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北碚老城街头，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街道名，辽宁路、吉宁路、黑龙江路、北京路……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是，北碚的街名就如同一个个密码，历经几次更改，这些名字背后，都有着厚重悲壮的历史，凝聚着浓浓的爱国之情。
小城的嬗变与新生
北碚曾是嘉陵江畔的一处弹丸之地。城区最早仅有300来户居民，人口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人们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岗上与坝下两部分，岗上即从马鞍山山顶（现在的电视发射塔处）顺山而下，到达会龙溪畔（现在的解放路口）；坝下即建在会龙溪右侧、嘉陵江畔一片凸地上的几条狭窄街道。
当时北碚的街名，都带着“所见即所得”的随性，比如靠近关帝庙、王爷庙的街道就叫关庙街、王爷庙街；比如街旁有株南木树和一口水井，居民们就管它叫南木井街；比如街角设有九口大尿缸子的街道，人们索性就称其为九口缸街。
街名的不讲究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至少在卢作孚看来是这样的。1927年，当卢作孚出任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一职时，所见到的北碚就是“非常污秽残破混乱的景象”。
主街道狭窄不堪，街中心一条臭水阳沟蜿蜒辗转，过街凉亭和民居屋檐形成一道道屏障，阻隔了阳光，阳沟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让这位初来乍到的局长不由得皱紧眉头。
不久后，卢作孚带领着峡防局的年轻人，主动跳进街心的臭水沟清淤泥，不少人围拢过来看闹热，有的人也加入进来，帮忙清污。不多时，久未疏泄的臭水沟重见天日，若干年未经清扫的街道焕然一新。
到1928年，峡防局又召集居民开会，商讨修整街道。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峡防局开始逐步拆除街心凉亭，填平街心阳沟，改为阴沟，拆除当街的宫庙、大尿缸，在如今的北碚体育场一带修了北碚第一个大公厕。
与此同时，曾经那些毫无文采甚至粗俗的街名也被更改为符合城市新貌的名字，北新街改为缙云路，正街改为文华路，南木井路改为金刚路，新码头下街改为人和路，岔门路改为华蓥路，关庙街改为金佛路，肉市街改为均合路……随着街名的更改，这座城市的风貌也得以提升。
街道更名，见证血色历史
以城市名称作为街道名，这不是稀罕事，但没有哪个城市和北碚一样，每条街道的更名都与一座城市的沦陷有关。
卢作孚是最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实施的。
“九·一八”事变后，北碚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极为愤恨。北碚当局立马决定，把原来的清合路改为辽宁路，西山路改为吉林路，歇马路改为黑龙江路，白云路改为热河路，学园路改为大连路，以铭记日寇的侵略罪行。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陷入悲痛的人们把东山路更名为卢沟桥路。
1939年8月24日，卢子英亲自签署行文决定“以各沦陷区的地名，改订旧街路名”，并在《嘉陵江日报》进行公布。
随着战争的发展，一个又一个城市在沦陷。北平沦陷后，文华路即改为北平路；日寇占领天津后，人和路就成了天津路；上海失守，金佛路就被改为上海路；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均合路成了南京路；再后来，和睦路改为广州路，黄山路改为庐山路……
当时北碚的街道，改为沦陷区省、市名称的就有15条。这些道路名称大部分都保留至今，成为北碚最别致的风景。
除了以城市命名的那些街道，当时的北碚还有7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除了中山路、林森路（今为解放路）、中正路（今为朝阳路），还有4条街道被命名为蔡锷路、梁任公路、王铭章路和郝梦麟路，均位于如今的天生新村的范围，分别是纪念蔡锷、梁启超，以及两位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和郝梦麟。
近年来，由于媒体的广泛关注，林语堂、老舍先生等名人居住过的蔡锷路再度回归大众的视野，而另外三条路几乎不被人知，也无法考证具体的位置，成了永久的谜团。
解放后至今，北碚老城区的道路格局并未有太大更改，抗战时期所取的那些街道名大多也未改变。这是北碚特有的城市记忆，提醒每一个北碚人勿忘那段历史。
近年来，北碚还开展了系列城市更新行动，修缮嘉陵相馆、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嘉陵江日报编辑部等旧址，整合打造周边的卢作孚纪念馆、西部科学院旧址等资源，让饱经沧桑的老街区焕发新光彩，让城市在新旧更替中实现融洽“共生”。
记者 卫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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