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源头的历次勘察与黄河源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1982年拍摄的扎陵湖湖岸风光

【学术争鸣】

自唐以来，历代文献中记载曾经到达过青海黄河源这一带的人很多，发生的事件也很多，中央和政府部门专门派人对河源进行勘察就有数次。从历次黄河源头勘察留下的记录，能够分析出当时和当地较为详细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信息，或有助于判断“昆仑石刻”真伪。

黄河源头历次勘察的基本情况

历史上，深入黄河源头地区进行考察和调研的组织和个人有很多，但由中央和政府部门组织的专门考察，截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都实的考察、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拉锡的考察、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阿弥达的考察、1952年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考察、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考察。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都实的河源考察，《元史·地理志》中的《河源附录》和潘昂霄《河源志》都有相关记载，“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于当年四月（5月）至河州，然后经宁河驿、杀马关，历时4个月抵达河源，在河源地区观察了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黄河源头诸水及周围山地等自然和人文环境，“冬还，图城传位置以闻”。根据文献记载的推算，都实到达河源地区是在至元十七年的八月（9月），在河源地区待的时间应该不长。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侍卫拉锡、舒兰等考察河源。据蒋良骐所编《东华录》和《康熙实录》记载，他们于当年四月初四日（5月7日）自京师起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日（7月27日）抵星宿海之东鄂陵泽和扎陵泽，初九日（7月29日）至星宿海，六月十一日（7月31日）自星宿海回程，九月回到京师，通过目视的方式观察了河源地区的水系和山脉分布情况。拉锡等在河源地区共停留了5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派侍卫阿弥达“穷河源，告祭河神”。阿弥达一行于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自北京起程，三月初六日（4月18日）行抵西宁，初十日由西宁起程出口，十五日恭祭青海龙神，二十九日至青海西界，恭祭诺穆浑达巴罕。四月初三日（5月14日）至鄂墩他拉，即星宿海东界。初四日在巴彦霍硕山梁恭祭星宿海，初五日恭祭星宿海东南之阿拉克诺尔、车克诺尔（即鄂陵湖和扎陵湖），初六日望祭玛庆山。他们在河源地区活动了9天，于四月十一日（5月22日）由星宿海起程，回京复命。

1952年，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查勘队对黄河河源进行勘查，据查勘队发表的《黄河河源查勘报告（摘要）》，参加这次查勘的共有60余人，分两个梯队。前梯队为测量队，连同武装一个班约20人；后梯队连同牛夫及其他人员等共40余人。筹备工作自8月15日正式开始，9月2日全部完成，“计购老羊皮大衣、皮背心、皮靴、狗皮褥、皮帽、皮小衣、皮裤、毡、雨衣（以上衣物均系每人一套）。买马六十一匹带全套装具，马料粮食（四个月用的），向兴海县雇牦牛并备些礼物等”。9月3日由西宁出发，9月17日到达黄河沿，9月24日由黄河沿出发正式用视距测量的方式开始查勘工作，以黄河河道作为行动路线向源头进行测绘。到达黄河源头后又越巴颜喀拉山沿“色吾渠”下测至通天河边，于10月26日到达曲玛莱，28日由曲玛莱返回，11月3日到达黄河源头山峰“雅合拉达合泽”，11月5日离开，11月16日到达多渠，11月18日北渡黄河测到扎陵湖黄河出口处与以前测的连接起来，顺老路于11月23日回到黄河沿。对沿途河流水系、地形地貌、水文状况和动植物资源、社会经济等进行了测绘和调查，绘制了大量地形图，对经过的重要河道、山岭、湖泊以及沮洳、草原等均拍摄了照片，历时共2个月。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对两湖名称定位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同时对黄河源头也参照历史文献记载的景观一并加以考察。这次组成的考察组邀请了地理、历史、测绘等学科的专家，由北京和青海省的12个单位中的21人组成。整个考察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主要是对有关黄河源考察及两湖名称由来的历史资料进行查阅核对。第二阶段即实地考察阶段，从7月10日开始，分两组进行。两组全部考察时间，历时1个月。在考察过程中，考察组在果洛州和玛多县、玉树州和曲麻莱县，先后共召开各种调查会17次，参加人数总计129人次。另外，两湖组还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南水北调查勘队及南京地理研究所考察队的协助下，对两湖及周围的自然地理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

以上历次考察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黄河源头，元至正十七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和乾隆四十七年三次考察的方式比较简单，基本是通过目视的方式调查黄河源头的水系情况，确定黄河的正源，在源头地区逗留的时间也不长，短的5天，长的也只有9天。1952年和1978年的两次查勘，则是科学意义上的勘测和调查，主要通过现代仪器进行观测，不仅查勘了黄河源头的水系情况，还对源头地区的地形地貌、河湖水文、动植物资源、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调研，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在河源地区查勘的时间分别为2个月和1个月。以上历次考察到达河源地区的时间最早的是清乾隆四十七年，为5月中下旬，最晚的是1952年，为9月下旬，其他三次集中在7月至9月上旬。1952年的考察因为时间开始得晚，并且持续时间长，11月下旬才结束返回，虽然出发前在生活物资上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马匹冻死了2匹，疲惫不能走遗弃了5匹，牦牛也损失了15头。这说明在得不到充分的物资保障的条件下，区外来的旅客在冬季的黄河源区是难以生存的。

历史时期黄河源区自然和人文环境

从历次考察留下的记载看，除相关记述越来越细致外，清康熙年间观察到的黄河上源各支流情况，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的相互位置和景观，与四百多年前元至元年间观察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历史时期河源地区的人文环境，除了生活在该地区的族群有过几次变动外，其他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自唐代开始，这里即成为进藏的主要通道。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即率军队和臣僚在柏海（今扎陵湖、鄂陵湖）迎候。清乾隆《西宁府新志》中《武备志·自西宁至藏路程附》载，自西宁至穆鲁乌素河（通天河）计31程，共1710里，即途经丹噶尔、倒淌河、星宿海至色吾河谷口。据1952年黄河河源查勘队的报告，入藏大路自黄河沿沿黄河左岸而行，经鄂陵湖北岸，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过黄河，继续傍扎陵湖南岸西行。

河源地区虽然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候高寒，但并非人迹罕至之地，这里自然环境较好，草被茂盛，很早就有少数民族在此居住。据1952年黄河河源查勘队的报告，扎陵湖出口左面的“巴颜朗马”山较低，高约50米，右面的山名“错尕世泽”，河畔、山腰及山顶上都有鄂博（一种石堆），河边上有一块长约3公寸的石片上刻着佛像，背面刻着音读“牟尼”的藏文，其他大大小小青石片都刻着经文，山腰上码着一垛石片，高约1米，长约3米，宽约2米，石片上满刻着藏文，山顶上的鄂博石片和牛头骨乱堆成丘，高约3至4米，上面插着白布旗子，旁边一堆一堆的石片，排列得颇有次序，“黄河沿以上到黄河源头约古宗列，在我们查勘时节，都是无人居住游牧的地区，其他地方如扎陵湖畔、鄂陵湖畔、多渠、喀拉渠、左谟雅朗及约古宗列渠等虽然也发现了不少藏民曾经居住的帐篷遗迹，片石炉灶，牛粪砌墙等，但并未见到有游牧藏民的帐篷设置，也很少遇到走路的人。从前的牛粪墙已化成灰土，炉灶已尽残破。从现场看来，藏民迁移已有数年的光影。据藏民说，解放以前，在扎陵湖、鄂陵湖以及沿黄河的地区，水草旺盛的地方都有藏民居住游牧，马匪步芳对藏民实行压制，强缴牛马，继以武力实行杀害，当地人不得已向西南逃避，越过巴颜喀拉山转向通天河草原上居住。参加1978年河源调查的贾玉江在《再探黄河源》中介绍，“玛曲，河宽水浅，流速缓慢，两岸牧草肥茂，是很好的冬季牧场”“河水流出扎陵湖，迂回在一片很大的草滩上。草滩上布满密密层层的禾本短草，草丛中，间或生长着几种不知名的小花”。

关于“昆仑石刻”若干问题的分析

目前关于“昆仑石刻”真伪的争论，支持说主要从不存在作伪的动机、石刻的文字书写风格、刻石技法、附近地区存在战国时期的岩画、历史文献中有关于汉文石刻文字的记载等方面寻找支持，质疑说则主要从河源地区当时不在秦王朝疆域内、当地的自然环境不适合车辆通行、历法错误、记载的事件与文献记载相矛盾、石刻的风化特征等方面提出疑问。总的来说，支持说对于质疑说提出的疑点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是关于字体特征、书写风格和刻石刀法的问题，以“昆仑石刻”的字体、刻法论证其为秦代石刻，从逻辑上和常识上都是行不通的，既然我们能总结出秦代石刻的特征，就会有人能够根据这些特征进行精妙的模仿，这样的事例在考古和文物界很多。其次是关于作伪动机的问题，这个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据，因为动机除非行为人亲自承认，他人只能是根据表象进行推测。

至于说到附近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岩画，历史文献中有关于汉文石刻文字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有学者介绍，在通天河畔发现岩画，刻画有牦牛等动物图案，岩画下部还绘有一部车；在天峻县鲁茫沟也发现有车的形象的岩画。可知这一带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有车的存在和使用的。但如果以此证明“昆仑石刻”为秦代真迹也是有问题的，先不说这些岩画的时代我们尚无法准确断定，即使可以肯定为先秦秦汉时期的作品，也不能说明“昆仑石刻”就一定是秦代的，因为二者的创作主体不同，岩画和文字石刻是当地牧民所为，不需要什么技术和专门的工具，只要有人类活动，即有可能出现。1952年黄河河源查勘队就在扎陵湖出口河边发现有背面刻着音读“牟尼”藏文的佛像，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刻着藏字经文的青石片，由此可知当地出现岩画和文字石刻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昆仑石刻”则不同，它是中原王朝的使团所为，没有专门的刻石工匠和凿刻工具是完成不了的。有学者提醒学界朋友注意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但这个也不足以成为证据。既然说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自然是离扎陵湖不远，应该也就是几百米。据侯光良教授《河源“采药昆仑”石刻发现记》所述，“我看到湖北岸有一块巨大的突兀的岩石，在平缓的草地上格外显眼”“我发现接近地面的一块半椭圆形岩石的平整面上，有弯弯曲曲的线条”，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马尼图山“在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无论在距离上，还是在山体的形状上，都明显不符。

由上文分析可知，扎陵湖和鄂陵湖等黄河源头地区是进藏大路经过的地方，历史上来往行旅较多，同时也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并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昆仑石刻”就位于扎陵湖北岸进藏大路边，其形状和位置又格外显眼，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留下相关的记载，很难理解。尤其1952年的河源查勘历时2个月，查勘队详细记录了扎陵湖东南黄河河畔、山腰及山顶上的佛像和众多刻着藏字经文的石片，只可惜当时对扎陵湖正北一面未进行实测，殊为遗憾。1978年的考察历时1个月，考察组的专家专业性都很强，考察时对两湖周围的藏族群众进行了调查访问，在当地召开各种调查会17次，参加人数达129人次，也未获得与石刻有关的任何信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将此和质疑说提出的各种疑点结合起来，“昆仑石刻”为秦代真迹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极有可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作者：王社教，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陈雪、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