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道路，承载着岁月的厚重，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米仓古道，便是这样一条隐匿于时光深处的千年蜀道，米仓古道，因穿越米仓山而得名，它形成于商周，兴盛于秦汉，繁荣于唐宋，绵延三千余年，是古代连接汉中盆地与川北地区的重要通道。遥想当年，无数的商旅、行人穿梭其间。背夫们背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的汗水滴落在石板上，滋养了这条古道的每一寸土地。这条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传播的纽带。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古老的民俗风情、精湛的民间技艺，沿着古道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如今，岁月的尘埃虽已掩盖了古道曾经的繁华，但它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去发现。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穿越时空，踏上这千年蜀道—米仓古道，去感受大自然与人类智慧交织而成的独特魅力。

一、米仓古道概况

1、米仓古道地理位置

米仓山地处中国西部，位于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交界处 ，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数百公里。米仓山地形复杂多样，山峰高耸林立，海拔多在1000米至3000米之间，部分主峰更是超过3000米。山体主要由石灰岩、砂岩、页岩等岩石构成，经过漫长的地质变迁和风化侵蚀作用，形成了众多峡谷、溶洞、峰林等地貌奇观。米仓古道穿梭于大巴山系的崇山峻岭之间，连接着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它北起陕西汉中，南至四川巴中、达州等地，蜿蜒数百公里。

在古代交通中，米仓山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天然屏障，但同时也蕴含着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

尽管米仓山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川陕两省自古以来地脉相连、文脉相通，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是我国古代三个最著名的 “天府之国”，自古被险峻的秦岭和巍峨的巴山所隔阻。被誉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的汉中夹持在秦岭与巴山之间，交通十分不便，经济和文化交流困难。唐代诗人李白留下了千古喟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尽管如此，因军事战略和经济、文化交流之需要，先民们在秦岭和巴山的千沟万壑中,披荆斩棘、开山劈石，历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三千多年的开凿沟通，形成了秦巴间7条主要道路，其中秦岭中有4条：即，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陈仓道；巴山中有3条：荔枝道、金牛道、米仓道，这些道路通称为蜀道或秦蜀古道。

米仓古道，是穿越米仓山连接陕西汉中与四川北部的道路。有东、中、西三条线路，均需翻越川陕交界的米仓山，通称米仓道。米仓道是汉中到川北的捷径，但以道路狭窄、曲折、险峻而著称于世。

著名考古学家王建新（右）考察米仓古道

2、米仓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重要性

古往今来，无数商旅、行人、军队穿梭于米仓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使得这里的交通线路逐渐发展成为连接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纽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

米仓古道作为连接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关键通道，它不仅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更为周边地区的人员往来、物资流通搭建了稳固的桥梁。无数的商旅、行人沿着这条古道穿梭往返，使得不同地域的信息得以快速传递，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军事层面上，米仓古道的战略价值不可估量。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北方政权而言，占据米仓古道可以南下直逼四川盆地，进而掌控西南地区的局势；而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守住此道则能有效抵御北方势力的入侵，确保自身的安全，历史上诸多著名战役都围绕米仓古道展开。

3、米仓古道南郑境内线路考述

近年来我们多次对米仓古道进行实地考察，基本摸清了南郑境内线路网络。南郑境内米仓道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古代循河觅路，因河成道，分别沿冷水河、喜神河、白岩河河谷到四川，均需穿越川陕交界的米仓山，所以通称米仓道，三条线路北麓集结点为今陕西汉中，南麓集结点为四川巴中。

米仓古道东路：由汉中城南么儿拐，经大河坎渡口过汉江南行，溯泠水河而上，经三花石、芦家沟后线路分两条，其一沿泠水河西岸经祖师殿、高家岭、茶坊寺、牟家坝至郑家坝、经青石关、回军坝、天池梁至西河口（或经秦家坝、小坝至西河），其二自芦家沟，过泠水河、经塘坎子、湘水寺、关爷庙、法慈院、回龙庙、渡水磨河、越过大垭至三岔河，经爬岩店、天池梁至西河口，两条线路至西河口汇合后，再南行经朱家坝（今碑坝）、蟒蛇滩、至四川通江县，终点至巴中。

米仓古道中路：由汉中城南么儿拐，经大河坎渡口或中咀子渡口过汉江，经中所营、草堰塘、周家坪、青树子、红庙塘、至今喜神坝。米仓中路至喜神坝后分为三条路线，其一自喜神坝折向东，经小坝、关坝，至四川省南江县上两，其二自喜神坝南行经岩房坪、台上、南江县焦家河、越陈家山至两河口，其三自喜神坝折向西经西沟、庙坝，至南江县上两，三条线路至南江县上两交汇后至南江县、终点至巴中。

米仓古道西路：由汉中城西关西行，从上水渡过汉江，经石拱桥、高台寺、新集、至两河口后，分为三条线路，其一自两河口，南行经三门子、濂水、岭镇（今南郑区黄官镇）、塘口、庙坝，在南江县上两交米仓道中路至南江县城、终点至巴中。其二自两河口，向西至魏家桥，折向南行至云河、庙坝，至南江县和巴中。其三自两河口，向西经魏家桥、越大垭至元坝、折向南行经黎坪、至四川旺仓县或向西交金牛道入川，或折向南至巴中。这三条线路统称为米仓道西路。

著名作家叶广芩（前排左二）考察米仓古道

4、历史文献典籍和地方志书中的米仓古道

诸多历史文献典籍和地方志书都记载了米仓古道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米仓道 “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

《辞海》记载“米仓道，在今陕西南郑区,位于川陕交界,东与大巴山相连。自南郑经此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称米仓道。古代用兵，自陕入蜀，多出此道”。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记载往返于米仓道的是《三国志·张鲁传》：“鲁自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 。于是乃奔南山”。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曹操攻汉中，陷阳平关，张鲁奔南山入巴中”。“张鲁兵败阳平奔南山入巴中”是东汉未年发生在米仓道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三国志》还记载了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张飞、魏延等先后在此道大败魏将张合阝。

《华阳国志》这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中，就有关于米仓古道所在区域交通状况的记载。书中描述了当时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通道，虽未直接以“米仓古道”称之，但对其大致走向和重要性有所阐述。彼时，这条通道已成为连接巴蜀与中原等地的重要路径，促进了物资交流与文化传播。

《元和郡县图志》详细记载了唐朝时期全国各州县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等信息。其中对米仓古道途经地区的州县进行了细致描述，提及了古道沿线的一些重要关隘、城镇以及它们在交通网络中的位置。通过这些记载，我们能了解到唐朝时期米仓古道在区域交通中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利用情况。

地方府志、县志等方志类文献对米仓古道的记载更为详尽。清代《汉中府志》《南郑区志》等详细记录了米仓古道的具体路线，还涉及到当地百姓在古道建设、维护中的活动。

二、 米仓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脉络

（一）米仓古道形成的历史背景

1、政治因素

在古代，中央政权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统治离不开便捷的交通网络。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都是重要的战略区域，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对王朝的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为加强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管控，确保政令畅通、赋税征收顺利，开辟一条连接两地的通道成为必然需求。

历史上不同政权之间纷争不断，领土扩张与防御是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的地缘关系使其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拥有一条能够快速调兵遣将、输送物资的通道，对于巩固边防、维护政权安全至关重要。通过米仓古道，中央政权可以迅速向边境地区增派兵力，应对外部威胁；同时，也便于对内部可能出现的叛乱势力进行及时镇压，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2、经济因素

《管子·禁藏》说：“利之所在，虽万仞之山无所不上”。

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推动米仓古道开辟的重要动力。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各自具备独特的经济优势。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畜牧业和手工业也颇具规模。四川盆地则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先进的手工业闻名，尤其是丝绸、茶叶、食盐等产业，产品质量上乘，产量可观。

米仓古道的开通，使得两地的商人能够更加顺畅地开展贸易活动。汉中的粮食、皮毛、铁器等物资可以运往四川，满足当地的生活和生产需求；而四川的丝绸、茶叶、食盐等物产则能够销往北方地区，拓展市场空间。这种大规模的物资流通，不仅带动了沿线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作，推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军事因素

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条件。米仓古道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地势复杂，山脉纵横，河流交错，天然的地理屏障给军事行动带来了诸多困难。因此，寻找一条能够穿越这些障碍、快速调动兵力和物资的通道成为军事家们的首要任务。

历史上，许多军事行动都充分利用了米仓古道的战略优势。无论是北方政权南下征服西南地区，还是南方政权抵御北方入侵，米仓古道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重要通道。例如，在某些大规模的战役中，军队通过古道秘密行军，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薄弱环节，从而扭转战局。因此，为了满足军事战略需求，保障国家安全，开辟和维护米仓古道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军事举措。

著名考古学家高大伦（左二）考察米仓古道

（二）米仓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脉络

1、米仓古道远古人类活动痕迹

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古道所在区域的洞穴和河流阶地展开的探索，收获颇丰。在南郑区龙岗寺遗址、西乡李家村遗址、何家湾遗址、城固县宝山遗址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磨制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以及墓葬、陶窑、聚落遗址。追溯历史，最早可达距今150万年。从文化类型上，既有北方文化的特征，也有巴蜀文化的特征。表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自古就存在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通过对史前时期米仓古道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痕迹的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了解到这片土地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为深入探究米仓古道的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先秦时期米仓古道的开辟

关于米仓古道最早开辟的时间，虽尚无确凿定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先秦时期华夏大地各诸侯国纷争不断，势力范围不断变动，区域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在加速。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所在区域，早已存在部落与方国，他们为了生存、贸易以及军事防御等目的，有开辟道路的需求。

据一些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当时蜀地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已有一定联系，而汉中盆地作为中间过渡地带，极有可能存在沟通蜀地与中原的通道，米仓古道或许就是其中一部分。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六国后，大力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政策，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络的建设。尽管没有直接提及米仓古道，但秦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较大，修筑了多条通往西南的道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汉中与巴蜀地区关系紧密，在秦朝大规模道路建设的背景下，米仓古道很可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成为官方认可的交通要道。到了汉代，相关记载更为丰富。《汉书·地理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行政区划和交通状况。从对汉中郡和巴郡、蜀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几个地区之间人员往来频繁，物资流通顺畅，说明存在一条稳定且重要的通道相连。米仓古道作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便捷路径，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合各类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米仓古道的雏形极有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当时的部落和方国出于经济交流、军事防御等目的，在崇山峻岭中形成了最初的道路。随着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和对西南地区开发的深入，米仓古道得到了系统修建和完善，逐渐成为连接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重要交通道路。虽然目前还缺乏绝对的证据确定其确切开辟年代，但从多方面线索综合判断，商周时期，米仓道已经开通。先秦至秦汉时期是米仓古道从萌芽到成型的重要阶段，这段漫长的发展历程为其后续在历史长河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3、秦汉时期的拓展

秦汉时期，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为米仓古道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秦朝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其中包括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为了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秦朝派遣大量军民前往该地区开垦荒地、修筑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米仓古道得到了初步的开拓和规范。秦朝的工匠们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对古道的部分路段进行了拓宽和加固，改善了道路的通行条件。他们还在古道沿线设置了驿站，用于传递公文、接待过往官员和提供军事预警。这些驿站的设立，不仅提高了古道的交通效率，也增强了秦朝对该地区的管控能力。

汉朝建立后，在秦朝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米仓古道迎来了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时期。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了打通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汉朝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米仓古道进行扩建和完善。

在道路建设方面，汉代不仅对原有路段进行了修缮和拓宽，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分支路线，使米仓古道的网络更加密集。汉代还在古道沿线增设了更多的驿站、邮亭和关卡，加强了对交通的管理和控制。这些驿站不仅为过往的官员、商旅提供食宿和马匹更换服务，还承担着传递信件、情报等重要职责，使得信息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快速传递。

秦汉时期是米仓古道发展的重要阶段。秦代的开拓与规范为古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全面发展与繁荣使其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米仓古道在后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米仓古道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频繁的战争之中，其发展也深受战争的影响，呈现出兴衰交替的态势。

东汉末年，五斗米教的发展、张鲁等与蜀郡当局的分裂，都是依赖于米仓道而展开。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各方势力为争夺领土和资源展开了激烈角逐。汉中地区成为魏蜀两国争夺的焦点之一，米仓古道作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蜀汉政权为了巩固边防、北伐中原，十分重视对米仓古道的经营和维护。诸葛亮多次出兵北伐，米仓古道成为蜀军运送粮草、兵力调配的重要通道。蜀军在古道沿线设置了众多军事据点和关卡，加强了对古道的管控，确保物资运输的安全和畅通。在一些险要地段修筑了堡垒，派兵驻守，以抵御魏军的侵扰。这一时期，米仓古道在军事行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和加固，其交通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蜀汉政权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撑。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不同政权对米仓古道的管理和利用也各不相同。各个政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古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这使得米仓古道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管理变化。

在西晋短暂统一时期，国家相对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政府重视交通建设，对米仓古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和维护，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古道沿线的商贸活动逐渐复苏，一些城镇和集市重新繁荣起来。然而，西晋的统一局面并未长久维持，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国家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地区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东晋时期，偏安江南，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对峙局面。此时，米仓古道所在的地区成为南北政权的缓冲地带，局势相对复杂。东晋政权对米仓古道的控制相对较弱，但仍试图通过与当地势力的合作，维持古道的基本畅通，以保障与北方地区的贸易往来和信息交流。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米仓古道的重要性，他们在控制部分地区后，也对古道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和利用，以满足军事和经济需求。

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长期对立，战争频繁。米仓古道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之一，其归属时常发生变化。不同政权在占领古道后，采取了不同的管理策略。南朝政权注重对古道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增强自身实力。他们在古道上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同时加强对商贸活动的管理，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北朝政权则更侧重于军事防御，在古道沿线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工事，屯驻重兵，以防止南朝军队的北上。这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使得米仓古道在南北朝时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点，既受到战争的冲击，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交流的重要时期。米仓古道作为连接不同地区的交通要道，成为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对沿线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米仓古道在战争与政权更迭的复杂环境中，经历了兴衰起伏和管理变化。同时，它作为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对沿线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米仓古道在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5、唐宋时期的繁荣

唐朝时期，米仓古道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商贸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的物产更加丰富多样。汉中的粮食、药材、皮革等物资，以及四川的丝绸、茶叶、瓷器、食盐等物产，都通过米仓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

在米仓古道沿线，兴起了众多繁华的商业城镇。这些城镇成为了物资集散和交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汉中、巴中、达州等城市因地处米仓古道的关键位置，商业活动异常火爆。街道上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每天都有大量的商队穿梭于古道之上，骡马驮着沉重的货物，铃声回荡在山谷之间。这些商队不仅带来了各地的商品，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与融合。

到了宋代，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繁荣，人口增多，市民阶层兴起，对各类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米仓古道的商贸活动更加活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由于宋朝政府鼓励商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流通的政策，如降低商税、保护商人权益等，使得米仓古道上的商业活动更加顺畅。

唐宋时期是米仓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商贸、文化交流、交通设施与管理以及城市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南宋时，汉中成为抗金前线，大量驻军、战事频发，持续80余年，对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活动，为米仓古道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6、元明清的持续发展

元朝建立后，疆域辽阔，构建了庞大的帝国统治体系。米仓古道在元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与经济交流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元朝统治者为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米仓古道成为兵力调配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尽管元朝军事力量强大且交通网络广泛，但古道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无法被忽视。通过米仓古道，元朝军队能够快速向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进发，应对可能出现的叛乱或外部威胁，保障西南边疆的稳定。例如，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古道为军队提供了相对便捷的行军路线，减少了因地形复杂带来的阻碍，确保军事行动的高效开展。

在商贸方面，元朝推行开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繁荣，米仓古道发挥着物资流通的重要作用。明代重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米仓古道沿线地区的经济也随之繁荣。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耕地的开垦，汉中与四川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增加，通过古道运往各地的物资更为丰富。同时，明代的手工业蓬勃发展，四川的丝绸纺织业、陶瓷制造业等技术精湛，产品质量上乘。这些商品借助米仓古道运往北方市场，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互补。

清朝前期，国力强盛，米仓古道迎来了又一个繁荣阶段。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古道上的商贸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四川地区在清代成为重要的经济区域，其丰富的物产如食盐、茶叶、丝绸等通过米仓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汉中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也在古道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古道沿线的城镇经济繁荣，商业店铺、客栈、货栈等鳞次栉比，形成了完整的商业产业链。例如，一些城镇成为特定商品的集散地，巴中成为茶叶贸易的重要枢纽，达州则在丝绸交易方面颇具影响力。

至今在南郑区福成镇的数万亩古茶树林，也是古时米仓山茶叶发展的一个难得的证明。

三、米仓古道的主要遗迹

（一）

栈道遗址

碑坝三道河栈道遗址

碑坝三道河栈道遗址位于南郑区碑坝镇西沟村春光组三道河。地理坐标（东端）：东径107°08'29.6"，北纬32°36'05.5"海拔高度1133米。该栈道是米仓古道上连通碑坝与南江的主道路中的一段。现存18个栈孔呈东西走向，单层排列。16个方形竖栈孔，最大孔边长40厘米，最小孔边长10厘米，孔深10--16厘米，两孔内残存有石桩。2个圆形竖栈孔，孔径分别为13、16厘米，孔深15厘米。

（二）古桥梁遗址

1、定波桥

定波桥位于南郑区青树镇（原塘坊乡）平桥村东侧古米仓道上。地理坐标：东径106°54'18.9"，北纬32°54'54.5" ，海拔高度647米。桥侧有清咸丰五年（1855年）修桥碑一通。定波桥现存结构基本完整，为单孔拱形石桥，桥体以条石砌筑,石拱卷砌法为纵联式, 桐油、石灰浆勾缝,桥面两侧砌栏杆。全长7.75米，宽3.34米，高6米。

定波桥

2、胜利桥

胜利桥位于南郑区青树镇汪家坝村, 地理坐标:东径106°54'42.2",北纬32°54'13.0",海拔高度604米。胜利桥建于清代，是米仓古道桥梁设施之一，坐落于濂水支流上。桥面为双孔平桥，20世纪修建二南公路时桥面被改建为水泥桥面。桥面长7米，宽5米，高3米。现部分桥体被叠压于省道211公路下。

胜利桥

3、大高桥

大高桥位于南郑区红庙镇（原喜神坝乡）群福村，跨古米仓道贾家河上，双跨石梁桥。修建年代不详，地理坐标东径106°53'55.1"，北纬32°46'54.3"，海拔高程904米。东西走向，全长12米，宽1.2米，高出正常水位4.5米。两边桥墩用条石错缝平砌而成，上部出跳三次作成伸臂架式样；中间桥墩以条石一平一顺砌成，迎水面筑成分水金刚，顶端两侧叠涩出檐。桥面由3根条石铺成。

大高桥

4、小高桥

小高桥位于南郑区喜神坝乡（原喜神坝乡）群福村。地理坐标东径106°53'48.4"，北纬32°46'46.3"，海拔高程960米。位于米仓道跨贾家河支流上。修建年代不详，单跨石梁桥，南北走向，全长5.5米，宽1.2米，高出正常水位2.5米。两岸以石错缝平砌桥墩各一，桥面由3根条石并列铺砌而成

小高桥

5、华石嘴石桥

华石嘴石桥位于南郑区红庙镇（原喜神坝乡）龙家岭村，贾家河南一小溪上，地理坐标东径106°55'43.8"，北纬32°48'29.8"，海拔高度751米。为石质梁桥。桥墩呈弧形，用石条砌筑，高3米，长5米。桥面为三块并列天然石条，宽140、长400、厚22厘米

华石嘴石桥

6、庙坝关隘遗址

庙坝关隘遗址位于南郑区黄官镇（原塘口乡）长沟村二组。地理坐标：东径106°47'23.1"，纬32°42'53.3"，拔高度1168米。庙坝关隘遗址地处是川陕交界处米仓古道支线上，明末时期在此修有挡墙，挡墙呈东西走西，挡墙由黄土、白灰、青颗盐混合筑成，墙外包砖，后被破坏。据郭凤洲《续修南郑区志》记载：挡墙“险踞崖侧，陡临深涧，出入上下，人难并行”，现存遗迹长120米，宽约6米，高约2.5米。此关为米仓道庙坝支线重要的入川关口。

庙坝关隘遗址

（二）、古建筑

1、罗家寨寨址

罗家寨寨址位于南郑区碑坝镇茶园坝通木组大房坪，地理坐标：东径107°09'42.3"，北纬32°37'48.0"，海拔高度1137米。罗家寨修建于清末年间，大地主罗家为了防御土匪入侵而修建此山寨，依山而建，背靠牛啃山。现遗存有城墙、寨门各一处，现寨内住有6户人。

罗家寨寨址

2、石门村碉楼

石门村碉楼位于南郑区汉山镇石门村六组，地理坐标：东径106°54'32.9"，北纬32°57'56.3"，海拔高度547米。石门碉楼所处位置，是米仓古道中路必经之处，是为抵御侵挠的防御性建筑设施，建造于民国初年。碉楼平面呈长方形，版筑土楼三层，面阔4米，进深5米，高约15米，悬山顶，南面每层开小窗，东面三层开小窗。石门碉楼为汉中市极少见的建筑形式。

石门村碉楼

3、青树镇柳树沟村王家碉楼

青树镇柳树沟村王家碉楼南郑区青树镇柳树沟村易家河沟王家院子。地理坐标：东径106°53'08.5"， 北纬32°57'07.1"，海拔高度618米。王家碉楼所在的青树镇柳树沟村处于米仓古道沿线，王家为当地富商，民国初年建造该碉楼防御被侵挠，并与土匪发生过激战。碉楼平面呈长方形，版筑土楼三层，面阔3.7米，进深5.6米，高约15米，悬山顶，二三层两面开小窗，四面有射击孔，底层正面辟小门。

青树镇柳树沟村王家碉楼

4、鹰嘴岩寨址

鹰嘴岩寨址

鹰嘴岩寨址位于南郑区白家湾村鹰嘴岩。地理坐标：东径106°55'16.7"，北纬32°57'55.8"，海拔高度818米。鹰嘴岩寨址处于米仓道沿线，地处大汉山余脉的一个独立小山上，这里在明未清初白莲教活动比较活跃，是白莲教的重要据点。清未相传为躲“长毛子”避难处。“长毛子”即对太平天国的诬称，其时代在1852年左右。寨址位于山顶部，平面略呈椭圆形，南北走向，南高北低，纵约120米，宽约10—30米。寨址现存石寨墙一周、南北大门各一座。寨墙长约300米，高30——100厘米不等，厚40厘米；北门，石块砌筑，门道宽150厘米，残高150—300厘米；南门利用天然断崖开凿，宽20厘米。鹰嘴岩寨子遗址是研究明未清初白莲教活动和清代未期太平天国在汉中活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5、黄官镇平桥碉楼

黄官镇平桥碉楼位于南郑区黄官镇平桥村一组。地理坐标：东径107°48'24.0"北纬32°51'27.4"海拔高度698米。黄官镇平桥碉楼处在米仓古道支线上，碉楼平面略呈方形，坐东南向西北，共四层，土木结构，歇山顶，小灰瓦屋面，面阔进身均为一间，四楼南向出挑护栏，每层墙面均有瞭望孔，嘹望孔平面呈线拐形，各层西墙有木窗一个，楼梯、楼板均为木质结构。进身4.66米，面阔5米，通高约11米，一层高2.4米，二层、三层、四层高均为2.13米，护栏宽0.90米，长3.7米，高0.90米；窗宽0.56米，长0.87米；孔距2.5米，孔长0.32米，宽0.12米。

黄官镇平桥碉楼

6、宝鼎寨寨址宝鼎寨寨址位于南郑区黄官镇宝鼎村，地理坐标：东径106°51'16.3"，北纬32°52'29.5"海拔高度1068米。宝鼎山处天米仓古道沿线，为一鞍形山的一端，山势西北至东南走向，宝鼎寨位于山脉西北部，除东南方的鞍部有道路通往寨子外，其他三面均为峭壁，地势险要，该寨现名乞儿寨，始建年代不祥，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平面呈不规则形。目前为寺庙，仅存大将军铁炮1门，长85.5厘米,直径19.5厘米,孔径7.5厘米，呈竹节形。炮口铭文“同治元年桂月宝鼎寨众性人等公置大将军一座。”该寨址在研究当时的军事状况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宝鼎寨寨址

（三）摩崖石刻、石碑

1、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

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位于南郑区新集镇金华村十三组，地理坐标东径106°46'53.4"、北纬32°57'27.0" 海拔高度718米。该摩崖位于金华村十三组真神洞后20米处一条山沟边的崖壁上，小地名叫凤凰崖。摩崖石刻有三处，集中在同一石壁上。其中一方摩崖石刻为一首二十句七言诗《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凌晨别我将何适，鹤态飘然振霜翮。指点金华欲去游，骑驴直造烟霞宅。一片岚光凝不飞，数里松阴翠如滴。背腊山寒雪未消，迎春地暖花争拆。 水潺潺兮风索索，帘卷虚堂正岑寂。高歌应有鬼神听，状物潜驱鸿化力。繄我浮生系郡符，安得乘闲访灵迹。吟成一首送君诗，倩僧勒上岩边石。”落款为景佑元年。该摩崖题诗为北宋仁宗皇祐初年汉中郡守郑炎《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郑炎，生卒年不详，北宋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官惠安县令（明嘉靖《惠安縣志》卷一一）。仁宗皇祐初，为汉中郡守（《宋詩紀事》卷一九）。《中华诗词》之《全宋诗》502卷收录郑炎诗《赠张俞秀才游金华山》

此处石质多为叶岩，此石刻下有一摩崖石刻深埋土中，另一处在其右侧，字迹模糊不可识。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

2、天池子清代摩崖石刻。

天池子清代摩崖石刻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西河乡西河口村天池子沟。地理坐标：东径107°07'31.2" 北纬32°43'07.7"海拔高度1313米。该摩崖刻于平缺崖壁下，幅宽60厘米，高40厘米。楷书，字径6厘米。记载杨某偷盗被拿获，出钱修路一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97年）款，保存完好。

天池子清代摩崖石刻

3、云河驿站和《州正堂示》碑

云河驿站位于南郑区黄官镇云河村，是米仓道支线重要驿站。清代这里属宁强县管辖。宁强县古名羌州，境内居住羌民和汉民两大民族。羌民因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聚众造反，后被清王朝残酷镇压，将羌州改为带有镇压欺辱性质的宁羌县。建国后改名宁强县。1961年行政区划调整，划归南郑区。云河向西流，流经勉县入汉江，当地人又称西流河。云河山重水复，人烟稀少，过去是汉中市区到百里之外的元坝的必经之地。清末曾是川陕险途中的一个驿站。驿站设在今云河小学。校院内有一通用青石刻勒的《州正堂示》碑。州正堂示意为羌州衙门诫示。《州正堂示》碑现存于南郑区圣水寺文管所。

云河镇《州正堂示》碑

四、 米仓古道调查研究和传承保护的思考（略）

1. 深化跨学科研究

米仓古道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学范畴，而应加强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米仓古道的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2. 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

应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RS）、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数字化手段。

3. 拓展研究范围与深度 一方面，加强对古道支线和附属设施的研究。深入研究支线的走向、功能以及与主线的关系，有助于全面了解古道的交通网络体系。

4. 强化保护与利用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探索科学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方法，结合现代文物保护技术，对古道及其沿线遗迹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同时，深入研究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米仓古道的文化资源，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5、推进包括米仓古道在内的蜀道申遗进程。蜀道，作为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宏大脉络，承载着数千年华夏文明的演进与交融，其在世界文化遗产谱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米仓古道，作为蜀道体系中一颗独具光辉的明珠，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卓越的遗产价值，成为蜀道申遗工作中不可或缺且亟待重视的关键部分。当下，大力推动包括米仓古道在内的蜀道申遗工作，已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与重大现实影响的紧迫任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中原地区与西南边陲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的核心通道。古往今来，无数商贾负贩往来，文人墨客吟诗踏歌，戍边将士铁马金戈，他们的足迹深深嵌入这条古道，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历史长卷。现存的古老石板路，历经岁月磨砺，依旧承载着往昔的繁华；斑驳陆离的关隘遗址，宛如沉默的卫士，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错落有致的驿站遗迹，仿佛仍回荡着昔日的人喧马嘶。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是米仓古道辉煌过往的实物见证，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从文化层面审视，米仓古道堪称一座多元文化汇聚的宝库。它巧妙融合了巴文化的雄浑质朴、蜀文化的灵动精巧以及秦陇文化的豪迈大气，形成了独具特色、兼容并蓄的文化景观。当地世代传承的民俗风情，如独特的节庆仪式、精湛的传统手工艺，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等，无不彰显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亟待通过申遗这一国际通行方式，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有效的保护。研究制定全面系统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法规，确保古道遗迹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修复。同时，强化跨部门协作与区域间合作，形成保护合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应积极投身其中，发挥专业优势，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米仓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艺术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为申遗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技术保障。

6. 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

米仓古道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讨米仓古道在世界古代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余忠平，文博副研究员，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多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后主编出版《龙岗胜迹》、《龙岗流韵——南郑文化遗产研究》，副主编兼责任编辑《南郑名胜古迹诗词鉴赏》。在《文博》杂志、《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