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东侧,静静流淌着一条名不见经传的乌河。它虽没有大江大河的赫赫声名,却是贯穿临淄西部的第二大河流。它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北上,从村东南悠悠地流向北,又折向村西北,最终在桓台县、博兴县境内汇入小清河。
曾经,乌河的水脉极为充盈,泉眼星罗棋布。河水清澈得能一眼望到底,河底的苲草、游动的小鱼小虾都清晰可见。河面上,鱼儿欢快地跳跃,虾儿灵活地穿梭;河岸边,乌啼虫鸣交织成一曲美妙的自然乐章,岸边的各种水草丰盛而茂密。四季更迭,乌河展现出不同的风姿:冬天,河水虽寒,却挡不住人们抓鱼摸虾的热情,河汊结冰处也吸引着孩子们溜冰玩耍;夏天的夜晚,苇滩成了萤火虫的舞台,它们闪烁着微弱而迷人的光芒,如梦似幻。人们来到河边,或坐或蹲,摇着蒲扇,一边纳凉,一边拉着家常,生活在这岸边的人们,惬意而快乐。

当年,乌河岸边种植着大片大片的芦苇,在当地方言里,人们亲切地称它们为“苇子”。芦苇既是造纸的原料,又是村民盖房所需材料,还用于编织等,用途广泛。
这些芦苇顺着弯曲的河道连绵生长,面积之广,在周围几个村庄中都是数一数二的。村里12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属于自己的芦苇滩。春天,芦苇嫩绿嫩绿的,在春风中茁壮成长,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秋天,芦花盛开,洁白如雪,在秋风中轻轻摇曳,宛如一群身着素衣的仙子在翩翩起舞。从发芽、展叶到抽穗,芦苇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满生机的生长周期,最终长到两米多高,迎来了成熟的时刻。
秋后,生产队种完小麦,天气渐凉,每年大约11月下旬便开始收割芦苇。割芦苇,在村里可是一件极为壮观的大事。从我记事起,每到这天,家家户户只要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踊跃参加。就连那些年纪尚小的学生,也会怀着兴奋的心情加入。平时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的人,也会尽力参与,为了一年一度那顿能大饱口福的“大餐”。

这天,全村统一组织割苇子。各生产队的社员们纷纷携带镰刀,高高兴兴地来到河边。青壮年劳力们精神抖擞,他们手持镰刀,熟练地割着芦苇,镰刀划过芦苇杆,发出“沙沙”的声响,不一会儿,大片的芦苇就齐刷刷地躺倒地上,仿佛是一首欢快劳动之歌的前奏。而学生、妇女以及年长的人,则负责把割好的芦苇扛到生产队场院里。扛芦苇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割下的根部呈斜尖形,稍不留神就能刺破鞋底扎伤脚。扛芦苇按数量记工分,记得每扛一个苇子能记0.5分。
扛苇子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好似一条蜿蜒的长龙,穿街绕巷,向着村西边的场院缓缓前行。小学生们力气小,一次只能扛一个,由于身材矮小,苇子的梢部拖在地上,他们摇摇晃晃地走着,模样十分可爱;大人们则力气大,一次能扛两个,他们迈着稳健的步伐,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走在最前面的王大爷,一次扛三个,青筋暴起却笑容满面。从王大爷这样的个人剪影,到几百人穿梭、长龙蜿蜒的宏大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是王家桥村一道绝版的风景,一场属于集体的、热火朝天的劳动交响。
年龄大一点的妇女们,则从家里带上鏊子、面板、擀面杖等工具,来到场院里做集体大餐。她们两人一组,默契配合,一人熟练地擀着单饼,一人添火烧鏊子烙饼。十几盘鏊子同时生火、烙饼,一时间,烟火缭绕,那阵势、那场面,甚为壮观。面饼的焦香刚刚升起,另一边,大铁锅里的炖菜也咕嘟起来。中午的菜是铁锅炖,菜来自生产队菜园里的大白菜和葱,割上五花猪肉、豆腐,用10印大铁锅慢火炖制而成。面饼与炖肉的浓香交织在一起,弥漫在整个场院上空,让辛苦了一上午的人们早已饥肠辘辘。
中午时分,芦苇收割完毕。各家各户拿着饭盆,挎着篮子,到场院里排队领取炖菜和单饼。保管员按照家庭参与人数的多少进行分配。分发完毕后,各自回家吃饭,为的是让那些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小孩也能享受到这份福利。在当时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这顿饭无疑是一件让人解馋的美事。
这天,对于那些下到冰冷的河水里割芦苇的人来说,还会得到特别的关照。记工分时,会多给记1分,中午还能集中吃饭,并且有白酒供应。这小小的优待,不仅是对他们辛苦劳动的认可,更是乡村里浓浓温情的体现。一上午的辛劳,让这顿平时难得的饭菜,变得格外香甜。那饼香、肉香,混合着芦苇的清香,构成了那个年代最满足的味道。

然而,时光流转,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苇滩也由个人承包。1995年左右,因乌河水渐渐断流,苇子长势越来越差,苇滩也被承包者开垦成了农田,种上了小麦。如今乌河犹在,但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成为一条季节性的雨水河。
我常常想起那个全民割苇的秋天。我们割下的不仅是芦苇,更是一年的希望;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集体协作的温暖。那种人与河流、与土地、与乡邻紧密相连的劳作方式,已随时代远去,但它所蕴含的朴素、团结与欢愉,却如同那洁白的芦花,永远摇曳在我记忆的深处。
你的家乡,有什么已经消失的集体记忆吗?(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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