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洞记

重阳后三日，早起爬白石洞。白石洞在博山西郊，抬脚即至。进山门，便是白石峪，三里山间石阶，曲曲折折，攀援而上。晨雾低徊，草木扶疏。明末赵进美曾言，“入白石峪二三里，多桃树，一径在蒙茸中”，三四百年过去，时过境迁，桃树只余一二，“蒙茸”之景也已不再。因两山夹峙，山峪逼仄，鹅耳枥、君迁子、毛梾、山柿、黄栌、流苏、黄连木等高大乔木皆抻着脖子往上长，去树冠外争阳光，一律成了瘦高个。底部一二十米的树干几乎不生枝叶，光秃秃的，一根根寂寥落寞；只有树高三分之一以上才枝繁叶茂，蔽日遮天。阳光一照，光影流转，有红、有黄、有绿，万彩迷离。至于树下灌木杂草，因久不见天日，几乎绝迹，唯有枯叶间钻出的山韭野葱，依然自顾自碧绿着。

行至山腰，杂树洞天豁然开朗，仿佛从茂密森林的波涛里浮出，忽见偌大白岩崖壁面东直立，如树高屏。屏上洞穴密布，崖柏丛丛点缀其间，如墨洒白石，果是“白石如屏，洞穴如巢”。始信赵进美所言“数百丈石岩，真如张屏”不虚。岩壁之下，即白石洞主洞，高五米、深七米，壁上密布百余处穴窍，大者可容十几人围坐，小者仅能探首张望，形成“洞中有穴，穴中有洞，穴洞连通”之奇境，雄浑而奇崛。立于百丈崖下，仰观“巉岩欲坠”，俯瞰“深溪潺潺”，胸中块垒，尽随山风散去。

山幽洞奇，此处早成修仙悟道之地，亦为文人精神之落脚处。明清时，道士于此筑墙设门，建起龙王祠、玉皇阁，一时“岩洞藏古寺”。文人亦不时在此雅集，把酒临风，推杯换盏，歌咏唱和以远离尘嚣。道家仙迹与文人辞赋，多已化作典籍中的文化记忆。孙廷铨《颜山杂记》载博山山水，曾专列“岩洞”一门，对草木却仅以“林壑幽深”一笔带过。道士修行，文人避世，在山洞间出没，难道果真未曾留意到那株古银杏？这棵树，大约从南宋时便已站立于此。

当我还在城区的过境路上，远远便瞧见古银杏金黄的身影在白石洞的巉岩间烁烁发光。来到树下，真为其体量与光彩所震撼。树高十丈，贴崖壁而立，阳光直射下满树融金，黄光灿灿，黄得那般浓烈、纯粹、饱和，浓稠得化也化不开。这棵银杏在此伫立千年，何以竟不入史家之眼？“颜神八景”之“仙洞藏春”以山洞为核，草木从未成为叙事主角。乾隆八年的《求雨碑记》，通篇写百姓山洞求雨之盛况，却只字不提洞外草木，更未言及这银杏。

古树似乎总难入文人之眼，常在诗文中缺席，文人独对山洞兴致盎然。赵进美改白石洞为“过雨岩”时，古银杏已有数丈之高，最不该被他忽略，这究竟是为何？博山自宋元起便烧造琉璃，烧琉璃需木炭，木材遂成重要资源。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述琉璃做法，仅隐约提及木材之用。为保用度，明万历年间官府立碑禁伐，此等视树为物用之观念，亦影响文人之眼光，未见其对古树名木的任何深思。可见，要么几百年前古树并不稀罕，要么是偏颇的文人审美辜负了古树。无论宗教抑或世俗，再珍贵的古树名木，似乎总不及一个洞窟来得重要——文人的洞穴情结，何其深也。

多年前，一群博山内画艺人曾相约：待大雪纷飞时，上白石洞吃火锅去。未几，大雪封山。四五人提锅携勺，带着白菜豆腐进了山。山风呼啸，雪花纷扬，白石洞茫茫一片。几位怀揣热望的内画艺人，在老银杏树下举杯畅饮，锅里的肉汤咕嘟作响，热气袅袅升向崖壁。雪花落上肩头、掉进火锅、飘入酒杯。大树为他们遮风，草木赠他们焰火，火光映红他们的脸庞。这场雪中雅聚，不再是文人寄情山洞的出世之思，而是将山水草木视为生命的底色。没有这棵古银杏，冬日的深山，便少了艺术的依托，也缺了生活的底气。

如今，白石洞的千年银杏光华依旧，无数乔木自在生长，这不能不感谢原山林场的悉心守护。多年来，护林员一直守护着银杏及山中所有古树名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热成像、雷达探火……全方位智慧防火监测系统已然建立。他们定期巡山，查看树干有无虫害，根系是否牢固；若遇狂风暴雨，还会为老银杏搭架支撑。每棵古树皆有档案，记录长势与问题，精心打理。人护树，树亦护人——夏日为人遮荫，秋日添景增色。老人在树下闲话家常，孩童在树下嬉戏玩闹，游客在此驻足留影。对博山人而言，这千年银杏是乡愁，是印记。秋日黄叶翻飞，如天女撒金，不独为观景，更是生命喜悦的姿态。它伫立近千年，诉说着自然的故事，也矫正着古代文人的偏狭。

日值中天，银杏树将烁烁光芒映射于白石洞绝壁，把白岩染作一片金黄。乌黑的山洞在金光映衬下愈显幽深。古银杏叶在微风中轻颤，偶尔几片翩然坠落，栖在直播女孩的发间、肩头，或静静躺回大地。满山树木默立于秋光之中，诉说着它们在地球上亿年的坚守，也低语着与人类的情缘纠缠。此刻，我仿佛可见古代文人身着长衫，手持书卷，伫立白岩之下，或许也曾为这银杏金辉、为满山生机驻足片刻，只是遗憾未曾落于笔墨。是啊，神仙已远，唯有满山草木，岁岁枯荣，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