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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一条报道了建筑师赵扬
在大理建成的第一个作品——
有9个院子的“竹庵”。
2025年，他的新工作室和新家落成，
隐匿在洱海边一个寻常的白族村落里。
大理湾桥，赵扬的家
赵扬是80后，重庆人，
清华建筑系本硕毕业7年，
又在30岁的年纪前往哈佛攻读建筑学硕士。
2012年，他一回国，
直接跑到了大理，
当时中国还没有乡建的概念，
赵扬一头扎进乡村，一待13年。
香格里拉，先锋书店
喜洲古镇，竹庵
普洱 李宅
从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
到香格里拉先锋书店，
“在地”，是他最不可磨灭的标签。
13年里，赵扬也曾经历信念的动摇，
“这是作为建筑师最困难的困难”，
当他真的长到了本土的社会里边去，
他发现，中国乡建浪潮下，
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
还是过于肤浅，过于着急，
乡村成了一个背景，
来烘托所谓的“作品”。
徐沪生与赵扬 两人在院中对谈
6月，一条创始人徐沪生前往大理探访赵扬，
两人进行了一次深谈。
编辑：夏 尔
责编：陈子文
以下为赵扬的自述：
苍山脚下的村子，民居都是坐西朝东的，因为它要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我这个院子在村子里，旁边邻居房子离得太近，正好南面比较疏朗，所以就转了一下，变成坐北朝南。
这里原本是我给本地人小黑一家设计的宅子，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是我的工作室和居所。从2020年开始设计，到今年我们搬进来，5年过去了。
掩映在村落之中的新宅
它是现代的，但是放在这么一座白族的村子里，一点也不突兀。
我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就围绕着院子发生。两进院子，从前院到后院。前院呢有点像一个过渡，转过来就到一个廊下，算是登堂入室了。
回廊，是这座宅子设计的核心思路之一
从中间的廊道开始往两边分流：西侧是工作区，东侧是生活区，核心还是院子。
院落这个事情，在传统的白族村子，包括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宅基地之间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只能内向。我们一旦外向，就要对外大量开窗，好像你在窥探人家的生活一样。
庭院中种着乌桕树、清香木与梅树
两只猫南迦与巴瓦，好几次在边上“临渊羡鱼”，好在从未得逞
工作区是安排在一个统一的木结构屋顶下面，有5个高差，它有一种画廊的感觉，大概七八个同事每天过来上班的。
正好白族的传统木结构，屋顶上有一条条的椽子，就在构造上做了一点研究，把它变成了带状的窗，拉通整个空间的天光。
赵扬的工作室，天光从屋顶透下
竖窗、田野与苍山
最上面那层西北角榻榻米的位置，我开了一个高一点的窗户，正好可以透过邻居家的屋顶，看到北侧的田野，看到背后苍山的莲花峰。
其实村子本来很普通，一个竖向的窄窗，就能把一些很有趣的景色抓进来。
在自己的小工作室中画图
西边这个位置，在以前就是白族的正房，坐西朝东面对院子的，现在是我自己画图的地方。
再转过来坐北朝南的空间就是起居室。窗户朝南，但因为太阳高度角的原因，夏天其实南边的光线进入的很少，特别阴凉。冬天，起居室朝南的窗户阳光特别好，又有一个壁炉在，特别暖。
赵扬在起居室
徐沪生在餐厅，餐厅与起居室隔庭院相望
起居室隔着庭院和水池，对面就是餐厅，它们在东边由厨房串接起来。
这样，在大理的雨季，我们是可以不被淋雨，就能够走到这个房子任何一个地方。
我平时差不多9:30吃完早饭，看见同事们陆续就过来了——他们住在古城，或者湾桥旁边的村子。然后就开始处理一点工作，大家开个会，有时候做点设计。
在这，就算你待在工作室，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因为我是对着院子，我发呆也好，甚至对着院子打个电话，它就是一种生活。
餐厅与家具
屋子里基本所有的家具，都是我从以前的老房子搬来的。我之前在古城旁边的一个小区里，我住西侧的一套公寓，工作室在东侧。在工作室的氛围就太“工作室”了，好像我不工作的话，在那就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儿，我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就像在家里一样。这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个状态。
房子之外，便是白族村落的点滴
我很仔细地去处理这里每一个角落的空间关系，其实是希望这个空间，本身有点像一个建筑的教材一样。希望年轻的同事们在这里边耳濡目染，慢慢就能够理解。
走上三楼，在房子的制高点，看到整个苍山脚下就是白族的村子，你能感觉到这个房子跟村落融合在一起。
我们即使是用传统的方式，仍然可以做当代的空间。
以下为徐沪生与赵扬的对谈精选：
徐：其实大家还是蛮好奇的，当时你从哈佛直接到这里是什么契机？
赵：当时有个朋友，和我说要去大理盖个房子，我说，我跟你去看看。2011年的大理，气象还是挺向上的，来大理的这些新移民，他要创造生活，他不是说我就来躺平。
徐：都是有点像梁漱溟当年的那种心态的。
赵：不是说我过来我盖一个房子漂漂亮亮，我自己躲在里边。大家是觉得我要融入整个地方，这个场域里面有很大的营养，而我也感受到这种营养。
我从小号称是在古镇长大，重庆的一个叫磁器口的地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路他是研究乡村，带着我全国乡村尤其是浙江到处跑，其实培养了这种感情。
徐：读哈佛跟这个有关系吗？
赵：我是在哈佛获得一种视野，你会看见什么东西，真的有长远价值。对于整个文明来讲，我觉得乡村是有意义的。中国的城市问题有点过于复杂，可能不是我作为一个个体能够一下子去解决。乡村那个时候还是没太多人去探索。
赵扬与导师妹岛和世
徐：初到大理，如何融入？
赵：我12年夏天来大理，我刚到大理其实很不顺的，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真的了解中国乡土。
转变发生在2012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劳力士的一个艺术导师计划，马上就被妹岛和世认可了。我记得13年我接受的采访，那叫一个密集，中文的英文的，其实是帮到了我在大理的起步。
14年的时候，既下山的创始人来找我做第一个古城既下山，我获得了第一阶段的几个能够落地的项目，慢慢就走上了正轨。
大理古城，既下山
梅里，既下山
徐：因为我是农村的，好不容易考了大学。所以人就很奇怪，我们从小在乡村的，对乡村反而没有太多的迷恋。
赵：其实我来大理，我不知道我在做乡建，后来过了几年才有乡建这个词。乡建其实是城里人关注更多，真正的乡村的人，他们一直在这样过日子。突然“你们”对“我们”感兴趣了——对他们来说是这种感觉。
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还是过于肤浅，过于着急，乡村成了一个他做的事情的一个背景，来烘托他的所谓作品。
香格里拉，先锋书店 摄影：王策
徐：城里的知识分子，他对异质文化，他既缺乏了解，又缺乏尊重，又缺乏耐心。他以为乡下是一个乌托邦，其实乡下盘根错节比城里还要厉害。
赵：城里人观念里面的乡建，你要说什么叫成功，我开民宿赚到钱了，我成功，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跟本地的“乡”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我看到喜洲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现在像城北村，喜洲边上面对田野那一片，盖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网红建筑，很突兀，但它太赚钱了，这种成功带来的就是对于本地的一种破坏。
我觉得建筑跟人一样，你得有教养，你到一个地方，你如何Behave（表现得体），如果显得自己特别自以为是，不知道旁边在发生什么，那就太没文化了。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要和而不同，你首先要和，我觉得东西方皆为此理。
我待了这么多年，我就站在苍山脚下，一眼望去，还是灰瓦屋顶跟苍山匹配。你想让整个地区几十万白族村落的人，都跟你玩现代主义？这不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亲切感。
赵扬的家，隐藏在村落之中
徐：回过头来聊聊这座房子，你说这里其实并不是你给自己设计的。
赵：2019年以前，没有过大理本地人作为我们的甲方，没错，之前其实都是新大理人。
这个宅子的甲方是本地人，姓黑，这是下湾桥村这座村子的大姓，我们都叫他小黑，他爹就住在旁边，我们叫老黑，他有个哥哥叫大黑。
徐：我特别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审美背景、知识背景？
赵：小黑在这长大，大学考到了内蒙古，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云南。这块地就是他的父亲分给他的。小黑找我盖房子时，他已经研究了我的网站，他对我每个作品都如数家珍。
苍山与洱海之间，遍布着白族村落
当他想要回到这块地盖房子，他的想法就已经和老一辈不一样了——大理这些白族村子，远看是漂亮的，很统一，但你真正走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可能房间做得很大，流线不合理，设计的比例也不协调。
因为从真正传统的乡土民居，到现在村子的宅基地新房，这个发展进程没有任何过渡，就像是在断裂之后，哗地一下突然出现。没有思考，没有文化的准备，当然也没有设计师的准备。
小黑委托我做了这个设计，我才真正开始触摸大理。所以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在大理？可能就是从那个点开始，我真正跟这个社区、跟大理发生了关系。
如果我们稍微乐观一点，往后其实就是乡村本地人、大理人要发力了。
博物馆，就坐落在古城中心的五华楼之侧
徐：所以你是很享受这种在地性？
赵：我蛮享受的，有一种你可以跟它贴身肉搏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在大理古城做一个博物馆，有了这个房子的经验，我知道如何把一个当代的空间，和一个传统的结合起来。我们去汇报，白族建筑专家完了就会握着我的手说：“你其实为古城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
我觉得这就够了，没有人比他给的这个认可更重要。
赵扬在云南
徐：2012年到现在13年，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之前那个时代，我们建筑师群体，还是有很多人是对建筑有宗教情结。这个过程本身就要吃很多苦头，其实也有心理准备。具体的困难就太多了，项目都要黄了，看不见一个比较稳定的商业途径，但是这些东西就一点点摸出来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反倒是出现在疫情前后，我发现好像时代的方向和我的预期不太一样。最困难的困难，我觉得对建筑师来说，你的信念动摇了。
在赵扬看来，做建筑是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
徐：蛮群体性的。
赵：对，信念动摇挺特别艰难，对我来说具体的困难都不难。
徐：你觉得这个信念现在是修复了，还是说？
赵：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它一直是一个向上的曲线，你不觉得社会它可能有时候会以退为进，走两步退一步。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稍微有一点历史的视野来看整个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面对的这种处境非常正常。
我倒挺感激这段彷徨的时间，这个过程也把自己身上的一些思想上的泡沫给滤掉。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在大理待这些年，读了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绝对不是之前清华也好、哈佛也好，可以教给我的。
喜洲古镇，竹庵
大理，葭蓬村驿站
徐：最核心的收获是什么？
赵：是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就能清醒地看一个一个的情境，这些情境背后它的各种因果关系。
你得真的有耐心，慢慢你会去体谅当地人，甚至体谅当地的政府。你能理解背后的原因，你就会有同情，有了这份同情，你才有可能在现实基础上稍微做一点事情。
有几年好像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些更大的房子，更大的事情，外面有一些机会，你觉得你作为建筑师好像得当仁不让地去干这些事情。
但是后来疫情来了，好像世界变了，反倒是在这，我可以有进退，我在云南我永远有事情做。
徐：因为我是哲学系的，包括你像中文系、历史系，你中文系火的时候，你招了大批的人，其实有些是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中文系就业不好了，他就不来报了。像建筑系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一点。很多人没有认真地沉浸在建筑的艺术里面。
赵：那天碰见（刘）家琨老师，他是说“你不能说因为现在生意稍微不好做一点，你就否定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变化，在未来，技术性的层面越来越会被取代。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存在，还有哪一部分是有价值的？我们传统的教育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传统的建筑的教育，它都是在应对上个时代的市场，就是巨大的建设量来准备的，它的价值一下子就崩塌掉了。
建筑学的“痛苦期”，却也是重建的开始
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要重建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痛苦期。还是会有些人要学建筑，慢慢地也会有一些更靠谱的学校找到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教育的方法。
好像我们这一代建筑师，都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我实在是觉得如果你不坚守这个阵地的话，建筑学也没有什么阵地了。
其实现代主义所有的技术、设计手段，这些都已经研究到位了，这个时候反过来其实应该把这个事情松下来，去关照真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尺度、什么样的村子、什么样的城市，现在反过来应该是解构建筑学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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