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东泽

考察红山文化核心区域赤峰红山后遗址后，沿赤凌一级公路向凌源方向行进。此公路为当代连接蒙东与辽西的交通动脉，其线路走向暗合古代“松州—利州”商道（松州即赤峰前身，利州为喀左古称）的地理逻辑，均选择沿努鲁儿虎山北麓缓坡布线，避开陡峭山体与泛滥河谷。公路赤峰段入口无收费站，临近蒙辽省界时突然设置关卡。

沿途地名以“店”为核心后缀，如刘家店、牛倌店、新店、下店、洼子店等，这类地名是北方驿路文化的典型遗存。“店”的密集分布，表明此路线自古便是商旅往来的节点型通道：“牛倌店” 暗示此处曾为游牧民族赶牧牲畜的临时驻点，“下店”可能是古代商旅沿努鲁儿虎山北麓行进时，需在缓坡处设店补给，这类地名的延续性，见证了该区域从古代驿路到现代公路的功能传承。其中十家满族乡的出现尤为特殊，该乡地处蒙古族聚居区边缘，其形成可追溯至清代“柳条边”政策后的民族迁徙：康熙年间，清廷将辽东满族迁入辽西戍边，十家满族乡可能是当时“八旗屯垦”的遗存，这种“满蒙杂居”的聚落格局，与周边纯蒙古族村落形成鲜明对比，是清代民族政策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程穿行于努鲁儿虎山余脉与辽西丘陵的交织带，这一区域在地质史上属于燕山运动形成的褶皱带，地貌核心特征为“山地不高、丘陵不缓”。山地海拔多在 800-1000米，无明显主峰；丘陵则为“平顶丘”。整个路线穿行在岭谷相间的地形，沿老哈河支流蹦蹦河、坤都冷河的阶地边缘行进，全程无连续 10 公里以上的平坦路段，猜想这种循谷布线的选择，与红山文化时期先民沿河谷迁徙的路径高度一致。牛河梁遗址群的分布，同样遵循近水而不临水、居丘而不居险的地理逻辑。地势整体呈现赤峰向北微抬，再向凌源渐降的趋势，形成“北高南低”的地势梯度，而现代公路与古代驿路，均选择顺应这一自然地势布线，体现了人类交通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

途中跨越老哈河干流，此河为西辽河主要支流，在历史地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母亲河”（红山遗址、兴隆洼遗址均沿老哈河分布），更是先秦至辽金时期“农牧文化分界线”的标志 —— 河北岸多为草原地貌，适合游牧；河南岸为黄土丘陵，利于农耕。1906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便在《蒙古旅行》中记录了此流域的历史遗存：“自孟民营子启程，登上丘陵，有大土城。此处乃要害，筑有高台，东有阶梯状斜坡。根据经验判断，应属辽代的城址。” 辽代城址选址在老哈河支流“斜河”畔的高台地，既避开洪水威胁，又控制交通要道，印证了辽代城市“依山傍水、据险而建” 的地理智慧。鸟居龙藏在文中进一步描述：“丘陵下方有河流，名曰‘斜河’，据说流淌六十里注入老哈河。因其地位险要，土城成为要塞。城墙残高一间半，厚七步。西城墙和南城墙保存完整，东城墙仅保留有一半，北城墙完全消失。” 这段记录不仅还原了辽代城址的形制，更揭示了地理环境对遗址保存的影响：北城墙因临斜河河谷，长期受流水侵蚀而消失；西、南城墙因背靠丘陵，受自然破坏较小，这种“一面靠丘、三面临河” 的城址布局，与牛河梁遗址“依山筑庙、凭丘建冢”的空间逻辑一脉相承，均体现了古代人类对辽西丘陵地形的深度利用。此外，鸟居龙藏采集的 “无釉鼠灰色陶片（表面有棋盘状或横线状刻画痕迹）”，经后世考古印证为红山文化晚期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过渡型器物，其“木片刻画纹”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像衣纹技法相似，表明老哈河流域自古便是文化交流的通道，不同时期的文明在此延续并创新。

车行至热水汤镇，便进入凌源地界。凌源热水汤温泉是辽西著名地热资源，其形成与努鲁儿虎山的地质构造直接相关。此处为断裂带交汇处，地下热水沿片麻岩裂隙上升至地表，水温常年保持在 40-60℃。早在辽代，热水汤便被称为“神泉”。《辽史・地理志》记载“利州有汤泉，可疗疾”，当时辽代贵族常在此修建“汤池行宫”；清代乾隆年间，热水汤温泉被纳入“承德外八庙”的附属疗养地，现存“圣泉寺”便是当时的温泉祭祀建筑。温泉的存在，不仅是地貌特征的体现，更成为连接辽代至清代的文化地标，其功能从古代的“疗疾祭祀” 演变为现代的 “旅游康养”，见证了区域人文地理的变迁。

穿越万元店隧道后，“店” 类地名在辽宁境内继续出现（如凌源万元店镇），“店” 作为驿路节点地名，广泛分布于辽西至冀北的古商道沿线，从赤峰的“牛倌店”到凌源的“万元店”，再到喀左的“平房子店”，形成一条贯穿蒙东辽西的“店” 地名带，印证了该区域古代交通网络的连续性。进入凌源市区后，地貌特征与赤峰明显差异：山体以裸露的玄武岩为主，海拔升高，植被覆盖率降低，这种石多土少的地貌，是辽西玄武岩台地的典型特征。凌源境内刀尔登镇发现的红山文化采石场，便是利用此类玄武岩制作石器，地貌与文化遗存再次形成关联。

在凌源市区品尝的香辽西羊汤，特别是吊炉烧饼记忆深刻。当地羊汤馆颇多，羊汤的盛行与辽西长期的游牧文化影响相关，当地绵羊养殖依托丘陵草地，为羊汤提供原料。吊炉烧饼则采用碎碳火恒温烤制技法，铁板封口的吊炉设计，可在冬季维持炉内温度，避免烧饼冷却，这种饮食文化是人类适应辽西寒冷干燥气候的产物。凌源吊炉烧饼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当时作为驿路干粮，其“耐储存、易携带”的特点，成为商旅往来的重要食物，进一步印证了该区域的交通功能。

从凌源出发，沿 S206 省道向牛河梁遗址行进，沿途地名从“店” 转为“沟”，如建昌沟、河汤沟、哈海沟等。“沟”类地名对应辽西丘陵的“冲沟地貌”。这些“沟”是雨水长期侵蚀黄土形成的狭长谷地，既是天然的交通通道，也是古代聚落的分布区。此类冲沟自古便是连接凌源与建平的交通孔道，现代公路与古代小径均沿沟谷底部布线，再次体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约束。

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与建平交界处，地处辽西低山丘陵区的梁状高地核心，其选址蕴含深刻的历史地理智慧：遗址分布于海拔 500-650 米的黄土梁上，与海拔 800-1000米的努鲁儿虎山主脉相比，此处地势开阔，无陡峭悬崖；与现代老哈河、大凌河的沿河阶地相比，此处黄土层深厚，便于修建半地穴式建筑。这种“居丘而不居险、近水而不临水” 的选址，是红山文化先民对辽西地理环境的精准适应。

遗址群的核心是女神庙，坐落于牛河梁主梁顶部，占据整个山头，其空间布局与地形完美融合：庙体为半地穴式结构，主体建筑位于北侧，呈“亞”字型，这种形制既利用了北侧山体的遮挡作用（抵御冬季西北风），又使南侧开口正对东南方向。每年春分时节，太阳从东南方升起，光线可直接射入庙内，与庙内女神像的朝向形成呼应，体现了红山文化“观象授时”与“地形崇拜”的结合。庙体四周地势开阔，东、西、南三面均为缓坡，站在庙前可俯瞰周边丘陵，这种居高临下的空间感受，强化了祭祀的庄严性，实现了人文建筑与自然地貌的浑然一体。

遗址内的祭坛与积石冢群，同样遵循以地形定形制的原则：祭坛分圆形与方形两种，均建于山岗顶部的平坦台地。东边的圆形祭坛为三层圜丘式，内外三圈同心圆结构，里高外低，这种形制既顺应了山岗的缓坡地形（无需大规模平整土地），又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圆形对应天穹，三层结构象征“天地人”三界，而选址在山岗高处，寓意“与天沟通”，其设计逻辑与后世北京天坛圜丘坛的高台式祭天理念一脉相承。西边的方形祭坛中间设方台，台心与四周均有下挖的“祭坑”，方台对应“大地”，祭坑用于埋藏牺牲（考古发现坑内有猪骨、玉器残片），这种“下挖祭地”的形制，与方形祭坛所在的“凹地型台地”地形适配，避免了雨水淤积，体现了功能与地形的结合。

积石冢群多分布于各次级山梁的顶部，形成“主梁为庙、次梁为冢”的空间格局。积石冢以石块堆砌成覆斗状，冢体高度与山梁坡度呈正相关。坡度较陡的山梁，冢体高度达 3 米，以增强视觉存在感；坡度较缓的山梁，冢体高度约 1.5 米，避免过度突兀。冢群内部的等级差异通过地形位置强化：中心大墓位于山梁最高处，墓坑直接开凿于基岩之上，随葬品多为玉猪龙、玉凤等高级别玉器；边缘墓葬则分布于山梁缓坡，墓坑较浅，随葬品以陶片为主。这种以地形定等级 的布局，既利用了丘陵的自然高差区分身份，又使冢群与山梁轮廓线融为一体，形成“山冢相依”的独特景观，是红山文化“祖先崇拜” 与“自然崇拜”融合的地理体现。

离开牛河梁遗址，沿大凌河支流渗津河向喀左行进，首站考察复原的利州古城。利州为辽代重要州城，其原址位于喀左县城东，地处大凌河中游宽谷地带。辽代选址此处，因大凌河在此形成“U 型宽谷”，既便于农业种植，又可依托河流发展水运（辽代曾通过大凌河向中京输送粮草）。当代复原的利州古城，虽为仿古新建，但其城门楼朝向、水系布局仍遵循历史地理逻辑：城门楼正南朝向，对应辽代 “面南而治” 的礼制；城内人工水系引自大凌河支流，复刻了辽代 “城依河建、河穿城过”的格局，而新建的凉亭、桥梁与华灯，实则是将古代城郭市井功能转化为现代文化旅游功能，体现了城市地理空间的功能传承与演变。

第二日考察凌河第一湾，该景观位于喀左水泉镇南亮子村与羊角沟镇上窝铺村交界处，地处大凌河上游，其形成与地质构造和河流侵蚀密切相关：此处为努鲁儿虎山与松岭山脉的交汇带，大凌河受山体阻挡，被迫转向形成“S 型” 河湾，河道长约 3 公里，宽约 1 公里，是辽西地区罕见的河曲地貌。从无人机视角俯瞰，凌河水绕金蚌山蜿蜒而下，形成 “两山夹一河” 的格局。金蚌山为喀斯特地貌，山体由石灰岩构成，经流水溶蚀形成峰丛景观，与周边的黄土丘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喀斯特山体 + 河曲湿地”的组合，是辽西地貌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凌河第一湾周边的草本沼泽型湿地，是北方罕见的“河流—沼泽” 生态系统，其形成得益于大凌河的季节性泛滥。每年夏季汛期，河水漫溢至两岸低洼地带，形成沼泽；冬季枯水期，沼泽收缩为浅滩，这种“周期性干湿交替” 的环境，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被（如芦苇、香蒲），成为丹顶鹤、灰鹤等珍稀鸟类的迁徙停歇地。自古以来这片湿地自古便是“渔猎—农耕”的过渡带：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在此捕捞鱼类、采集植物；辽金时期，此处发展为官营牧场的水草丰美之地；当代则成为“生态保护+旅游观光”的复合区域，湿地功能的演变，见证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变迁。

从赤峰到朝阳的考察路线，实则是穿越辽西“农牧交错带”的历史地理剖面：从“店”地名的驿路遗存，到老哈河的文明孕育，再到牛河梁遗址的“山庙相依”，每一处地理景观都承载着不同时期的人文印记。这种“自然地貌与人文遗存”的深度融合，正是辽西地区作为红山文化核心区、农牧交错带、多民族聚居区的独特历史地理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