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武威，也是曾经的西凉府。
党项人从这里策马扬鞭，也在这里埋下一个王朝最后的背影。
在河西走廊的东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汇聚成石羊河，孕育出一片名为“凉州”的绿洲。过年假期，当我踏上甘肃武威的土地，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马踏飞燕的矫健，也不是葡萄美酒的夜光，而是一个神秘王朝的名字——西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西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听过它的金戈铁马，知道那个“自称嵬名”的李元昊，但当它消失在蒙古铁骑的烟尘中后，连《二十四史》都不曾为它留下一纸传记。它的文字成了“天书”，它的历史成了谜团。
而要解开这个谜团，钥匙不在别处，就深藏于武威闹市之中的这座西夏博物馆 。
走进博物馆，我没有急着去看那些精美的瓷器，而是直奔一方黝黑的石碑而去。这便是被誉为“解密天书”的国宝——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就是俗称的“西夏碑” 。
我站在玻璃橱窗前，凝视着这块通高2.5米的巨石。碑阳是一种奇怪的字，乍看像汉字，方正挺拔，每一笔你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一个字都读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你隔着八百年的时光长河，与一个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灵魂对视，他张嘴对你倾诉，你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这是一种让人抓狂的陌生感。
导游牌上写着，清嘉庆九年（1804年），一位名叫张澍的武威籍学者，在清应寺一座被泥灰封死的碑亭中，拂去尘土，才让这块沉睡了近600年的石碑重见天日 。当时，张澍看着这种文字，同样茫然。幸运的是，他绕到碑后，看到了对应的汉字释文。那一刻，一扇尘封的大门轰然洞开。
原来，正面这种方正繁复的笔画，就是由野利仁荣奉李元昊之命创制的西夏文 。这块碑，就像罗塞塔石碑对于古埃及文明一样，成为了后世撬开西夏王朝秘密的支点。
这块碑为何会立于武威？碑文给了我们答案：“大夏开国，凉为辅郡” 。
在西夏的版图上，政治中心在兴庆府（今银川），而武威（西凉府）则是它的陪都，是它放眼西域、经营河西的战略后方。站在博物馆中环顾四周，那些从武威大地上出土的文物，似乎在无声地讲述着陪都的繁华。
我看到了一件西夏扁壶。两只小耳，便于穿绳，扁圆的壶身贴合马背。这不是书斋里的清玩，而是党项人在马背上颠簸的生活。武威古城镇的塔儿湾，曾是西夏的“官窑”，那里窑火熊熊，烧制出的不仅是瓷器，更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武威这片土地上的融合 。
我看到了一页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纸张泛黄，字迹有些模糊，却比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晚了不多久。在佛光的照耀下，武威不仅是军事重镇，更是西夏的佛教中心。亥母洞石窟的幽光，天梯山石窟的梵音，都在证明这个王朝对信仰的虔诚 。
我还看到了一只木缘塔。通体呈褐色，由小木板雕凿镶嵌而成，绘有中原传统的图案。这是一位西夏贵族最后的归宿。据说，党项人早期有火葬习俗，而到了后期，却开始使用如此复杂的棺木。这是一种文明的演进，也是汉文化对党项人最深层的渗透。
然而，文明的演进没能抵挡住战争的屠刀。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带着复仇的怒火席卷而来。那些精美的瓷器被打碎，那些庄严的佛寺被焚毁，那些记录了历史的典籍化为了灰烬 。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的途中驾崩，这种刻骨的仇恨，导致了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消亡。
走出博物馆，夕阳的余晖正好洒在隔壁的武威文庙和大云寺的唐钟之上 。耳畔仿佛响起了那口古钟的低鸣，它曾见证过一个王朝的鼎盛，也曾亲历过那个王朝的灭亡。
西夏灭亡了，党项人消失了，但武威还在。
在这座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个王朝最真实的模样。它不是小说里那个只有暴虐和野性的国度，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文字、法典、艺术和信仰的文明。它曾顽强地屹立于大漠与绿洲之间，试图在宋、辽、金的夹缝中，活出自己的样子。
那些被蒙古铁骑踏碎的梦，那些被历史风沙掩埋的文字，如今，就静静地躺在这座“回”字型的仿古建筑里 。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党项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回眸。
离开武威时，车窗外依旧是祁连山的皑皑白雪。我终于明白，寻找西夏，不必去贺兰山下的荒冢，也不必去黑水城的废墟。在武威，在这座西北小城的博物馆里，西夏从未走远。它就刻在那块黝黑的石碑上，藏在那些斑驳的瓷器里，等待着每一个过客，去倾听那八百年前的辅郡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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