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伊朗有种莫名其妙的矛盾。

2019年的时候，我和员员在伊朗深度地旅行了一个月。

从迪拜飞到设拉子，然后去了传说很动荡的克尔曼，又去了整座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亚孜得，古城伊斯法罕，最后在德黑兰呆了一周。人们都说伊朗好危险，不安全，旅行很不便利，信用卡不能用，订酒店靠电话，仿佛回到90年代。

那几年伊朗的游客是那么少，以至于你在路上看见一个明显来旅行的外国人，都会彼此点一点头，露出惺惺相惜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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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伊朗，我们会因为是中国游客而被友好的对待。

落地设拉子，白发苍苍的女签证官对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看了我们的护照，眼睛温柔地亮起来：“你们来自中国！欢迎你们！”然后又板着个脸对待其他人。

亚孜得的早晨，我和员员散步到一座还没开门的清真寺门口，一个西装革履有点像官员的人，突然迎上来，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吗？”我们点点头，他对旁边的人说了几句，一个女孩就端了一盘茶和糕点过来给我们，然后清真寺的大门提前为我们开了。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于是路上常常有友善的老年人会拍拍员员的肩膀，和他握手。路上遇到军队演习，一群拿着ak47的小伙子经过，看见员员：“嘿！中国人！”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亲切，搂着他的肩膀走了一路。在许多伊朗人眼里中国是他们的朋友，曾在一段艰难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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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不那么喜欢中国的伊朗人，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中国产的，我们从未在国内见过的款式的车，不满地说：“你们中国，把自己不要的破烂都高价卖给我们。”

其实我也有点不能反驳。除了德黑兰，伊朗其他地方的大商店都少得可怜，由于被制裁，东西单一，重复。很多商店都更像是供销社。

古老的大巴扎里卖的很多东西，都像是不知道哪一年的中国库存。“腾讯QQ”中文包包，财神爷玩偶，千禧年前流行的表情包周边，过期的手账本，走在伊朗街头，时常会有某个瞬间以为自己穿越回了小时候的中国，路边的自行车，都是凤凰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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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接待过美国游客吗？”我问我们在克尔曼的导游扎伊德，他接待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我们是他第一次接待的中国人。

“没有，一个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们在怕什么。”扎伊德用一口非常标准的美式英语回答我，然后发出了高亢的笑声。他长得特别像皇后乐队的主唱，留着那样的小胡子和头发，笑起来就像佛莱迪在唱歌。

五月的卢特沙漠特别寒冷，他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Winter is coming！”没错，他也在追权利的游戏。他喜欢美国文化得不得了。英语都是看美剧学的，于是2019年了，他说话还有点像90年代的情景剧。

他有中东人可爱的狡黠，邮件预定行程时，得知他导游费是40欧元一天，见到我们之后，他说是40欧元一个人的价格，两个人80欧元。我说那算了，他翻了一会儿邮箱说他记错了，两个人一天一共40欧元。

他的导游工作非常的尽心尽责，负责开车，加油，还会从后备箱变出个保温盒，摆出茶点饮料，任何卖东西的地方都不让我们去，我们深深的被他热情感动。后来才发现他是在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发现本地物价的真相。

沙漠中美丽奇幻的峡谷绿洲门票换算成人民币两毛一张，一美元就吃了顿大餐。我们在超市里买东西价格时高时低，有时候很大一包东西五块钱人民币，有时候同样的东西又被收20人民币。常常被宰，但因为里拉尔贬值得太厉害，就算被宰了，感觉也不贵。

他很喜欢拍照，爬到沙丘上摆出很帅酷的造型让我们帮他拍照，然后就发到ins上。他拿着我的华为手机看了又看，摸出他几代前的苹果手机给我看，说他最想要有一个新款的苹果手机。

天色渐晚他开着车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穿行，显得有些忧伤。他说他有个妹妹被送到了澳大利亚，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离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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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伊朗的新闻，我时常会想，扎伊德还好吗，也会想起旅行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有点奇怪的人。比如两个自称是德国人的人，留着寸头五官端正，站立行走方方正正，一人一个很小的背包，样子很像特种兵。我问他们为什么来伊朗玩，他们没回答，只说要租一个车开遍伊朗。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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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最后一站在德黑兰，住在一个中国人开的客栈。老板娘叫红姐，五十美元一天的房间普普通通，但包早晚餐而且还是正宗中餐。流浪了一个月的中国胃得到了狠狠的治愈，白天在德黑兰四处游荡，晚上赶回去吃一顿中餐。

19年的时候，红姐就在犯愁局势不好，她的客户主要是伊朗工作的华为员工，华为撤走后，游客和本地人都支撑不起原来的生意。我说，伊朗这么美，这么好玩，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旅行。唉，我真是天真到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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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中东地区太阳很炙热，气温很寒冷，所以没觉得戴头巾有什么不便。防晒，又不用梳头拍照还挺好看。加上我有点点社恐，把自己裹在什么东西里有种莫名其妙的安心。搞得很多伊朗人都觉得我穿得太保守了。

伊朗的每个地方，妇女们的袍子程度都不一样。我曾多多少少是被西方宣传侵染了一点偏见，一开始看见街上穿着漆黑袍子的妇女，也有点感到心慌。然后慢慢与陌生的世界变得熟悉，透过面纱看见她们一些可爱的行为——在袍子下面小心的吃着薯条，炸鸡。跑过来跟我这个少见的外国人打招呼，眼睛里透着深深的笑意。

有时服装也真的让她们的生活不太便利，牵着小孩又拎着菜，跌跌撞撞地前进。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越偏远的地方，袍子就越厚重，只剩下眼睛。德黑兰的街头是一派轻松的氛围，头巾不用遮罩住什么，更像是一个装饰，松松垮垮地套在头上就行。爬上德黑兰市区最高的那座山，看见一个妇女因为走热了，坐下来喝咖啡取下了头巾，周围的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电视剧里新闻里出现过的那些严肃的场景和强制人带头巾的不友善行为，我都没有看到，我的朋友18年来旅行时，一天出门，她完全就忘记了要带头巾。一个老妇人跑过来，用很关切的态度指指她的头，又做了做手被铐住的动作。不用语言她也懂了：“要带上头巾，不然道德警察会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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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我和员员漫步了那座城市的许多地方，我们走到了图书市场，一天似乎正是读书节，于是图书市场里十分热闹，全套的哈利波特，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有许多的英文书籍，并不是我曾经以为的，一个完全封闭排外的世界。

由于被制裁，各种国际品牌都无法进入伊朗，但有长得很像肯德基的炸鸡店，长得很像必胜客的必胜帽，没有星巴克但星巴克的标志无所不在，没有汉堡王，但也有汉堡士。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比那些连锁店好吃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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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买票看了一场伊朗的话剧。有男演员也有女演员，大家都是开朗活泼的年轻的人。每个人都尽力地表演，让我感觉和在北京过看的话剧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应该是手拉手旋转跳舞的时候，男女演员的手高高举在空中，却保持距离，不会碰到彼此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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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的伊朗有种莫名其妙的矛盾，所有被反对的东西，似乎都有它的仿冒品，大家上街都要穿严严实实的衣服。但路边的服装店，放在展示柜里的，都是深v领，闪耀的亮片小短裙。这样的展示柜一个接一个，一整条街都在德黑兰的夜色中闪烁。

“他们在什么地方穿这个？”

“家庭的聚会吧。”

噢，所以，死气沉沉的外表下，依旧是欢愉的灵魂。

有些矛盾，就像当初用来撬起我们内部团结的东西一样，被西方的媒体无限扩大，比起带头巾和不带头巾，一个心智还未成熟的小孩被告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可以做手术，然后终生服药，更令我觉得不寒而栗。

当然，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真正选择的权利，自由本真的天性不应该被压抑，可别人的文化，别人的信仰，不是旁人有资格去干涉的东西。还不都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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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旅行的一个月，我享受着他们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景，人们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沙漠喷泉中铺开野餐的桌布，热情地向我们挥手让我们加入他们，那场景叫我眼眶湿润，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爬上乐山大佛的脚背上野餐。偶然看到一个外国人，大家都觉得好稀奇。80年代的中国，很像现在的伊朗。

同时我感觉一种不寒而栗，如果中国不曾坚定地走出自己的道路，我们的处境又会如何。曾经有过的那些动荡，会像一道微小的口子逐渐撕裂人们的认知。八零后的我，也曾经接收过许多错误的信息，对西方世界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

我们和好几位伊朗的老者聊过天。他们很像学校里儒雅的老教授，彬彬有礼，但是眼底深处总有一层悲伤。我想，中国人其实很懂那种悲伤，在某个灰暗的时代里，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却无力改变什么。

我们的父辈们团结起来走出了一条光明的路。他们却还摇摇晃晃地，在宗教，世俗，人民，世界中寻找着平衡。

我希望这世界最后善良和正义赢，那些自私恶毒狭隘的野心，无耻的谎言最后每个人都看清。

这世界会好吗，不知道啊。

那就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吧。吾辈自强，每一天的平静，都值得被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