鸣,它曾见证过一个王朝的鼎盛,也曾亲历过那个王朝的灭亡。
西夏灭亡了,党项人消失了,但武威还在。
在这座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个王朝最真实的模样。它不是小说里那个只有暴虐和野性的国度,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文字、法典、艺术和信仰的文明。它曾顽强地屹立于大漠与绿洲之间,试图在宋、辽、金的夹缝中,活出自己的样子。
那些被蒙古铁骑踏碎的梦,那些被历史风沙掩埋的文字,如今,就静静地躺在这座“回”字型的仿古建筑里 。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党项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回眸。
离开武威时,车窗外依旧是祁连山的皑皑白雪。我终于明白,寻找西夏,不必去贺兰山下的荒冢,也不必去黑水城的废墟。在武威,在这座西北小城的博物馆里,西夏从未走远。它就刻在那块黝黑的石碑上,藏在那些斑驳的瓷器里,等待着每一个过客,去倾听那八百年前的辅郡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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