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我是在9月末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抵达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的。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抗战文物保护展示主题活动季基层行中，衢州，于我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不仅因为这里距我的家乡不过1小时高铁，更因为这里发生过的往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时值电影《731》热映，大部分观众都把目光投向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近3年来年均接待观众300万人次以上。不久前，我也曾到此地参观。当时，我从繁华的中央大街往南20多公里，就到了陈列馆，如同进入另一个时空。坦白说，那是一个气氛非常压抑沉重的地方，罪证种种，道不尽罪恶。
皮箱的主人是21岁的姑娘毛荣英，1941年4月13日死于鼠疫。
所以，当我听说衢州此行也将到一个关于细菌战的陈列馆时，脑补出来的景象也是如此。但没想到，一行人走到了一个游客熙熙攘攘的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临近长假，这里已经热闹了起来，连锁品牌与本地商家，都铆足了劲儿招徕生意。但依然有不少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循着导航找到了这处隐藏在闹市中的陈列馆。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位于一处典型的江南民居内，这也是衢州首批细菌战遇难者之一黄廖氏的故居。院中一块石碑刻着“一九四零”，昭示了罪恶发生的时间。
很多人并不知道，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灾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日军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炭疽等细菌，共造成全省超过6万人死亡，受伤人数数倍于死亡人数，受害影响从1939年持续到1948年。其中，日军在衢州3次撒播细菌，共造成衢州地区死难39938人。
展出的一张照片上，正是日军731部队的航空班班长增田美保于1940年10月4日驾机对衢州实施细菌武器攻击。展品中有一个皮箱，它的主人是正值芳华的姑娘毛荣英，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1岁。1941年4月13日，毛荣英死于鼠疫，本来，再过半个月，她就要成为新娘了。一个普通人的悲伤，具体而庞大。
与陈列馆隔着一条石板小弄，是衢州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拯救英雄的故事。
“我们衢州见！”2019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决战中途岛》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影片的背景就是杜立特行动。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与杜立特行动纪念馆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的机组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后，超低空进入日本本土，在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投下炸弹。他们原定在浙江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联系、导航、天气等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找到机场。最终，16架轰炸机，一架飞到苏联，15架在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降。在中国跳伞的75名突袭队员中，3人牺牲，8人被日军俘虏，64人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
衢州，是这一群年轻人的集合地；而从没见过飞行员也没见过美国人的中国普通村民，没有丝毫犹豫地救了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垂垂老矣时，依然念念不忘在衢州的经历和那些可爱的中国人。
为我们做导览的郑伟勇是衢州人，研究杜立特行动20余年。他行程3万余公里，实地考证过15架飞机的坠落地点和大部分突袭队员降落的村庄，向近千位老人了解当年的情况。
杜立特机组东京上空的30秒，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给日本带来沉重的心理打击，也让日本侵略者看到中国东南部以衢州为中心的机场群的重要性。不久，1942年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
浙赣战役造成中国军民死亡25万人以上，也正是在战役期间和撤退时，日军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所以，如今成为“邻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与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在历史上也有着紧密联系。
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的尽头是衢江，80多年前，城门前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中国士兵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无人愿做俘虏，千余人纷纷跳江殉国。那天晚上，我站在江边，身后的水亭门依然矗立，身边的市民和游客，惬意地吹着江风。这一定是当年的战士们憧憬的景象。
关于抗战的故事，可以有很多种讲法，有一种方式，是在繁华的商业街中，用安静的纪念馆告诉不经意走入的人们，馆外的美好，皆来源于此。
从衢州返回杭州，我抵达此行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距离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城北8公里处的宋殿村，被指定为侵浙日军向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接洽投降的地方。
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这一历史事件，1946年10月，宋殿村所在的乡更名为“受降乡”。又过了很多年，2020年年末，这里通了地铁，站名即为“受降”。以地名为纪念碑，是中国人铭记历史最隆重的方式之一。
“下一站，受降。”我听着地铁报站，走出这一站。雨，停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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