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自驾到云南感受抗战之三：石牌与常德

离开宜城，我用了2天时间，先去石牌，再去常德。在抗日战争中，这两个地方都爆发过大战，均为我国获胜。所以，当时的人们，把它俩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一大早，离开宜城，先向南、再向西，行驶230公里后，经过宜昌。

　　从宜昌开始，沿长江西行。市区西边不远处，是葛洲坝，坝后不远处，是长江三峡的终点——南津关。三峡从白帝城到这儿193公里，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是我国著名的“大山水”。从重庆乘船到宜昌，曾是极为热门的旅游路线，可惜后来有些游船把部分航程改为汽车，减色不少。

　　行驶40公里，路过三斗坪镇，1994至2006年，在这儿建起三峡大坝。

　　过大坝10分钟，来到茅坪镇，如今它是秭归的新县城。秭归县城原本在一个叫归州的地方，建三峡大坝时，县城东迁，落脚于此。老县城旁边的历史建筑——屈原祠，随之搬了过来。

　　屈原祠最初落成于唐朝，后世不断翻建。虽然紧靠县城，且起名“屈原故里”景区，但屈原的家乡并不在这儿，而在乐平里村，从新县城开车过去，还有70多公里。

　　秭归新县城周边全是山，有数条盘山公路可以前往高处，俯瞰三峡大坝。这些公路几乎都是乡道，路窄弯多，在有些介绍里，甚至将其称为“小独库”。我沿着其中的一条，七拐八拐，行驶15公里，来到高处，完整地看到了2.3公里长的三峡大坝，以及刚才去过的秭归新县城。

　　下图中的这个高处，叫黄牛岩，是俯瞰三峡大坝的最佳点。岩壁近乎垂直，站在岩边，颇有些眩晕。之所以叫黄牛岩，是因为岩壁上的图案，仿佛一人牵一牛。山脚下的峡谷，叫黄牛峡，是西陵峡当中的崆岭峡的一部分。西陵峡是三峡里最长的一个峡，由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和灯影峡组成——大峡套小峡，小峡里套着更小的峡。

　　翻过黄牛岩，转入一条更为狭窄的盘山路，不知绕过了几座山，终于，远远的，再次看见长江，从宜城算起，到这儿280公里。

　　下图拍摄方向是从西往东，江面最远处那座山的后面，就是南津关、葛洲坝、宜昌方向。照片中间江畔有房子的地方，是石牌村。抗战后期的1943年，以这座村子为中心，在方圆数十里的山地间，发生过一场恶战——石牌保卫战。

　　石牌村属于宜昌市夷陵区的三斗坪镇，村子很小，紧靠长江。从宜昌到这儿行车90余公里，如果乘船，大概才10多公里。

　　抗战期间，我国迁都重庆，不久日军打到宜昌，如果任其沿长江继续进攻，重庆就悬了。于是，我军借助石牌一带的险峻山势，建立防线——如今在石牌村附近，仍能看到炮台遗址——架设大炮，封锁长江。

　　日军第一次进攻走的是正面，被我军击退，随后他们采用迂回之术，从不同方向包抄石牌。当时，我方战地指挥官是18军11师的师长胡琏。据记载，战斗进行时，司令长官陈诚来电询问是否有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这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听着就让人提气。

　　抗战中，这样的胆识如果多一些，就好了。

　　比如，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后，杜聿明率第5军往北，打算途经密支那回国。接近密支那时，前方出现日军，杜聿明下令绕行，最终走进野人山，伤亡惨重（顺便说一句，远征军共计3个军10个师，只有杜聿明第5军的2个师进入野人山）。据第5军军官回忆，当时密支那仅仅有一支小规模的日军先头部队，以第5军的实力，突袭应该能成功，只要冲过密支那，往东便是腾冲。

　　我曾问滇西抗战研究专家戈叔亚先生：为什么？

　　戈先生叹了口气：怕呀。

　　胡琏没怕。他在战斗打响之前，给父亲和妻子写下诀别书。为尊重历史，原文敬录如下：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几十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瑜：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石牌保卫战中更为感人的一幕，是日军逼近时，双方数千人展开肉搏。据说，在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响枪，全靠拼刺刀。

　　由于将士们顽强抵抗，再加上美国战机相助，石牌保卫战从1943年5月21日起，打到6月3日，最后以我方获胜而告终。当然，这场战斗不是独立的，它属于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会战中，日方兵力10万余人，伤亡近2.6万人；我方兵力41个师，伤亡4万人。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场大型会战，按照时间顺序，鄂西会战是倒数第6个。

　　2000年，当地政府修建了石牌抗战纪念碑，造型犹如刺刀，碑文内容是：

　　三峡雄关，石牌天险，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侵华日军先后攻占南京、武汉，国都被迫西迁重庆，石牌遂成拱卫陪都之国防要塞。一九四三年五月，鄂西会战，日寇十万众，意取石牌，逆三峡而逼重庆，以图完全侵占中华国土。中国军队最高统帅蒋介石急电：“严防死守，确保石牌。”陈诚、孙连仲、吴奇伟诸名将，受命率十五万大军英勇还击。众将士同仇敌忾，全身许国，激战月余，以伤亡一万余人的惨烈代价，击毙倭寇两万五千之多，暴敌溃败龟缩。石牌要塞名扬世界，此役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缅怀英烈，壮我国威，时值日本天皇裕仁乞降五十五周年，特立此碑，并略镌史实以为记。

　　村后高坡上，有一大片平地，是当年的烈士墓。战斗结束后，人们在这儿砌了个池子，把将士遗体擦洗干净，就地掩埋，池子被称为“浴血池”。章东磐先生在《父亲的战场》一书中写到，当他来到石牌村，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引导他来到墓地——墓地已经变为学校，小姑娘介绍：“学校扩建的时候，伙房里还烧过挖出来的棺木。”

　　2015年，这片墓地终于被保护起来。被打断的残碑，重新竖立。昔日的墓地上，建起忠烈祠。村子周边，还建了纪念馆，复原了碉堡、炮台、师部驻地、弹药库、防空洞、野战医院。

　　石牌保卫战这段历史，沉寂多年，远远不如卢沟桥出名，但它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从石牌到常德

　　离开石牌，回到高速公路上，继续往南将近300公里，来到常德。抗战后期的常德战役，以我国获胜而告终，当时的评价是：“此战役至少可使有关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及日军可任意攻入中国内地之谎言宣告平息。”

　　在市区东部的建设路与青年路交汇处附近，是74军军长王耀武为纪念烈士而修建的公墓。正门是座纪念牌坊，上方是蒋介石所题“天地正气”。

　　进大门，广场正中是一座纪念塔，正面是王耀武将军的题词：“陆军第74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

　　塔基四方，是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司法院院长居正的题词。

　　常德战役发生于1943年11月，当时，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的率领下，已在缅北展开反攻。面对经过严格训练，手持先进武器的中国军队，日本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生怕驻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与之呼应，南北夹击，遂调集6个师团约10万兵力，进攻常德及周边县市，除了希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还希望以此威胁重庆，并借机占领物产较为丰厚的洞庭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