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济南新世纪影城时，雨刚刚停歇。这场不期而至的凉意，恰如电影《长安的荔枝》在心头激荡的余韵，将盛夏的燥热冲刷得干干净净。
电影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此书将家喻户晓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拓展为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完整故事。艺术家用当代人的想象，让被忽略了的历史皱褶得以呈现。
我知道“荔枝”这个水果，是在四十多年前的中学课本《荔枝蜜》上，还记住了苏轼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当时，“荔枝”是抽象的，未见其形，更不知其味。又过了若干年，到南方出差，才第一次见到，要不是友人提醒，差点连皮吃了。
在唐代运荔枝，何其难也，不像现在发快递一天就到。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如果快马加鞭，一个人从长安到岭南要一个月。安排给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几乎不可能。电影《长安的荔枝》讲的却是唐朝九品小吏李善德要在固定期限内完成从岭南将新鲜荔枝运到长安的任务，这真可谓“唐传奇”。
导演让李善德有了现代气息。比如，背着小包去上班，上班路上遇到了交通拥堵，上班打卡、看房买房、与各个机关打交道遭受踢皮球折磨等场景，让人觉得这个小人物离自己很近。而他天性乐观，就像许三多一样，不轻易言弃，殚精竭虑地设计运输路线和保鲜方法，反复尝试、拼死一搏，历尽千辛万苦。他直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电影前半场，表现的是他的愚忠，而后半场展示的是内心的挣扎，纠结，一直到最后，面对百姓的疾苦，他没有闭上眼睛，敢于进谏、直斥奸臣杨国忠，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小人物一下子有了风骨。
电影将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的技法运用到画面中——并不以常见的广角展示长安的磅礴气势，而是使用长焦展现建筑、环境和人物的关系，达到留白的效果。比如影片中李善德为获得批文来回奔波，小小的身影与偌大的皇城形成鲜明对比，高耸的建筑衬托出李善德的“微不足道”。而在结尾，李善德骑着马进长安，妻子让他带回木棉花，精疲力尽的他见到妻女，目光对视后，继续朝前飞奔，而袋子里的木棉花瓣撒出来，在他身后飞舞，这个画面让人感到温馨。
一骑红尘，一声叹息；一腔热血，一路悲歌。这部电影发人深省。当李善德被发配到南方种荔枝时，长安发生了安史之乱，刚吃完荔枝的杨贵妃也死于非命。而接下来的历史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两年后，安庆绪被史思明杀了。又过两年，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了。再过两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史朝义走投无路，上吊死了。如此血腥的相斫，最初的起因，可能就是那圆圆的荔枝。杨贵妃吃掉的不是李善德运来的保鲜荔枝，而是整个大唐的气脉。而银幕前的我们，在“一骑红尘”里，听见的何尝不是对灵魂的叩问？那些为追逐权力与享乐而疾驰的身影，可曾想过自己正奔向怎样的终点？
马伯庸说他写这个故事源于朋友发的微博：“杨贵妃要是马嵬坡没死逃到了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于是灵感勃发。
在日本还真有个传说，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并未被逼自缢身亡，真正死的是其替身侍女，而杨贵妃在皇帝亲信的护送下，从海上乘船逃走，漂流到日本，不久之后因病身亡。2011年11月28日下午，我到日本山口县采访，在大津郡油谷町一个叫“久津”的海边小村，遇到了杨贵妃墓。杨墓就建在这里的山坡上，打眼看去是乱石砌成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平台，台上有5座石塔，被日本人称为“五轮塔”，塔建于哪年，无从可考。这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在墓旁，种植着一小片桃树，这些桃树是在山东省和山口县缔结友好省县5周年之际，山东省政府赠送的。肥城桃树苗首次在山口县栽培。肥城桃又称肥桃、佛桃、寿桃，被誉为“群桃之冠”。据说杨贵妃不光喜欢吃荔枝，而且喜欢吃桃子。日本人把这里的桃子称为“贵妃桃”。马伯庸不管桃树，揪住荔枝不放，他用自己的方式让历史复活，而大鹏用电影让历史“保鲜”。
电影中出现了杜甫的几个镜头，有点多余，因为他的戏份不足以表现出一个诗人的形象。其实杜甫也有关于长安的荔枝的诗句，如《解闷》：“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如果电影让杜甫吟唱一下，也许更好。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