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家六口来杭州避暑,以为能享受清净,逛了三天崩溃了
托马斯·施密特在出发之前,对他的妻子安娜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安娜无数次拿出来,当作家族笑话反复传颂。
他说的是:“今年夏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人打扰我们的地方。”
托马斯这么说,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德国斯图加特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每年夏天雷打不动地休假两周。过去十年,他去过挪威的峡湾、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法罗群岛的无人村庄。他选目的地的标准只有一个——人少。越少越好。
他讨厌排队,讨厌堵车,讨厌在景点拍照时背景里出现别人的自拍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度假的意义就是逃离人类。”他的三个儿子——十五岁的菲利克斯、十二岁的卢卡斯、九岁的本杰明——从小就被训练成了“人少爱好者”。就连最小的本杰明,在超市结账时看到前面超过三个人都会皱眉头。
今年三月,托马斯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杭州的文章,标题很诱人——《全球最被低估的避暑胜地:杭州西湖》。文章里说杭州夏季平均气温二十六度,西湖周边绿树成荫,茶园连绵,寺庙古朴,是一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慢慢走”的地方。配图是一张清晨西湖的航拍照片,薄雾笼罩着湖面,苏堤上只有两三个晨练的老人,像一幅宋代的山水画。
托马斯把文章转发给安娜,附了一句话:“就是这里了。”
安娜当时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你确定夏天那里人不多?”
托马斯非常笃定地说:“中国人那么多,他们都去三亚、去云南、去国外。杭州是安静的地方,没问题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离他们一家六口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还有整整八十天。
八十天后,托马斯的这句话,成了施密特家族史上最著名的FLAG。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托马斯一家六口推着六个行李箱走出萧山机场到达厅。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皱了皱眉。
“怎么样?”安娜问。
“有点热。”托马斯说,“但没关系,文章说了,早晚很凉快。”
他们上了预约好的专车,一辆七座别克,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杭州本地人,姓王。王师傅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了句“Welcome to Hangzhou”,然后启动了车子。车子沿着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开,托马斯靠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心情很好。
一直到车子开进市区之前,他的心情都很好。
车子下了德胜快速路,进入市区主干道。托马斯的眉头从微微皱起,变成了紧紧锁住。
堵车。
不是德国那种红绿灯路口等一两分钟就过的堵车,而是真正的、静止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堵车。车流在三十七度的高温下缓慢蠕动着,像一条被晒蔫了的、失去了所有力量的蛇。车内的空调开到最大,但透过车窗玻璃,托马斯能感受到外面那股热浪的威力——路面的沥青被晒得微微发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汽车尾气、灰尘和热蒸汽的味道。
“这是什么情况?”托马斯问。
王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笑着说:“现在是暑假嘛,来玩的人多。”
托马斯想了想,觉得也对。暑假人多是正常的,等明天开始逛景区的时候,大家上班的上班、在家在家,应该就好了。
他在心里给自己打了打气,决定保持乐观。
车子终于开到了酒店。托马斯订的是西湖边上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距离断桥只有不到一公里。他在网上看到这家酒店的时候,最打动他的是那条评价——“晚上很安静,能听到鸟叫”。
他办理入住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笑着递给他四张房卡,用流利的英语说:“施密特先生,您预订的两间湖景大床房,都在八楼。早餐时间是六点半到十点。”
“谢谢。”托马斯接过房卡,随口问了一句,“这两天西湖边上人多么?”
前台小姑娘的笑容僵了零点几秒,然后非常职业地继续笑着回答:“还可以,不算特别多。”
托马斯没有注意到那零点几秒的僵住。如果他注意到了,他可能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可惜他没有。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托马斯带着一家六口走出酒店大门。他的计划是:先从断桥走到白堤,然后去孤山,中午在楼外楼吃饭,下午去灵隐寺,傍晚回西湖看日落。一个完美的、从他研究了一个月的地图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环形路线。
走出酒店大门的那一刻,他看到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画面。
断桥上全是人。
不是三三两两的人,不是熙熙攘攘的人,而是密密麻麻、黑压压、从头到尾铺满了整座桥的人。那些人的密度大到让托马斯觉得自己不是在看向一座桥,而是在看向一个用人体铺成的路面。他甚至在那一瞬间产生了一种错觉——桥面上的游客不是在走,而是在以一种极慢的速度蠕动,像某种他从未见过的、穿着五颜六色防晒衣的巨型软体动物。
托马斯站在酒店门口,手里拿着那瓶他提前准备好的矿泉水,一动不动地站了将近二十秒。
“爸爸,桥上有好多人。”九岁的本杰明说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托马斯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他转头看了一眼安娜。安娜的表情是一种他非常熟悉的表情——那种“我早就想问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现在看到你亲自验证了答案所以我还是不说话比较好”的表情。
十五岁的菲利克斯掏出手机,默默地拍了一张断桥的照片,发到Instagram上,配了一个骷髅头的表情。
“走吧。”托马斯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们走过去看看。”
他们走了过去。
从酒店门口到断桥入口,短短两百多米的距离,他们走了将近十分钟。不是因为路途遥远,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在人群中穿行、躲避、侧身、等待。托马斯感觉自己不是在散步,而是在打一场没有规则的人体障碍赛。
上了断桥之后,他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障碍赛”。
桥面上的人流分两个方向——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但没有任何人遵守方向规则。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直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扇扇子,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扛着自拍杆,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撑着伞——各式各样的伞,遮阳伞、遮雨伞、油纸伞、还有那种上面印着“我❤️西湖”的廉价透明伞。所有人都在动,所有人都在挤,所有人都在发出声音。
托马斯的肩膀被一个自拍杆戳了一下。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又被一个背着登山包的大汉撞了一下。他在德国超市排队时连被人碰到衣角都会不高兴,此刻他被戳了两次、撞了一次,竟然连是谁干的都没看清。
“爸爸,我热。”卢卡斯说。十二岁的男孩子已经很有自尊心了,但他脸上那层薄薄的汗水和红得像煮过一样的耳朵出卖了他。
托马斯看了看手机上的气温——三十六度。体感温度?他觉得可能得有四十度。他感觉空气不是空气,而是一种浓稠的、滚烫的、黏在皮肤上甩不掉的透明胶水。
“我们走到白堤那边,应该会有风。”托马斯说。他决定再用一次他的经典战术——保持乐观。
白堤没有风。
白堤上有的是卖冰淇淋的、卖矿泉水的、卖扇子的、卖雨伞的、卖气球的小贩,有的是骑着共享单车在人群中蛇形穿梭的年轻人,有的是坐在湖边长椅上啃玉米的一家老小,有的是在草坪上铺了野餐垫睡觉的、吃零食的、敷面膜的——等等,有人敷面膜?托马斯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一个女人正躺在白堤旁边的草坪上,脸上敷着一张白色的面膜,手机架在旁边直播,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飞速滚动。
托马斯觉得自己的大脑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卡顿。
“爸爸,我想上厕所。”本杰明扯了扯他的衣角。
托马斯环顾四周,找到了最近的公共卫生间。那里的队伍排了至少二十米长,人们表情平静地等待着,好像这种长度的队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个妈妈带着三岁的小孩排在队伍中段,小孩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妈妈一边哄一边从包里掏出一个棒棒糖塞到小孩嘴里,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经验丰富。
托马斯看了看队伍的长度,又看了看本杰明涨红的小脸,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再坚持一下,我们去找一个商场上厕所。”
本杰明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但他是一个施密特家的孩子,他从三岁起就被训练在公共场合忍住眼泪。他点了点头,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两滴快要掉下来的眼泪忍了回去。
托马斯转身想带儿子离开,却发现转身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他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涌上来一群人,把他的退路堵得严严实实。他不得不在人群中一寸一寸地挪动,嘴里不停地说着“Excuse me”“抱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像一个逆向行驶的鲑鱼,在一条奔腾着的人群河流中奋力挣扎。
他们终于挤出了断桥区域,找到了一家商场。商场的卫生间不排队,本杰明解决问题之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托马斯自己也去了一趟卫生间,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T恤已经完全湿透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他站在卫生间门口的走廊里,看着手机上那张他精心规划的路线图,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给这条路线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午,他们按照计划去了楼外楼。
楼外楼是杭州最有名的老字号餐厅之一,坐落在西湖边上,背靠孤山,面向湖面,位置绝佳。托马斯提前一个月托人订了位子,因为他听说这家餐厅的东坡肉和龙井虾仁是全杭州最好吃的。
他们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托马斯穿过人群走到前台,报了自己的预订信息。前台的服务员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微笑着说:“施密特先生,您的桌子准备好了,二楼靠窗,可以看到西湖。”
托马斯觉得自己终于转运了。靠窗,看西湖,这才是他想象中的杭州。
他们上了二楼,在窗边坐下。托马斯的椅子正对着窗户,他的视线穿过玻璃,越过湖边郁郁葱葱的树冠,落在西湖的水面上。水面上有很多船——手划船、摇橹船、电动观光船,密密麻麻地铺在水面上,像一盘散落的棋子。虽然船多了一点,但还是好看的。
“还不错。”托马斯对安娜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你看,我没骗你吧”的小得意。
安娜笑了笑,没有说话。她的表情比早上松弛了一些,可能是因为空调救了她。
菜一道一道地上来了。东坡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叫花鸡、宋嫂鱼羹、炸响铃……盘子摆满了整张桌子。三个孩子饿坏了,筷子使得虽然不太熟练,但抢菜的速度一点都不慢。托马斯给自己倒了一杯黄酒,抿了一口,感受着那股温热的、带着焦糖味的液体滑过喉咙。
就在他即将进入“这次旅行还是有救的”的乐观状态时,意外发生了。
楼下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音乐声。
不是背景音乐那种若有若无的声音,而是那种能穿透墙壁、穿透玻璃、穿透耳膜的音乐。鼓点密集,旋律昂扬,伴着一个沙哑的男声在唱一首托马斯完全听不懂的歌。声音大到桌子上的筷子都在微微震动。
托马斯放下黄酒杯,走到窗前往下看。
楼下的大街上,一辆改装过的音响车正缓慢地驶过,车厢上挂着巨大的LED屏幕,播放着一个什么产品的广告。音响车里有两个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人,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着:“浙江XXX家居建材节!全场五折!仅此一天!仅此一天!”
托马斯愣愣地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回到了座位上。
“怎么了?”安娜问。
“广告车。”托马斯说,语气平静得不像是一个刚刚被一百二十分贝的音响轰炸过的人。
安娜没有追问。结婚二十年了,她太了解托马斯的这个状态——当他说出一句听起来很正常的话,但语气平静得过分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快要爆炸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爆炸点。
楼下的广告车足足停留了将近五分钟才开走。这五分钟里,托马斯把那杯黄酒一口一口地喝完了,一句话都没有说。
下午两点多,他们从楼外楼出来,准备去灵隐寺。
托马斯叫了两辆网约车。第一辆到了,安娜带着两个小的上了车。他和菲利克斯、卢卡斯等第二辆。等了将近十五分钟,第二辆车才来。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车里放着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看到两个金发少年和一个德国中年男人上车,一脸惊讶地问了一句:“你们是外国人啊?”
托马斯听懂了这个句子。他点了点头。
司机又问:“你们去哪儿?”
托马斯用他能组织出来的最慢、最标准的中文回答:“灵——隐——寺。”
司机“哦”了一声,切掉了电子音乐,换上了一首中文流行歌。音量小了很多,至少不用喊叫就能对话了。托马斯觉得这个司机已经算是他今天遇到的最体贴的人了。
车子出发了。开了不到两百米,又堵上了。托马斯看着窗外的街景——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树荫下是各种小吃店、丝绸店、茶叶店、纪念品店。招牌一个挨着一个,红的黄的金的绿的,有些是中文,有些是中英文双语,有些是中英日韩四语,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寸空间。
托马斯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从早上到现在,没有看到过一次“留白”。
在德国的城市里,建筑之间有距离,广告之间有间隔,人群之间有缝隙。而在这里,一切都被填满了。街道被店铺填满,墙壁被招牌填满,空间被人群填满,时间被活动填满。没有一寸空地是空的,没有一秒时间是闲的。整个城市像一个被拧到最紧的发条,每一个齿轮都在全速运转,发出嘈杂的、热烈的、让人眩晕的声音。
车子在灵隐寺景区外面停下来的时候,托马斯看到了另一个让他陷入存在主义危机的场景。
排队。
不是那种十几个人、拐一个弯的排队。而是那种从景区入口开始,沿着围墙延伸出去,绕过售票处、绕过停车场、绕过公交车站、一直排到几百米开外的排队。队伍里的游客们撑着伞、戴着帽子、摇着扇子,表情麻木而坚毅,眼神空洞而执著。他们不说话,不抱怨,只是沉默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那种沉默,比任何的喧哗都更让托马斯感到窒息。因为那种沉默意味着——这些人完全不觉得排这么长的队有什么奇怪的。排长队,是他们认知中“去灵隐寺”这个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进庙要拜佛、上香要磕头一样自然。
托马斯在队伍末端站了很久,久到菲利克斯忍不住问他:“爸爸,我们还进去吗?”
托马斯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又抬头看了看那条长得离谱的队伍,再回头看了看自己三个儿子的脸——菲利克斯在努力保持镇定,卢卡斯已经把不耐烦写在脸上了,而最小的本杰明已经开始踢地上的小石子了。
他做了一个决定。
“不去了。我们回去。”
那天晚上,托马斯躺在酒店的大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空调的嗡嗡声填补了房间里所有的安静缝隙。安娜已经睡了,呼吸均匀而平静。隔壁房间的三个孩子也睡了,偶尔能听到本杰明翻身的动静。
他拿出手机,翻到那篇让他决定来杭州的文章,重新读了一遍。
《全球最被低估的避暑胜地:杭州西湖》。
他读完了第一段——“清晨的西湖,薄雾如纱,只有几只水鸟打破了湖面的平静”——想起自己早上看到的那座被人体铺满的断桥。
他读完了第二段——“沿着苏堤散步,你能感受到千年宋韵在脚底流淌”——想起自己在苏堤上被人流推着走,脚几乎没有主动迈出过一步。
他读完了第三段——“灵隐寺的钟声在山谷中回荡,让人瞬间从尘世的喧嚣中抽离”——想起自己在灵隐寺门口看到的那条队伍,和队伍里那些沉默而坚毅的面孔。
他把手机放下,闭上了眼睛。
空调继续嗡嗡地响着。托马斯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在来中国之前,他的中国同事李伟曾经委婉地跟他说过一句话。
那是在斯图加特的办公室里,李伟正在喝一杯速溶咖啡,托马斯走过去跟他说自己打算去杭州度假。李伟听到“杭州”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咖啡杯停在了半空中,表情复杂得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不该说。
最后李伟只说了四个字:“注意防晒。”
当时托马斯以为李伟是在说杭州的紫外线很强。现在他明白了,李伟说的“防晒”,防的可能不是太阳。
是别的什么。
第三天,托马斯决定改变策略。
不去热门的景点了。不去西湖,不去灵隐寺,不去雷峰塔。他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条从龙井村到九溪烟树的徒步路线,据说这条路在山上,游客少,风景美,而且有大片的树荫,凉快。
早上七点,他们出发了。这次托马斯学聪明了,提前订了一辆商务车包了一整天。王师傅还是昨天那个司机,他把车停在酒店门口,看到托马斯一家人出来,笑着说了句:“今天去龙井啊?好地方,凉快的。”
车开了一个小时左右,到了龙井村。村子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牌坊,上面写着三个鎏金大字——“龙井村”。牌坊下面停着好几辆旅游大巴,路边站着一群举着小旗子的导游,正在清点各自团里的人头。
托马斯的心沉了一下。
但他告诉自己,没关系,大巴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徒步的。他们不进村子深处,直接从旁边的茶山上山,走野路,避开人群。
他们沿着茶山之间的小路往上走。一开始还好,路上的游客虽然有一些,但远没有西湖那种让人窒息的程度。托马斯的心情好了不少,甚至开始给孩子们介绍茶树的样子,告诉他们龙井茶的“一芽一叶”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他来之前做的功课,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他们到了山顶的一个小平台。平台上有几棵大樟树,树荫下坐着一些歇脚的游客。风景确实不错,山下的茶园一层一层地铺展开去,像绿色的波浪。远处是钱塘江,江面上有雾,朦朦胧胧的,像隔了一层纱。
“来,拍张全家福。”安娜提议。
托马斯站到家人中间,举起手机准备自拍。就在他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前面的让一让!让一让!”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穿着速干衣、背着登山包、手持登山杖的中年男人从他身边挤了过去,速度快得像一阵风。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支至少三十人的徒步队伍从他们身边经过,穿着统一的荧光绿队服,队服上印着“杭州周末暴走团”。他们大声地聊天、大笑、互相呼喊,一个人喊了一句“前面的快点”,另一个人回了一句“急什么你又拿不到第一”,整个队伍发出哄堂大笑,笑声在山谷中回荡了好几秒钟。
托马斯拿着手机的手僵在原处。那张家全家福拍了,但他的表情不是微笑,而是一种介于震惊和困惑之间的微妙表情,嘴巴微张,眉头紧锁,像是正在经历一场严肃的存在主义危机。
“爸爸,你的脸好奇怪。”本杰明看了照片后说。
“那是新的表情。”菲利克斯面无表情地说,“叫‘杭州脸’。”
托马斯的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重新背好背包,沿着徒步路线的方向继续往前走。
从山顶往下走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
因为路窄了。
那条下山的路只有不到一米宽,一边是茶园,一边是山沟。而在这条不到一米宽的土路上,同时挤着上行和下行的两股人流。两边的人在路中间相遇,需要侧身、避让、停顿、等待。有人往上走,有人往下走,有人停下来拍照,有人坐在路边休息,有人蹲下来系鞋带。所有的运动都变得混乱而不可预测。
托马斯被堵在路中间,前面是几个正在拍照的阿姨,后面是一群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左边是茶园,右边是山沟。他无处可去,无路可退,只能站在那里,等着,等着,等着。
二十分钟过去了,他前进了不到五十米。
他开始出汗。不是昨天那种热到出汗,而是急到出汗。他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手心开始发黏。他知道这是焦虑的生理反应,他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了。他紧紧地抓住背包带,用力到指节发白。
“爸爸?”卢卡斯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你还好吗?”
托马斯深吸了一口气,再深吸了一口气。他用了十年冥想课上学到的所有技巧来控制自己的呼吸。四次吸气,七次憋气,八次呼气。一组,两组,三组。
“没事。”他说,“继续走。”
卢卡斯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十二岁的孩子已经懂得,有些时候,最好不要问。
他们终于在中午之前走出了那条徒步路线。托马斯站在山脚下的马路边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空气是热的,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摊煎饼果子的味道,有一辆刚从身边驶过的环卫卡车的柴油味道。但至少在宽阔的空间里,他可以呼吸了。
王师傅的车已经在路边等着了。看到他们出来,王师傅把车窗摇下来,笑眯眯地说:“怎么样?龙井不错吧?凉快吧?”
托马斯上了车,系好安全带,对着王师傅说了一句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说出口的话。
“王师傅,请带我们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任何地方都行,只要没有人。”
王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托马斯终生难忘的话:“在杭州找人少的地方啊?那得往远郊区走。我去过德国,你们那边周末街上都没人,我们这里不一样的,我们是全球人口最密的地方之一。你们要想图清净,应该去西藏。”
托马斯听到“西藏”两个字的时候,心脏确实剧烈地跳动了一下。但随即他就想到了自己只剩八天的假期,以及从杭州到西藏的距离。
他闭上眼睛,把头靠在车窗上。
当天晚上,施密特家族在酒店房间里召开了一次紧急家庭会议。参会人员:托马斯、安娜、菲利克斯、卢卡斯。本杰明因为年龄太小不具投票权,被允许在旁边玩他的乐高。
会议的议程只有一个:还要不要继续在杭州待下去。
托马斯首先发言。他用一种冷静的、事实性的、不带情绪的口吻,回顾了过去两天半的经历。断桥的人流量、白堤的队伍长度、灵隐寺的排队时间、龙井村的徒步体验。他用数据说话,像一个在做年终汇报的德国经理。当他陈述完所有事实之后,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安娜第一个开口:“托马斯,你还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吗?”
“哪句?”
“‘今年夏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人打扰我们的地方。’”
房间里又安静了。然后,十五岁的菲利克斯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微笑,而是那种实在忍不住了的、从喉咙深处爆发出来的、哈哈哈哈的笑。他笑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因为他看到爸爸的表情不太好。
但他捂嘴的动作,导致笑声被闷住了,发出了一种类似于“噗噗噗”的声音,听起来比笑本身更具喜剧效果。卢卡斯看到哥哥这个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九岁的本杰明虽然不太明白大人们在笑什么,但他听到两个哥哥都笑了,也跟着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三个孩子笑作一团。
安娜看着托马斯,嘴角在剧烈地抽动。她试图保持严肃,但失败了。她低下头,用手遮住脸,肩膀开始一耸一耸地抖动。
托马斯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笑成一团,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不悦,慢慢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无奈,从无奈变成了——他也笑了。
不是哈哈大笑,而是一种从鼻子里面哼出来的、轻轻的笑。但安娜听到了。她抬起头,看到托马斯嘴角那个微小的弧度,终于放声笑了出来。
整个房间充满了笑声。
托马斯笑着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好吧,我承认。”
“承认什么?”安娜问。
“承认我错了。”
又是一阵笑声。
笑声渐渐平息之后,托马斯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新的网页,在上面打了几个字。
“杭州哪里人少。”
搜索结果第一页全是“断桥攻略”“灵隐寺避堵指南”“西湖小众景点推荐”。他用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两下,越划越慢,越划越丧气。
安娜凑过来看了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那种安抚一只炸毛的猫的语气说:“算了,既然来了,就接受现实吧。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总不能一直躲在酒店里。”
托马斯想了想,觉得安娜说得有道理。他们是来度假的,不是来验证自己有多正确的。既然避不开人群,那就试着融入人群。
这个决定,后来被施密特家族称为“伟大的投降”。
第四天,托马斯放下了所有的抵抗。
他们去坐了西湖游船。船上挤满了人,他们一家六口被安排在一艘手划船上,船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一边摇橹一边用杭州话跟旁边船上的另一个船夫聊天。托马斯听不懂船夫在说什么,但他注意到了船夫脸上的表情——那是一个在西湖上摇了三十年船的人才会有的表情,松弛、自在、完全不觉得周围的人群和船只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托马斯问船夫:“你每天看到这么多人,不烦吗?”
船夫听不太懂英语,旁边一个年轻游客主动当了翻译。船夫听完问题,笑了,说了一句杭州话,年轻游客翻译道:“他说,人多热闹啊。没人来,他吃什么?”
托马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早点想到这个道理。
船夫又说了几句话,年轻游客翻译道:“他说,西湖的美,不是没人时候才美。人多的时候也美。你看到桥上那些人在拍照吗?他们都在笑。一个让这么多人笑的地方,怎么会不美呢?”
托马斯转头看向断桥。桥上依然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在拍照、在笑、在挥手、在举着自拍杆转圈。那些本来让他心烦意乱的画面,此刻在他眼里突然变得不一样了。
他看到的不是“人太多”的困扰,而是“这么多人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喜悦。
他想起自己在德国最喜欢的一个湖。那个湖在巴伐利亚的山区里,每年夏天也会有人去,但最多不会超过几十个。大家安静地坐在湖边,不说话,不打扰别人,也不被打扰。那是一种美。但西湖的美,是另一种美。不是安静的、孤独的、让人沉思的美,而是热闹的、共享的、让人不由自主笑出来的美。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包他在龙井村买的茶叶。本来是想带回德国送同事的,现在他突然觉得应该泡一杯尝尝。
那天下午,他们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坐了两个小时。茶馆在二楼的露台上,正对着西湖。托马斯点了一杯龙井茶,茶汤是浅绿色的,清澈透亮,有一股豆香。他捧着那杯茶,看着窗外的人流,看着湖面上穿梭的游船,看着远处山上的雷峰塔在夕阳中渐渐变成金色。
他没有再觉得崩溃。
不是因为他习惯了人多,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杭州,在七月,找“清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座城市在夏天就是沸腾的、拥挤的、嘈杂的、热热闹闹的。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就像你不能抱怨西湖的水不是温的一样——它从来就是这样,是你来错了季节,而不是它给错了东西。
离开杭州的前一天晚上,施密特家族去看了西湖的音乐喷泉。托马斯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个喷泉的评价,很多人说“人太多了,什么也看不到”。他做好了心理准备。
到的时候,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他没有往前挤,而是带着家人站在了最后面,远远地看着。音乐响起的时候,水柱随着旋律起舞,灯光在水幕上变幻着色彩。前面的游客们举着手机,发出一阵一阵的惊叹声。
九岁的本杰明骑在托马斯的脖子上,双手抱着爸爸的头,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O型。
“爸爸,好漂亮!”本杰明喊道。
托马斯仰起头,看着儿子脸上那个纯粹的、毫无保留的、因为看到美丽的东西而自然绽放的笑容。然后他转头看了看安娜,安娜正在看菲利克斯和卢卡斯,两个少年也在笑,虽然他们努力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但嘴角的弧度出卖了他们。
托马斯笑了。
他终于意识到,这次旅行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清净”。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少的、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假期。他想要的,是让他的家人开心。而他的家人,在这座拥挤的、嘈杂的、沸腾的城市里,很开心。
这就够了。
回到德国之后,托马斯的同事问他杭州怎么样。托马斯想了想,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想要一个安静的、人少的、让你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假期,请不要在七月去杭州。”
“但如果你想看一个地方——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笑,所有的美食都在诱惑你,所有的历史都在跟你说话,所有的美丽都在邀请你参与。那么,任何时候去杭州,都是对的。”
他的同事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个托马斯没想到的问题:“那你推荐去吗?”
托马斯笑了。
“当然推荐。但我有一个忠告给你。”
“什么忠告?”
“先去健身房练一练核心力量。因为在断桥上被挤的时候,你需要稳住下盘。”
同事们哈哈大笑。
托马斯也笑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一包茶叶。那是他在杭州买的最后一天,在一个叫“河坊街”的地方,从一个不说话的老太太手里买的。老太太不会说英语,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杭州话。他比划了半天,花了三十块钱,买了二两龙井。
他不确定那是不是正宗的。但他决定,就把它当成正宗的。
因为有些东西,比“正宗”更重要。
比如记忆。比如一个在拥挤的、嘈杂的、沸腾的城市里,全家人笑作一团的记忆。
那杯茶,他泡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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