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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老尼僧，涵养胆识不下于前财政大臣，虽然多几分女性特有的温柔贞静，在思想方面却巾帼不让须眉。
她二十年前为了忏悔自身罪孽，曾经前往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朝圣，一路上的艰险和我的行程不相上下，这是我们的共同话题，我也因此体会到她和前财政大臣真是天生一对，都非常讲义气，重然诺。
我为他们为人处世的精神感动，也为他们因犯戒而受苦感到难过，并引以为鉴。
和他们一家越来越亲密之后，也更了解这一家人和他们的家事了。
倒是现任财政大臣，虽然与我紧邻，但公务太忙，难得说上几次话。
他名叫天津曲嘉(教持法王)，性格温和，但意志非常坚定，总是面带笑容，对我以朋友相待，一点大臣的架子都没有，常使我浑然忘记他大臣的身份。
我想这多少也跟前大臣夫妇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有关系吧。
现任大臣常向我提起一些政府内部的问题。
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通常会先回家，找自己视如父亲的前大臣商量，而前大臣也一定倾囊相授。
听说前财政大臣要不是因为有与尼僧同居的污点，早就位居要津，当上宰相或高等僧侣中的宫内大臣了。
我想如果他能够执掌西藏政治的话，与机敏的当今法王相辅相成，一定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我常在一旁倾听两位大臣的夜谈，他们偶尔也会让我发表意见。
我也由此意外地深入了解了西藏涉外事务。
在寺院中固然可以专心于佛法研究，但对西藏地方当局内部事务却无从得知，而在这儿我却因缘际会了解到许多。
我在这里不但奇遇不断，而且颇多巧合。
比如前面提到和帕喇摄政家公子的相逢，一次偶然去八廓街闲逛时，不料又遇见一位故人，是在大吉岭认识的商人查龙巴。
八廓街是拉萨最繁华的地方，店铺林立，热闹非凡，就像东京的银座。
那里有许多露天的摊位，卖各种日用品，除了西藏自产的之外，有不少从印度、加尔各答、孟买等地输入的舶来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产自日本的火柴，制造商是大阪一位土井氏；还有一种蜡烛包装上也印着“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
火柴主要是来自日本，也有一些从瑞典进口。
另外我还看到画有仕女图的日本竹帘。
在一些贵族家里，我还曾看过日本制陶器，以及日本画，装裱后挂在墙上的。
我一路闲逛，在一家杂货店发现有日本香皂出售，品质还不错，真是个意外发现，这东西在拉萨可是稀缺商品。
忙上前问价格，店主没有回答， 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我仔细一瞧，觉得这个人和大吉岭的商人查龙巴很像，但想不通怎么跑到这里做起生意来了；我想也许只是长相相似，或者是他的兄弟吧。
我在大吉岭时大多时候穿着和服，现在一身地道的西藏人装束，胡子也留长了，整个模样都变了，就算他是查龙巴也认不出我来。
他告诉我:“这种香皂很贵，您还是看看别的吧，那边有比较便宜的。”
我说，便宜的我看不上眼，我就要这种；他笑着报了个价钱，我买了两个回去。
回到住所我把香皂拿给现任大臣看，他说这种香皂很高级，要我分一个给他，我把两个都送给了他。
2
两三天后，我担心那种香皂在拉萨卖完了，就又去八廓街那家杂货店想买几个留着用。
到了那里，老板还是一个劲紧盯着我瞧，因为知道价钱，我就直接拿钱给他，但是他说:“请等一下，您不认识我了吗？”
听声音的确是查龙巴没错，于是我笑着回答:“怎么会不认识呢？"
他非常惊讶，请我进屋里坐。
这时天色渐暗，他吩咐伙计收拾铺面， 就领我回家了。
他边走边说:“好久不见了，里面很简陋，还是请将就一下吧。”
房子不大，里间有段阶梯，走上去就是主屋。
我一眼就认出了老板娘佩冬(莲显)，但她显然没认出我。
老板笑着问她:“你看这位师父是谁？”
佩冬看了看我，摇头说:“不认识啊。”
“怎么会不认识？你熟得很呐，人家还帮过你呢。”
她又仔细地看了我一遍，还是一脸茫然，说:“要是帮过我，我一定认得的，可是真实在想不起来啊。”
“真是拿你没办法，在大吉岭时有一次你肚子绞痛，不是人家拿特效药治好你的吗？”
她这才恍然大悟，“啊，我记起来了。对不起，太失礼了，没想到隔了那么久还会在这里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
对在这里遇到他们都很意外，问我是从哪里过来的，他们说:“像我们这种地道的藏族想来这里都得尝尽千辛万苦，像您这种身份又怎么进得来呢？难道飞来的不成？”
“我哪会飞呢？我是从羌塘高原那边过来的。”
“怎么可能？即使是羌塘高原，这三四年只要是可能的通道都派了兵，根本无路可走，您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确实是走了许多无路可循的地方才到这里的，但他们似乎不太相信。
我警觉到正面临一个大危机，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会暴露身份，还会祸及我的大恩人前财政大臣以及色拉大学。
生意人容易重利轻义，要是贪图奖赏将我的事情上告政府就麻烦了，我得先下手为强，于是决定了一个策略。
3
于是我开门见山，语气严肃地说:“两位现在的生活确实不错，不过要是将我非法入藏的事呈报给政府的话，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赏金。如果我去自首说自己是个日本喇嘛，人家也许还不相信，但两位曾经在大吉岭见过我，你们的话就会被相信，赏金就是你们的了；现在我已经做好了被抓去惩处的准备。”
老板娘听了颇为震惊，查龙巴也是一脸意外，说:“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要那些钱做什么？我们可不是见钱眼开的坏人，我们宁愿饿死也做不出那种没良心的事！纵使这件事最后被揭发出来，我们因为知情不报而受惩罚，也是前世的因缘业报啊。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我们绝对不会去赚这种黑心钱的。您这样说真的很伤感情呐。”
他说到后来，情绪也很激动，说得义正词严。
我答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但这样做你能赚到钱，我也明确了归宿，你们还是去把我告了吧。难道你们一点没想这样做吗？”
“压根儿也没有，昭仁波切呀，这件事我们死也不会说！” 昭仁波切意思是“救世主宝”，指拉萨府的释迦牟尼佛。
这样说，等于是在释迦牟尼佛前立誓“如果我泄露分毫，就甘愿受死，您把我杀了吧！”
这是在拉萨的西藏人分量最重的誓言。
老板边说还边用左手指着拉萨府释迦牟尼佛所在的方向，看他的样子毫无做作，完全出自一片真心。
老板娘也跟着立誓“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即使您恳求我们这么做，昭仁波切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在西藏得到这样的誓言，比得到公证书还可靠，于是我顺水推舟: “要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你们了。”
这件事也就完满地解决了。
西藏誓词有许多种，据我所知有四十五种之多。
最普遍的就是“昆鸠森”(南无三宝)，或者是“阿玛檀德”(与母别离，意思是“如果我所言不实就让我和最爱的母亲死别吧”)。
另外各个地方也会以当地的神祇或最受崇仰的佛、菩萨名号发誓，拉萨府就多以“昭仁波切”立誓。
生意人谈定价码时也以此发誓；不过都只是口头上说说，甚至成了买卖时的口头禅，不守信用的照样不守信用。
但如果立誓时手指释迦堂或者将经文放在头顶，那就很严肃了，如果违反，那罪过比谋害双亲还重。
一般的誓词，只需在说到时加重语气，以示确认。
接着，老板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说在色拉寺挂单，老板略为沉吟， 说:“莫非最近名气响亮，还受到法王召见的那位色来·安契(色拉的医生)指的就是您？”
“正是。”
老板听了非常吃惊:“传说色来·安契是药师如来或耆婆转世，我们的身体一向不好，早就想登门求医，没想到原来就是您哪。”
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后来老板成为我的亲密朋友。
我仍旧住在财政大臣府，许多贵族托大臣介绍请我看病，每次出诊都会收到一大堆礼物，包括许多美味佳肴。
这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就全拿到天和堂药铺、查龙巴家以及帮我看管色拉寺住处的沙弥那边。
我也因此与许多人的关系愈加亲密，日后全仗他们我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当然，我始终是色拉大学的学生，对学习不敢有丝毫懈怠，还要经常回色拉寺参加辩经训练。
由于我医师的身份，教师对我比较宽容，偶尔没到课也会被原谅；不过我自己很喜欢那些课程，所以总会尽量赶到。
4
三大学问寺里的学生除了藏族，还有蒙古族，以及和藏族在人种上稍有差异的康巴。
地区不同，个性也有差别。
藏族温顺细心，但生性懒惰读书并不热心；他们的不讲卫生，估计是性懒使然。
他们冬天除了到大经堂诵经、喝茶，整天都在自己房门前赤身裸体露出龟裂的背脊晒太阳打瞌睡，拿擤鼻涕的羊毛布放在头顶上遮阳。
年老的这副德行，年轻的人也是这样，只能说他们生性如此了。
蒙古学生就勤奋多了，他们大老远来到这里，对格西学位是志在必得，所以他们不只学习刻苦，辩经时也特别卖力。
五百个人中，至少有四百个成绩优异。
而藏族学生五百个里有五十个就很不错了，所以杂役僧中藏族居多，蒙古人和康巴人就很少。
蒙古学生好学进取，读书勤勉，最后大多能如愿取得格西学位，唯一的缺点就是易怒，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种族自豪感，他们认为蒙古人比藏族和康巴优越，因此难免自负，碰上点小事就发脾气。
我所接触的蒙古学生基本如此，所以他们中间会出现像成吉思汗那样战功彪炳、开国封疆的英雄，却无法积累自成一格的文明。
来自康区的人则又是另一种性格，他们比较剽悍，即便女性康巴也不会很多情，但却不像蒙古人那样容易动怒，反而非常忍耐；虽然，来自盛产强盗的康区，但比其他两族强多了，体格也比他们强壮，而且他们重情义，即使是强盗，救起人来也比别人热心。
我觉得，色拉寺的僧侣中，看着最顺眼的就是康巴。
颇有豪侠之气，不像蒙古人那样流于谄媚，更不像藏人那样不论男女上下都只是表面功夫，不会心口不一地讨好人，康巴里也有人被藏人拖下水变得腐败，但常会受到族人排斥，被大家看不起。
作为僧侣或学者修行谋法本应志在济度众生。
但这里的僧侣一千个人中九百九十九个人却不过想用自己的学问过上优渥的生活，博取名声和财富，不管能否长享安乐，能否有助众生。
这主要是因为在藏人一名僧侣或学者的身份地位，并不取决于学识、德行或普度众生的能力，而取决中财产的多寡。
地位由财富决定，使得许多僧侣整天汲汲于市利，做买卖、经营农业或畜牧业、从事各种兼差、到信众家诵经等等。
那些可怜的穷学问僧即使非常用功，所图的也不过十年寒窗，一旦功成，便可得享安乐。
真正以济度苦难众生为己任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一个僧侣经过二十年苦读终于取得格西学位的时候，还要花费一大笔钱，拿用来购买肉粥以供养学部上下。
为此，穷学僧有时还得向富裕的僧侣借高利贷，然后借着格西的名号四处为人诵经赚钱还债，顺利的话五年能够还清，多的八年也够了，但也有人无力偿还只好一辈子听债主差遣。
寒窗苦读那么久，好不容易有点成就，却被社会风气逼得继续受罪，实在是西藏僧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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